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况报道

谢燕燕　chiayy@sph.com.sg

同济医院明年庆祝成立150周年并将出版《同济医院150周年论文集》，

相关编委成员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从医院储藏室发掘出尘封近30年的原始材料及档案，

其中包括大约50件海峡殖民地时期地契，最早一份立约于1831年，

珍贵发现同时丰富了同济医院及新加坡史料。

为了整理百年史，本地老牌慈善机构同济医院从储藏室挖掘出存放近30年、几乎被遗忘的几箱原始文献和史料。国家文物局研究人员为这批旧文物列清单时，发现了大约50份源自海峡殖民地时期的旧地契，最早的年份可追溯到1831年，距离莱佛士开埠仅12年。

这50份罕见而珍贵的历史文物，包括海峡殖民地时期的原地契（Grant）、土地契约（Lease）、土地转让契约（Indenture）、授地书（Statutory Land Grant）等。经过分类与归纳整理后，发现这50份地契是属于同济医院战前八个地段的13栋房地产（注：一个房地产可能留下好几份与土地相关的契约，包括不同时期转让给不同业主的契约）。

地契记录着这些房地产的前世今生，包括房地产在不同时期的业主和转让年份等，这些资料对了解同济医院的发展史都很有帮助，更是研究早期土地契约的珍贵文物。

上述地契属于摩士街门牌33号、达士敦山门牌78号、桥南路门牌67号至77号、福建街上段（俗称长泰街）门牌41号、勿基街门牌154号和142号、敬昭街门牌13号、戏院街（也称哇燕街或华影街）门牌3号和7－8号等产业。

当中如摩士街、达士敦山和桥南路的房地产如今还在，但也有一些如福建街、勿基街和敬昭街的房地产，因受到城市发展的影响已遭拆除。部分房地产今天依然归属同济名下，不过也有些建筑虽然仍在但已不属于同济，例如目前已被列为国家古迹的旧同济医院。

退休报人杜南发主编

同济医院150周年论文集

事情的缘起是同济医院明年将庆祝成立150周年，董事会准备出版同济医院150周年论文集，并在2015年初邀请资深退休报人杜南发担任主编。

杜南发答应后网罗了一批学者和研究员着手寻找可供研究的原始材料，同济医院现任董事原以为经过搬迁，同济医院已没什么原始文献和档案留存下来。

杜南发于是请本地学者梁秉赋发动学生搜集和扫描所有与同济相关的旧报章史料，筹划设立资料库。

锲而不舍　吴庆辉找到尘封30年文献

另一方面，最初以个人身份参与编史工作的国家文物局高级研究员吴庆辉（56岁）认为，同济应该还存有旧史料，于是向同济图书馆负责人询问是否见过“旧得泛黄、纸质易碎，或者像线装书之类的旧书籍、旧账簿等旧东西”，终获知同济储藏室内“有几箱许久没人动过的旧东西”。

同济医院秘书长邱武烈说，“那几箱旧东西”过去被搬来搬去，后来被搁置在储藏室一角，大家都不曾打开来看。

当吴庆辉打开这些尘封已久的箱子时，发现里面收藏着各式各样的旧文物和旧档案资料，俨然是同济医院的“文史宝藏”。

国家文物局后来派吴庆辉协助同济医院为这批“重新亮相”的原始材料列清单，厘清内容。吴庆辉和助手花了一天时间，发现除了50份地契和地契业主列表（Schedule of Deeds）外，这批旧文物还包括昭南时期的保险单（屋业火险）、1930年会员大会记录、1930年至1935年会议记录、1930年至1945年的同济同人来函、英文来信、1933年至1934年信函底稿、募捐来函、医师函存、应征庶务、旧剪报，以及嘉宾题名录等。

嘉宾题名录中有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于1976年11月28日为同济医院新大厦主持落成典礼时，以华文书写自己的姓名；其他签名还包括时任同济医院主席黄桂南、董事张泗川、张梦生等人。

“那几箱旧东西”都是真迹原件

吴庆辉指出，同济的这批文档文献，很多都是真迹原件，因此不单单是史料，还是保存完好的历史文物。

同济医院曾于1987年庆祝120周年时，请当时的出版主任陈振亚网罗一批文史工作者研究同济的历史，还把研究成果出版成《历史专集》。陈振亚在题为《追寻史料、查证史实》的文章中，讲述他当时翻查了束之高阁十多年的一捆捆旧文件。

陈振亚在完成那一轮研究后，这批旧文物又再次打包封箱，被搁置在同济医院储藏室里，而且一搁便是30年。

邱武烈说，同济医院这一轮研究工作完成后，将把整批文献文物交给国家档案馆扫描存档归类，更好的整理和保存这批史料，也方便学者与公众日后翻阅与研究同济的历史。

英总督1892年授地书保存完好

杜南发第一次翻阅这批旧档案时，一眼便看到英国总督丝丝·金文泰·史密斯爵士（Sir Cecil Clementi Smith）签发于1892年11月14日的授地书（Statutory Land Grant），对这份重要文件保存完好欣喜不已。

授地书说明有关地段位于当时的甘榜马六甲，土地面积是8380平方英尺。地契上的四位信托人分别是颜永成（Gan Eng Seng）、梁炯堂（Leong Kheng Tong）、沈景胡（Sim Kheng Hoo）和饶子焕（Jew Chu Wan）。

盖上海峡殖民地朱红印的授地书，清楚说明同济医社是一个专门提供免费中医问诊与治疗服务的慈善机构。授地书的右上角有总督的签名。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被华社称为“金文泰”的总督，签名时却用了“史密斯”而非“金文泰”。

原来“史密斯”才是这位总督的姓氏。他在1878年来新担任辅政司（Colonial Secretary），1887年升任海峡殖民地总督，任期到1893年。这期间他摆平新加坡早期的私会党，又在1889年设立女皇奖学金。牛车水的“史密斯街”和金融区的“丝丝街”（Cecil Street）就是为了纪念他而以他的名字命名。

英殖民地政府在36年后又派来一位名叫丝丝·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的总督（任期从1929年至1934年）。这位姓“金文泰”的总督，是“史密斯”的侄儿，金文泰镇和金文泰路相信就是纪念这一位金文泰总督。

授地书并非赠地书

过去一些报道，包括同济医院早期刊物在记述同济医院的历史时，都把丝丝·金文泰·史密斯总督1892年颁布的授地令说成是总督赠地，其实这样的说法不够精准，与史实有出入。

根据同济医社董事在1892年呈给海峡殖民地总督的禀文（请愿信），1884年就已经在单边街31号为贫病者施医赠药的同济医社到了1891年时，全年的求医者已经达到3万9196人，迫切需要扩建。

禀文说，同济当时的领导层在1888年用筹募来的善款，在甘榜马六甲的戏院街买下两个地段，准备日后盖新楼以应付病黎增加、需求扩大的未来发展。

这两个地段分别是土地编码1334号和749号。第一个地段是在1852年2月12日批的，每年得纳税4元；第二个地段则批于1878年4月1日。两个地段都是99年限，换句话说，同济建好新医馆后，所剩使用年限已不多。

同济虽在1888年就买了地，却因尚未筹到所需经费而没马上建新医馆，董事们在1892年上禀金文泰·史密斯总督，是因为有“福潮善士，慨捐巨款，予以资助”，让同济能如愿以偿建新医馆。

决定花大钱盖新医馆，但剩余土地年限太短却不符合经济效益，同济董事会最终决定上禀三州府（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总督，希望英殖民地政府感念同济是施诊赠药的慈善组织，批准拟建新医馆的那两块土地“改作永远地契”，同时要求免税，或纳有名无实之税。

金文泰·史密斯总督收到禀文后不久，便答应了同济董事会的请求，但在授地书上注明，一旦同济不再从事或无法有效执行慈善事业，又或者有关地段所建屋宇失修，相关地段就须归还。

原本坐落戏院街（Wayang Street，已不复存在），建于1892年的同济医院是栋中国古典式四进宅院，红砖绿瓦，雕梁画栋，美轮美奂。这栋建筑今天虽还在，但已不属于同济医院。

同济医院迁址振瑞路

根据同济医院120周年《历史专辑》，同济医院在上世纪60年代筹划扩建设施时，本来打算在原址翻建10层楼大厦，但因与市区重建局的规划相抵触而不获批准。

1967年，同济医院和市区重建局达成一项协议：同济以每平方英尺20元的价格，把旧址卖给政府，政府则以每平方英尺10元的价格，把振瑞路的地段卖给同济建新大厦。这意味着，以旧址面积换新址近两倍面积，不过新址年限只有99年，旧址却是得到英总督允诺，从99年地契改为永久地契。

尽管当时的同济医院领导层竭力交涉，但法令不可违，只获得当时的李光耀政府给予同济一项特惠，注明土地契约在99年期满时，如果同济依然还在施诊赠药，就把土地年限再延长99年，加起来便是1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