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拉惹●专访

四天前卸任的第八任总检察长维克拉惹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畅谈当年接管总检察署时遇到的挑战，以及如何引领法律人员接受不断进化的制度。

总检察署推行法律人员记录案件处理的时间时，内部有什么反应？这样的要求不仅招致阻力，也引起反弹，连其他部门的公务员受邀调到检控部门时，都视之为苦差。

四天前卸任的第八任总检察长维克拉惹（60岁）日前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畅谈两年半前接管总检察署时遇到的挑战，以及如何引领法律人员接受不断进化的制度。

刚走马上任时，维克拉惹赫然发现工作流程没有与时并进，科技系统也比私人业界落后至少10年，副总检察长“陈祥泰还告诉我，这里30年来都没什么改变”。

当年总检察署没有竞争

没有改变的压力

维克拉惹强调这不是在批评任何人，并推测工作流程和科技系统过去或许不是总检察署的重点。

维克拉惹上任前说服时任高庭法官陈祥泰，回去总检察署助他一臂之力。陈祥泰1980年代在该署任职，对那里的历史背景有一定了解。过后，他掌管初庭（现称国家法院），推动改革包括成立数据组。维克拉惹希望制订改革时，能借鉴陈祥泰的丰富经验。

曾管理本地四大律师事务所之一立杰律师事务所的维克拉惹坦言，总检察署没有竞争，检控不受政府左右，所以没有改变的压力。

规定政府律师和主控官

记录处理案子时间

维克拉惹任公职13年来首次受访。他在2004年交出立杰事务所的管理棒子，加入高庭当司法委员，同年成为法官。2007年，他获擢升为最高法院上诉庭法官，2014年接任总检察长。

维克拉惹去年推行新制度，规定政府律师和主控官记录本身处理每件案子的时间。私人执业律师向来都有这样的做法，以便向客户计算收费。

不过，不少人劝维克拉惹打消这个想法。可是，他坚持公共服务的律师有必要交代所用的时间，管理层也因此能妥善分配人力资源，提高生产力。为了确保大家都接受，所有法律人员包括他自己都得遵守制度。一些同事起初难以接受改革，甚至有人认为维克拉惹把该署管理成立杰事务所。

过去两年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同事们如今都明白因该署的一些决定不可上诉和不透明，所以需要有严谨、公平及不断进化的新制度。

不过，当该署向其他公共机构要求人力时，因该署改革后工作时间更长、做法不同，许多人认为去检控部门是一件苦差。

另一项改革是主控官的汇报机制。过去，他们只向管理层报告可能引起媒体或民众注意的案件。可是，维克拉惹感兴趣的是会影响一般民众的案件，如偷窃和交通违例，以及该署求刑的立场。他曾任高庭法官，审理无数国家法院上诉，所以清楚何为恰如其分的刑罚。

要让公众明白

总检察署处事公道

于是，他指示所有完结的案子都得提呈概要报告，并亲自复检。若发现一些因按照案例而导致求刑过重的案子，他除了调整该署日后对刑罚的要求，也向一些被告的律师提议上诉，并表明该署不反对。

一名脚踏车骑士撞伤人而受到过重的刑罚，维克拉惹指示主控官代该名没律师的骑士上诉。他透露：“由总检察署提出上诉，让他们（主控官）大吃一惊。”

他说，该案能让公众明白，总检察署处事公道，并非旨在过度惩罚被告。这也是他要向检控部门灌输的思想。一些同事告诉他说，要是在10年前，这样的事不会在总检察署发生，因为这不符合那里的文化。

不过，主控官随即领悟到他们扮演的是正义大臣的角色，检控被告不是寻求胜诉而是伸张正义，要求的是公道的刑罚。

“我们在过去一年半里，完全改变许多范式，进而有必要重新培训以及打造新流程和加强监督。”

维克拉惹在任期间只推行了一半的计划。他说，短期内大刀阔斧的改变，会削弱同事的意志。然而，他深信该署现在的领导层是历来最强的，也有一支非常优秀和多年来默默耕耘的法律人员。

律师法官总检察长　每份工作他都享受

当过律师、法官、总检察长，完成法律界大满贯，维克拉惹最爱哪个？

他回答说他没有偏好，都非常享受这三份工作。例如：与前大法官陈锡强频密共事，有时两人对案件原先持不同看法，但最终总是观点一致，那段日子让他有成就感，在知识层面上有满足感。

每份工作，他最珍惜的是他有“出走资本”（walking capital）。

当律师时结识已故前国防部长侯永昌，维克拉惹铭记对方所提的“出走资本”，即无论身任何职，当你觉得是时候离开了，能在不受财务状况限制，或不觉得受人恩惠而被牵绊的情况下离开。

回顾当年，政府三顾茅庐，维克拉惹才当上总检察长。他坦言是个“不情愿的总检察长”（reluctant AG）。

他卸下总检察长一职前，也推了三个工作机会。

一是婉拒李显龙总理要他续任的邀请，二是推辞回去最高法院重披法官袍，三是收到海内外机构的工作机会也坚持在任期间不做他想。

维克拉惹在2007年受邀领导总检察署，他没接受。那年，他刚由高庭法官升为最高法院上诉庭法官，既享受他的工作，也希望能继续与他极为敬重的时任大法官陈锡强共事。

2013年，他又接到政府的邀请，他再度推辞。他认为，当时的总检察长应有更多时间完成任务。

“他们在2014年又问我，当时我当最高法院上诉庭法官已近七年。他们说我担任总检察长能起更大影响，以及总检察署的工作流程需要新的视点，我被说服了。”

虽然当初不情愿，但他一旦决定受命，就像他当法官一样，会尽心尽力执行公务。因为所任职位不但重要，而且若不竭尽所能可能会造成重大伤害。

政府三顾茅庐终于成功，但说服不了维克拉惹续任。最高法院在获知他要卸任后，也邀请他回去司法界，也同样被拒。

维克拉惹每五年至10年会重新评估未来人生的重心。他决定在耳顺之年卸下公职，掌握自主权，随时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强调无论他是律师、法官或总检察长，都是在独立情况下做决定，只是作为大机构的一分子肩负重任，不能随心所欲。

当立杰律师事务管理合伙人让维克拉惹感到极限受到最大挑战。

“我对事务所每个人的生计和身心健康都有责任。我得为事务所的经济、日常运作负责……管理事务所其实压力很大，比当法官或总检察长更大，人们并非完全明白。”

或考虑从事国际仲裁

如今60岁掀开人生新篇章，维克拉惹退而不休，或考虑从事国际仲裁。目前对未来动向还没确切计划，他打算用接下来半年时间广泛阅读、多见见人，想想他在哪方面可以继续在非公职岗位上为新加坡贡献。他不止一次强调，国民不必任公职也能为国家付出。

维克拉惹卸任前在本届新司法年开幕礼上致词时说：“我不会告别，因为我不会永远从法律界消失。所以，后会有期。”

印象最深案件

三死囚两人命运逆转

三名命悬一线的死囚坚持放弃上诉，但受到最高法院上诉庭阻止，其中两人最终在鬼门关外捡回性命。命运逆转的戏剧性发展，是维克拉惹从事法律30多年来，印象最深刻的一起案件。

2008年有一起撤销上诉的申请，三名死囚被高庭判共谋劫杀载着百万元手机的罗厘司机。三人通过律师撤销上诉。律师和死囚都清楚放弃上诉的后果就是等候行刑，而最高法院上诉庭其实不必详读该案。

维克拉惹忆述，他在上诉撤销前翻阅案情，注意到三死囚中只有一人攻击死者，且三人干案前没讨论杀人。

“我觉得不太对劲，我赶快找大法官陈锡强讨论，我们认为应仔细研究一下。”

大法官、维克拉惹和朱汉德法官要进一步了解案情，三死囚却坚持放弃上诉，甚至终止律师代表他们。三司改而委任律师为法庭之友，为死囚陈词。

上诉庭最终改判两人共谋打劫伤人，他们的死刑由各坐牢15年、鞭打15下取代。另一人则谋杀罪和死刑不变。该案也促使最高法院上诉庭重新诠释“共谋”的定义。

回顾任公职的经验，维克拉惹说：“我感激我有机会贡献，也带着满足感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