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珠教授昨天出席“新加坡意想不到的后果”论坛时指出，要应对施政和科技变化过程中意料之外的结果，保持灵敏、与更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交流，以及吸纳持反对意见的人加入领导团队，是关键要素。

林心惠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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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须保持灵敏，察觉问题时及时承认和纠正，领导团队也应接受持不同看法的人，才能更有效地做好准备，应对施政和科技变化过程中意料之外的结果。

外交部巡回大使、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李光耀创新型城市中心主席陈庆珠教授昨天出席新加坡管理大学行为科学研究院举办的“新加坡意想不到的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in Singapore）论坛时指出，随着科技迅速改变国际局势，新加坡须调整思维，应对意料之外的问题。

她说，新加坡多年来取得卓越成就，但在实行医疗和移民等政策过程中，有时也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医疗方面的保健储蓄为例，这个措施成功帮助国人承担住院费，但部分国人却滥用措施，延长住院时间，反而造成床位供不应求的问题。

陈庆珠指出，新加坡至今遭遇最严峻的“意外”是1965年新马分家，虽然政策上一些出乎意料的后果论严重性难以与新马分家比肩，但科技迅速改变意味着国人须思考如何更有效地为无法预知的未来做好准备。

她说：“新加坡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地位可能因科技变化受到威胁，我们怎么为此做好准备？人们以前去美国，都会在夏威夷的檀香山转机，但出现长程客机后，人们都绕过檀香山……邻国未来也可能成为有实力的竞争者，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在她看来，保持灵敏、与更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交流，以及吸纳持反对意见的人加入领导团队，是应对意外的关键要素。

“在各机构，尤其是政府，我们需要针对政策展开更激烈的内部讨论。不同背景的人能帮助你思考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领导团队里也需要会唱反调的人，他们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问题。”

马凯硕：

从政治制度开始改变

参与这场讨论的还包括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海峡时报》特别任务总编辑韩福光和新大行为科学研究院院长陈振中教授。

当主持座谈会的巡回大使许通美教授抛出“最希望看到哪种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的问题时，马凯硕指出，国人须勇于提问和挑战现状，改变大型活动问答环节气氛冷清的问题。

马凯硕指出，我国过去确实曾有一段时间弥漫着“畏惧的文化”，但这早已是过去式。在他看来，改变应从我国政治制度做起。

“政治制度应允许人们提出更多问题，这将使人民更有信心。庆珠、通美和我就曾受益于能和第一代领导人交流的经验。我们有时会受邀到总统府跟（建国总理）李光耀吃饭。他总是聆听我们，总是等待我们提出新问题。你会因此受到鼓舞，敢于提问和挑战。”

对此，陈庆珠也指出，若从政治体制先做出改变，能有效发出正确信号。但与此同时，人民也必须改变依赖政府排忧解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