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刚跨出校门的我踏入职场，从事人生第一份工作。上班第一天，人事部同事告诉我，我的起薪比原本应得的少了几个百分点。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公司不得不削减成本，而尚未领到第一个月薪水的我也得面对减薪，与其他同事同舟共济。

庆幸的是，新加坡经济很快走出阴霾，隔年便大幅反弹，取得14.7％增长。渡过难关后，公司也把之前削减的薪水补偿给员工。虽然那不是我国经历的首次经济衰退，但却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它的冲击，也是我对经济衰退的唯一记忆。

七年后，昨天坐在媒体席上的我，再次体会到经济增长放缓的压力。16道口头询问、10多名议员起身补充发问、三位部长轮流作答，昨天的口头询问环节针对经济前景、失业裁员等课题，进行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辩论。印象中，过去几年的国会中，除了少数辩论贸工部和人力部开支预算的场合，很少有那么多议员在同一场国会集中对经济和就业课题发问。

作为一个城市小国，新加坡在过去51年取得的发展和获得的国际认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在经济上保持的强大竞争力，而经济能否继续拥有活力，也是政府一直都有的顾虑。

2011年大选后，新加坡社会被广泛视为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透过大量外籍员工涌入、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放大，导致民众担忧甚至惧怕增长，也让政府被扣上“不顾一切追求经济增长”的帽子。

因此在过去几年，国会议事厅不时有议员替国人的这种担忧向部长请命，希望政府不要忽略国家为经济增长付出的社会代价，反倒是督促政府重视经济增长的那把声音变得少之又少。关于经济增长重要性的论述一度备受忌讳，提出这样的观点者也总是小心翼翼，不忘加入包容增长、分享增长果实等论述。

国会议事风向转变，再度出现众多议员关注经济增长的场面，一方面显示过去几年诸多加强社会安全网的措施落实后，人民对社会问题的担忧情绪已有很大改善。另一方面，这也凸显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正在步入新常态，国家面对的燃眉之急渐渐从社会问题再次回到经济问题。

受全球增长疲弱、中国经济转型、英国脱欧等因素影响，我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将处于1％至2％预测范围的低端，未来几年的年增幅估计也将维持在2％至3％的较低水平。

此外，就业市场也不容乐观，受人口结构变化影响，本地劳动队伍增长明显放缓，若我国要避免过度依赖外籍员工，通过提高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已变得刻不容缓。

如果说2009年的金融危机，对当时的新加坡而言只是一种短痛，下来经济将经历的艰难时期或许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这也意味着像我这样鲜少有经济衰退记忆的人，得做好准备面对新的经济常态，思考减薪会如何影响我的生活，我是否得学习新的技能，在面对裁员时能否中途转业。企业也得担忧订单是否会持续下滑，要如何提高竞争力，开拓新的市场寻找商机。政府除了要协助企业提升、帮助失业者重返职场，也要想想大量社会开支“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诚如人力部长林瑞生所说，我们希望这段“过渡性的短痛不会变成新常态下的长痛”，如何把长痛转为短痛，或者把痛苦的程度减低一些，将是员工、企业和政府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