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嫂子被带进公司作为支票签署人，是为了保护我们两人（即他和被告）的利益，不只是我的利益。我跟被告隐瞒嫂子和我的关系。——凯文·斯瓦姆比莱（新加坡瑞意银行前财富管理服务主管）

杨家伟前上司凯文说，辩方律师的提问方式，以及指他指示杨家伟安排吴思伟准备草拟文件等，似乎把杨家伟描绘成机器人，站着等他发每一道指示。

辩方律师盘问被告杨家伟的前上司凯文时，把矛头全部指向凯文，包括把开投资公司的主意、向商业事务局编造的故事版本，甚至约见商谈当局问话的地点等，一一推给凯文。

凯文·斯瓦姆比莱（52岁，新加坡瑞意银行前财富管理服务主管）说，辩方律师方应发的提问方式，以及指他指示杨家伟安排吴思伟准备草拟文件等，似乎把杨家伟描绘成机器人，站着等他发每一道指示。

“我不断说明，在整个计划中，他（指杨家伟）是积极参与者和扮演相同角色的合伙人。”

瑞意银行前财富规划员杨家伟（33岁）涉一马公司（1MDB）事件，案件昨天续审。他涉嫌积极联络和教唆证人，以便隐瞒犯罪证据，妨碍司法公正，就四项罪状在国家法院抗辩。

凯文以控方证人身份接受辩方律师盘问时供称，是被告出主意，认为在Bridgerock投资公司（被告掌控）与GTB投资公司（凯文掌控），以及Bridge伙伴国际管理公司（BPIM）之间，应有个中介公司，作为掩护。

被告后来找吴思伟成立中介公司Bridge全球经理公司（BGM），而他也找来自己的嫂子罗伊娜担任中介公司的董事和支票签署人，但他没让被告和吴思伟知道罗伊娜跟他的关系。

“我嫂子被带进公司作为支票签署人，是为了保护我们两人（即他和被告）的利益，不只是我的利益。我跟被告隐瞒嫂子和我的关系。”

他指出，他误导和欺骗嫂子，使她成为公司的董事。嫂子是被提名的董事，只是被动的户头持有人，完全不知交易性质，也不知谁掌控Bridgerock和GTB。

设投资公司为离开银行铺路

凯文同意辩方律师说法，即他和被告计划通过他们设立的资金管理公司，赚取大量管理费，这将是两人离开银行后的绝佳事业发展机会。

他强调这原先是他的主意，但否认“游说”被告，因为这是两人经过“协作”讨论，被告全力支持后，才进行的计划。

方应发律师指凯文因为非常熟悉资金管理和投资，所以编造这个故事，即吴思伟转入两家投资公司的钱，全是他自己的投资。凯文否认，指故事是被告编造的。

律师也指今年3月20日，凯文打电话给被告，约后者到三巴旺公园见面，因为他要知道商业事务局向吴思伟问话的事。

凯文否认，指被告很担心被人跟踪、电话被监视，见面地点向来是被告定的。被告20日当晚要提供他有关吴思伟被问话的详情，当晚见面后，被告建议他们和吴思伟他日聚首，好让“故事一致”。

凯文说，27日的会议，也是被告选定瑞士俱乐部。被告先接了吴思伟，再把车停在他公寓外，两人转乘他的车到俱乐部。

他当时还怪被告不直接开车到俱乐部见面，选择在公寓外见面。被告当时才说，他怕被人跟踪，也担心俱乐部的保安记录他的车牌和个人资料。

可是，辩方律师反指是凯文担心保安记录被告的资料，才建议被告将车停在他家外。

凯文今年2月被银行停职，如今已非瑞士俱乐部的会员。他2月底在机场遭扣留，商业事务局人员后来带他回家搜查一些物件，再带他回中央警署问话。

凯文已供证完毕，控方另一关键证人吴思伟今天将供证。（人名译音）

为刘特佐打工 杨家伟年赚50万元

杨家伟离开新加坡瑞意银行后，为马国富豪刘特佐打工，每年赚50万新元，比在瑞意银行的薪水高。

主控官陈杰平副检察司昨天向杨家伟的前上司凯文澄清证词时，问凯文是否知道刘特佐给杨家伟的工作配套。

凯文说，当被告说他有意离开银行，为刘特佐工作时，他确实问过被告，刘特佐会付他多少薪酬？“被告给了个数额，我无法记得，但依稀记得是每年50万新元。”

凯文也说，这个薪水比瑞意银行的高。

可是，辩方律师方应发盘问凯文时，却指他的当事人杨家伟“从没获得刘特佐的工作邀约”，杨家伟也从没告诉过凯文，刘特佐有意聘用他。

凯文否认律师说法，坚称被告说过刘特佐要聘用他的事。

主控官星期一做开庭陈词时提到，被告于2009年12月至2014年7月任职期间和离职后，都在洗黑钱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促进或隐瞒大量的洗黑钱交易。被告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欺骗瑞意银行和他离职后接触的一些人，为自己累积约2600万元财富。

辩方：被告被问话 凯文更紧张

另外，辩方律师以凯文同被告之间的未接来电记录，来说明凯文更主动拨电了解对方是否被当局叫去问话，似乎对调查一事比较紧张。

庭上早前揭露，被告和凯文今年3月因商业事务局开始调查他们与涉案基金的财务往来，担心对方被叫去问话，决定用未接来电作为暗号，每天早上互给对方一通未接来电，以示自己还未被叫去问话。

辩方律师以通话记录指出，3月至4月初之间有11通未接来电是由凯文主动拨出的，三通电话是由被告主动拨出，影射凯文比被告更关注对方是否被当局调查。

主控官反驳这不明确的概述，因根据通话记录，由被告拨出的电话超过三通。

辩方律师解释，被告和凯文每天会互给对方一通未接来电以示平安，因此未把一天内的其他拨电通数算在内。

凯文在回应辩方律师针对他是否比被告更关注商业事务局的调查时说，他无法知道被告的感受，但他本人确实担忧。

辩方律师较早前也指凯文被叫去问话时，害怕当局会查出BGM付给GTB的钱。

不过，凯文说，他不认为自己害怕，但坦承在过程中，他的紧张程度相当一致而且高。律师指凯文的紧张程度“很高”，凯文却坚称只是“高”，并非那种紧张到“不成人形”，而他所担心的是收取佣金的事被揭发。

凯文在接受律师盘问时也指出，被告曾透露护照和手机被商业事务局取走，但他否认为此联想到自己会被牵连，遭当局追查。他也否认为求自保而称是被告指示他销毁证据。

凯文也否认曾告诉被告不要拨打他的注册手机号码，反而是被告提醒他不要这么做。他说，被告提到他可以利用“Bangla phone”，意思是使用已回国的外籍建筑工人的SIM卡和手机，因这些工人离开新加坡后，用户身份无法被追查。

他不知道有这类手机，询问被告是否可以帮他拿到手，对方表示很困难，建议他自己去购买手机预付卡，他后来才叫秘书帮他买。

在辩方盘问凯文的过程中，主控官几次和辩方律师交锋。主控官反对辩方律师质疑证人的诚信，似乎影射证人在撒谎并且才是始作俑者。（部分人名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