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

新加坡医疗政策是德政还是暴政?

新加坡眼按:新加坡政府医疗开支只花费不到其国内生产总值(GDP)4%。新加坡政府在公共医疗支出补贴是否真正减轻了民众负担?政府津贴及各项保险是否让百姓免于高昂医疗费用的担忧?新加坡官方媒体撰文,颂扬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医疗政策是德政,这种说法有多少真实性?新加坡医疗,究竟是德政还是暴政?也许,我们可以从本文中听到不一样的声音。

 

德政是指有仁德思维基础的政治措施,暴政是指残酷剥削与压迫人民的政治措施;换言之,以人为本,从人民利益的立场,去设定的医疗政策才符合德政的定义,反之,那就不是一项德政,更有甚者,从人民的疾病医疗中牟取金钱利润,那种德行就是典型的缺德暴政。

 

换个角度来说,免费医疗照顾,或者,只回收非固定医疗成本的政策,都可以属于德政一类;离开了这一个范畴,就很难在定义上界定为以人为本的政策思维。

 

新加坡的原有医疗公共服务在所谓的企业化私营模式的经营下,借口让消费者有更多的消费选择,改以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来设定医疗的收费制度,另一方面,政府亦巧手制定了所谓的补助性方案,去补贴低收入人们的医疗开支。

 

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是包括了经营者的利润,所以人们支付的医疗费用是包括利润成分,因此,实际上,医疗已经成为一个可以牟利的商品经济。

 

如果政府的补贴只回扣了利润成分,则医疗收费还是包括了人们承担医疗基础建设的成本。医疗基础建设是国家开支预算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政府用来收取常年税务的基础,因此,如果医疗收费中包含了政府回收基础建设的开支,那么,政府不仅仅是从已经报销的开支中牟取利润,也在根本上违反了原本征税的意义。

 

公众对自己所支付的费用,和可以享有的补助计划下回扣的两者之间,是无法知悉医疗开支的实际数据,因为从账单上所能够知道的,只是政府回扣消费税的实际数字。而征收医疗消费税的事实,却说明了政府是从商品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医疗价格,并非只是要回收提供医疗服务的可变动成本,换言之,这一件事实,质疑了政策以人为本的设想。

 

政府,以及提供医疗服务机构的实际营运数据,外界不得而知,所以医疗补助金的实际效益有多少亦不得而知,不过,从一些日常所见的事实,却是不难知道,当下医疗体系的不可承担的高收费,是加剧了老百姓的生活负担。

 

由于医疗费用非常昂贵,而医院为了减少病人拖欠医疗费,是要先收取保证金。有信用卡的人士可以先刷卡后看病,无卡者就必须先支付为数不菲的现金,现实是,无卡者往往都是一些贫困阶级,因此,没有足够的现金在手,弱势群体也就进不了医院看病。也就是说,手停口停的贫困民众,得要先筹钱才能够去看病。

 

另外,因为医院外包收账功能,所以一时无法凑到足够医疗费的病人与家属,还得在心灵上忍受被收账公司紧紧追债的煎熬。这种金钱比治病更为重要的政策思维,在在体现了政策缺乏人性的一面;没有人性的另一个词汇,就是缺德。

 

这些现象应该都是事实就是如此,一个没有什么争议的客观现实。

 

虽然社会现实是如此的冷酷无情,但是,官方媒体要不是无知的视若无睹,就是没有掌握社会问题的关键点是什么?所以才会颂扬医疗政策:‘为了协助贫困年老患者不会因为支付不了医药费而求医无门,政府採取了一些援助措施,例如银髮族保健基金,就是在患者使用了保健储蓄、健保双全医疗保险,仍然不敷之后,用来支付所剩的全额医药费。这无疑是一项德政,…’ 这一种背离事实的观点,令人万分惊讶。

 

如果清楚知道了医疗问题的来龙去脉,就必然是会强力谴责,而不是歌功颂德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医疗政策,理由很简单,因为社会问题的源头是来自政府的不当政策的不良后果;也就是说,后来的政策只是试图纠正早先的错误政策,然而,即便如此,在一种设定思维下的政策,那也只不过是一错再错的政策,于事无补。

 

为何会出现‘患者使用了保健储蓄、健保双全医疗保险,仍然不敷之后,用来支付所剩的全额医药费’?也就是说,什么情况导致人们无法支付全额医药费?解答这一个问题之前,不妨先看看一些已知的事实,因为答案就在其中。

 

新加坡确实是有着林林总总的堂堂皇皇的社会援助计划,也就是说,政府行政上,新加坡并不缺乏各种各样的应对方案,但是,这些往往都是纸上谈兵,只是作为墙纸的美观视觉效用,目的是展现政府关心民生的假象。能够成功执行的计划却是成效少见,因为要成功取得援助的门槛太高,求援人士很难满足附带条件的要求。就是因为政策的脱离现实,所以才会出现了求救无门,而唯有走上绝路的社会悲剧。

 

新加坡的医疗保健储蓄、健保双全医疗保险,等等计划令人眼花缭乱,可是,能够动用这些资源的条件非常苛刻,实际上,由于无法动用足够的保健储蓄,所以才会发生支付困难的问题。水中捞月只能蒙骗无知,而不是实质性的解决问题。

 

除了严格约束动用医疗保健储蓄的制度因素,其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医疗费用过于高昂,远远超出老百姓可以承担的财务能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即便政府放宽制度上的种种约束,老百姓还是会因为医疗费用高昂,而无法偿还全额的医药费。

 

当然,放宽原有的约束有助减缓人们的医疗费用负担,但是,要彻底解决社会的医疗问题,还得从减少医疗收费的层面下手。换言之,医疗收费不切实际,才是社会问题的关键之处。这是说,如果政策得当,那也就没有必要再去设定所谓的银髮族保健基金,多此一举的伪善政策,只是徒然增加原本不必要的行政工作和费用。

 

2013年2月22日今日报一篇由一名执业医生撰写的政策评论,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何以小额医疗开支却能在国际上享有医疗美誉的新加坡,会出现72%的人民患有社会焦虑,恐惧在高昂的医疗费用制度下,无法承受生病的风险。

 

这一种现象的解释是,承受能力出现了问题,换言之,政府的小额医疗支出是造成人们患有社会焦虑的原由。

 

新加坡人民面对的这种社会焦虑,可以通过和其他五个国家,澳大利亚,芬兰,瑞典,英国,美国的对比情况下,看看个中究竟。

 

在公共开支占GDP的比率下,新加坡是13%,最高额的英国是46%,发达国家的平均率是30%。

在医疗开支占GDP的比率下,新加坡是4%,最高额的美国是18%,发达国家的平均率是13%。

在政府医疗开支占总医疗开支的比率下,新加坡是36%,最高额的英国是84%,瑞典是81%,美国是53%,发达国家的平均率是65%。

 

这名医生指出新加坡小额医疗开支的原由,也就是,新加坡人民患有社会焦虑的原由。

 

而事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李光耀认为:对消费提供津贴,是一个具灾难性的错误…一个无论如何富裕的国家,都不能够承受对医疗,失业,和养老退休金的承担,而不必征收高度的课税,这种高课税制度不利鼓励人们工作,储蓄,和照顾自己的家庭,因为人民可以依赖国家过日子。

 

在李光耀这种:人民不可以依赖国家过日子的思维下,医疗成为个人必须自己承担的生活成本,为此,新加坡政府提出的各种医疗方案的目的与执行,就是要设法确保个人能够自负医疗费用。这种把国家医疗保健的责任,转嫁个人和家庭的结果,正是人们患有社会焦虑的原由。

 

在有关制度的效率方面,文章指出:医疗基金或许会有所帮助,但是,必须先行提出申请,是否获得批准要看个别情况去决定,没有保证,并且也不一定会获得全额,或者只是部分的帮助,又或者会完全被拒绝。C 级病人可以得到80%的津贴,但是,20%的高医疗费还是一个很难负担的数额,对穷人而言,5万元的20%必定还是一个很高的金钱数额。

 

由此来看,新加坡当下的医疗暴政是来自李光耀的政治思维,所以要彻底解决这一个社会问题,最有效的方法是政策思维上的去李光耀化,因为舍此之外的政策,都改变不了李光耀政治思维所制造的负面效应,因此,去李光耀化是势在必行。

 

(文章来源于《新加坡文献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