实况报道

林心惠　limxh@sph.com.sg

林厝港多家农场的租约将在后年底到期，随着政府公布新农业用地招标信息，农场的未来再次引起关注。

在土地有限却希望取得一定程度粮食自给自足的新加坡，本地仅存的农场正面对一场独特且艰巨的挑战。

夏氏牧羊场数年前产量达到高峰时，每天平均可生产约2000公升羊奶，而这还不足以应付市场需求。然而，农场并没有因此而引进更多乳羊，随着老羊淘汰，牧羊场产量如今已减少一半。

牧羊场第三代接班人夏诗杰（38岁）说，他们原本已在国外物色新乳羊，但后来听说农场租约不会被更新，因此暂停投资和乳羊繁殖工作，逐渐减少乳羊数量。

“一头乳羊可以用上8到10年，但租约后年到期，我们未来会不会有农场都还是未知数，所以不敢投入更多资源。”

在林厝港1巷经营伊甸菜园的许帼纹（30岁）也指出，由于菜园得搬迁，目前主要是进行技术实验，若成功标得新地皮才会投入大量生产。

政府在2014年宣布收回林厝港62个农场土地，作为军事用途。这两个农场与多家农场租约都在后年底到期，由于中长期发展仍是个未知数，多家农场近年来选择保守经营，也不敢注资引进新科技和器材，产量因此减少。

农粮兽医局日前宣布从今年8月起陆续拨出36块新农业用地供业者竞标，对业者而言这无疑是个好消息，终于能够着手策划2019年以后的发展计划。

生产力与创新是竞标考虑因素

新地皮的竞标书评估标准包括生产力与创新，这意味着以传统方式生产的业者可能被淘汰。届时，在为数不多的农场中，预料大多将采用垂直耕种或养殖等高科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有的林厝港农场面貌。

这个20多年来的首个农业用地招标，让多家农场来到抉择的十字路口。有些农场，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包括夏氏牧羊场、水产养殖业者Apollo和伊甸菜园等已做好竞标准备，要在新地皮上大展拳脚。

夏诗杰说，即使标得新农场，土地面积将是现有2公顷牧羊场的一半，他和父亲夏净龙（63岁）因此必须重新设计牧羊场，支付20年租约、搬迁、重新兴建农场和安装器材。这一切对资金有限的家族生意造成不少压力。

他说：“土地招标的信息出炉了，我们看到一点曙光，但距离隧道尽头还很远。”

有的业者则考虑结合力量，一同竞标土地。在探讨以合作模式经营的屹立蔬菜贸易董事经理卓亚池（53岁）说，本地农作业者大多是零散的个体户，“一脚踢”负责所有业务很有挑战性，但要找到理念相同的合作伙伴并不容易。

相信土耕也能生产大量蔬菜的卓亚池近年来改用温室，减低恶劣天气对蔬菜产量的影响，未来也打算继续采用土耕法。

“我们已经看了8月提供招标的那块地，土质并不符合要求，所以不打算参与第一轮招标，但我们会留意接下来提供的土地。”

一些业者决定放弃农业生产

艰难的经营环境已令一些业者决定放弃农业生产。本地三个鸡蛋农场之一的安安农场负责人马琼就（50岁）坦言，在衡量各方面的利弊之后，他不打算在租约到期后继续经营。

他指出，农业风险高又没保障，一旦出问题可能一夜成空。此外，本地生产的鸡蛋虽然品质监管严格，但进口鸡蛋数量多且便宜，因此本地鸡蛋已出现滞销情况，令他蒙受亏损。

“我不可能再投入资源，基本上做到明年就不做了，准备从生产鸡蛋逐渐转型成为批发进口鸡蛋。”

据了解，一些菜园业者也计划打退堂鼓。对此，克兰芝田园协会会长翁琢深（43岁）认为，若大批对农业有热忱、有丰富农耕经验的农夫就此离去非常可惜，我国农业技术与文化传承将出现严重缺口。

我国目前有358个农场，包括212个粮食农场，以及146个胡姬花圃和观赏鱼养殖场等非粮食生产农场，总占地少于我国土地的1％。由于新加坡超过九成粮食从国外进口，政府为加强粮食保障，近年来大力推动农场提高生产力，并通过农业生产力基金，为引进高科技农业系统的业者提供津贴。

业者认为欠缺整体长期规划

不过，令不少业者感到困惑的是，粮食生产既然上升至国家安全的水平，但营运模式却是纯商业考量，此次农场拆迁和重新兴建都无政府援助。

纯粹从商业角度来看，农业生产风险高、资本支出庞大、但土地租约只有20年，农业也无整体长期规划，对商人来说不具吸引力。

联华行鹌鹑蛋农场何惠宾（51岁）说：“我们有武装部队的原因就是为了保卫国家，以防万一，发展本地农场也等于为自己买保险，国外出事时我们短时间内不至于饿死，但很多时候我们只能依赖自己去解决问题。”

他也指出，政府批准从马来西亚进口大量鸡蛋和鹌鹑蛋，加上消费者偏向购买便宜农产品，本地农场响应号召增加生产，反而造成滞销亏损。本地一家鸡蛋农场不久前在超市推出“买二送一”促销，就反映了鸡蛋市场的激烈竞争。

何惠宾透露，他的农场过去每天可生产3万1000多个鹌鹑蛋，但约两个月前，马来西亚鹌鹑蛋进入我国市场，导致他的大量鹌鹑蛋无法卖出，最终须以极端手段来降低亏损。

农粮局鼓励国人

支持本地农产品

“我们杀了1万多只鹌鹑，卖掉鹌鹑肉，减少产蛋的鹌鹑。这样产量减少到每天约1万9000多个，消耗的饲料也比较少，才能降低成本。”

鼓励国人支持本地农产品，因此也是帮助农场延续下去的关键要素。农粮局约两年前推出红白相间的“支持本地农产品”标签，让业者印在包装上。由王雷等艺人演出的推广本地农产品广告，近来也频频出现在社交媒体上，以提高消费者对本地农产品的意识。

农粮局今年1月也成立由农业和高等学府代表组成的农业咨询委员会，共同探讨本地农业发展策略。

翁琢深认为，政府提供了多方面援助，但粮食政策要取得成功的关键要素是将农业视为正式产业，这才能推动政府部门与农业业者进行长期规划，以及减少银行借贷上的阻碍。

他进一步指出，本地农场除了生产粮食，也扮演教育年轻国人的角色，让他们不至于五谷不分，以及提供让国人体验田园生活的休闲去处。

“这不是纯商业的食品生产，而是涉及很多人的情感与生计……最根本的是我们必须让农夫觉得有必要为新加坡生产粮食，并且为此感到自豪。如果接下来一切都从经济效益出发，我们干脆搞粮食批发和贸易好了，何必自讨苦吃当农夫？”

出外养殖运回消费

农场业者到国外设立农场，并将生产的粮食运回新加坡，是一个既能突破新加坡土地局限，又能提高粮食产量的方法。政府近来开始鼓励本地农场到国外发展，不过至今走出国门的农场并不多。

水产养殖业者Apollo今年2月进军文莱，设立当地首个高科技垂直养鱼场。养殖场占地12公顷，完全投入运作后，每年将生产约5000吨观赏与食用鱼，无论是土地面积或产量，这种规模都远胜任何新加坡农场。政府拨出的新农业用地面积介于1公顷到2.3公顷之间，而我国去年食用鱼总产量只有4851吨。

海外创业几经波折

集团总裁黄伟杰（44岁）说，虽然文莱地广，但他仍坚持使用垂直养殖技术，而非传统奎笼或挖塘养殖。“封闭式养殖的好处在于我们可以控制水质和氧气等鱼的生活条件，不至于靠天吃饭，而且安装测量系统后，我能远程监督重要指标，一旦出现问题可以马上通知当地员工。”

不过出国创业也存在他始料不及的问题。动土仪式结束两周后，正在测试器材的养鱼场电流供应发生故障，当地政府修复工作缓慢，令黄伟杰意识到不能只依赖当地政府供电。

他因此计划将四到六台发电机运至文莱，作为日后电流故障时的后备供应。此外，由于目前正等待文莱当局修好可承受大型货车重量的桥梁，将鱼苗运往文莱养殖的计划也因此延迟两个月至下个月。

总共3万条孔雀鱼和1万条龙虎斑目前养在黄伟杰的林厝港鱼场内。运往文莱时，鱼儿体积已较大，预料到时运费会比原来预计的高出不少，但原定12月将龙虎斑运返供应本地市场的计划保持不变。

虽然投资过程几经波折，但黄伟杰坚信到国外发展是正确决定。

“在新加坡要拿这么大的地皮做养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在新加坡提取海水等原材料也比较困难，文莱就容易多了。本地农场若打算扩大业务，也明白在新加坡无法做到这一点，就应该考虑到国外去。”

除了Apollo，将自家研发的垂直蔬菜种植技术出口至中国海南的天鲜是另一例子。为鼓励更多本地农场采用高科技和到国外发展，农粮局不定期举办前往中国和日本的考察团。

夏净龙与夏诗杰2月到文莱进行考察，并在咨询黄伟杰后，有意到文莱设立牧羊场。夏诗杰坦言，虽然已找到当地合作伙伴，也解决物流问题，但在拿到新农场地皮前，海外发展的计划暂时搁置。

农场业者必须转型的挑战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已出现，但也有人在失去农场后，反而在海外开创一片广阔的天地。国际元立集团创办人陈逢坤家族原本经营养猪场，上世纪80年代新加坡禁止养猪后开始转型，先是开设百美连锁超市，并重新在中国设立农场。

集团如今在上海附近的崇明岛经营占地50公顷的养猪场和菜园，也设立国际学校和餐厅等，并于去年于劳明达一带设立集餐厅、超市和活动场所于一处的“泖生活馆”（Mahota Commune），售卖他们在崇明岛上种植的蔬果。

陈逢坤的儿子、泖生活馆创办人陈永绍（36岁）说：“如果在新加坡能从事耕种，我们当然希望留在这里，因为我们也在本地售卖。但既然不能，我们就到别的地方种，然后为市场效应和品牌定位，进口到新加坡，毕竟这里还是有需求的。作为一家新加坡公司，这么做也能响应农粮局粮食安全的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