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玛丽布林顿认为，生育率问题的关键因素在于工作和社会对两性育儿角色的观念。她多次指出，新加坡员工工作时间长，不利于成家。

林心惠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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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环境和社会对育儿责任的观念，将影响年轻夫妻生育孩子的决定。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玛丽布林顿认为，新加坡属于“亲工作保守型”社会，女性工作的当儿，也必须承担比丈夫还要沉重的育儿责任，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她们难以兼顾家庭与事业。

玛丽布林顿（Mary Brinton）昨天同协助管理人口及人才署的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杨莉明出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办的一场讲座，探讨提高生育率的方法。

研究美国、日本、韩国和瑞典等国家人口政策的布林顿，向现场约250名公众说明研究成果时指出，许多低生育率国家的年轻人其实希望成家生子，因此“个人主义价值观盛行”的说法无法解释低生育率问题，关键因素在于工作和社会对两性角色的观念。

她大致上从这个角度划分出四种社会类型：“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社会；亲工作保守型；如美国社会般的灵活平等主义社会；以及北欧国家奉行的“全面平等”社会，即父母双方同时工作，也公平分担育儿责任，更能有效提高生育率。

布林顿研究的国家中并不包括新加坡，但在她看来，新加坡较普遍的现象是亲工作保守型，唯有在劳动市场和家中改变传统观念，减轻女性育儿负担，才能鼓励人们多生育。

她多次指出，新加坡员工工作时间长，不利于成家。职业妇女难以兼顾家庭与事业，男性长时间工作回家也难以分担家务和育儿责任，最后反而巩固“性别分工”的模式。

杨莉明：渐渐调整政策

以避免出现反弹

她说：“我们可以缩短工作时间，在评估员工时更注重生产力，而不是根据他们‘露脸’的时间有多长。”

杨莉明在讲座中则指出，新加坡在职场上打造亲家庭环境已取得显著进展，但她呼吁循序渐进调整政策，以避免出现反弹。

杨莉明说：“若我们规定的育儿假超越社会和企业所能接受的程度，从企业角度来看，他们会倾向于不聘请这类型员工，因为他们更有可能利用这些福利。我们得推动国人改变行为，与此同时也必须谨慎，不能超越雇主和同事们所能支持的程度。”

她也指出，在提供灵活工作安排上，雇主应确保福利惠及越多雇员越好，而不是仅限于拥有某年龄层孩子的少数员工。

“若只有某个群体的少数员工获益，灵活工作安排将难以持续，因为（员工间）会产生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