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国樑）

跟外地朋友提起新加坡的湿巴刹、干巴刹、老巴刹等，看到的是一双双圆滚滚的大眼睛，才猛然想起“巴刹”是新马常用的“江湖术语”，已经习惯性地混合在日常语言中，但对非新马的朋友而言，只有融入地道语言中才能够品尝道地的多元文化炮制出来的语言风味。巴刹原为马来语（Pasar），新马华人跟马来人共处多年，发展出彼此沟通的巴刹马来话（Pasar Melayu），是马来语与闽南语的合体，久而久之成为通俗的南洋语言。语言大结体，你浓我浓，甚至分不清你我了。巴刹马来话所反映的，也是一个不同种族人民共处的年代，先民离乡背井来到新马，狭缝中求存的勇气。

（19世纪的直落亚逸巴刹（Telok Ayer Market）雕刻版，可以看到扎着辫子的华人，阿拉伯人和马来人（可能是武夷士人）等。NAS 19th century）

如果真要追源，Pasar也可能不是地道的马来文，源头可能来自阿拉伯的Bazzar，意指市集或市场，阿拉伯人来到南洋商贸，家乡的Bazzar便成了马来话里的“巴刹”(Pasar)。新加坡的湿巴刹顾名思义，可真的是湿漉漉的，当年的湿巴刹是沿街摆卖的露天市场，直到1980年代才逐一搬入屋檐下。记得当时年纪小，几乎每个早晨都跟着祖母走露天巴刹，在街头跟鱼摊大婶闲话家常，然后走到街尾跟街坊嘘寒问暖，好像久未谋面一样。湿巴刹是爱的学堂，在潜移默化中教育市井小民如何面对生活，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给人间互补一些温馨。

（1970年代的Queen Street露天巴刹。NAS c1970s）
（在牛车水露天巴刹卖鼈肉，俗称山瑞。NAS c.1970s）

殖民地时代的背景

民间讲马来话很多时候靠听，听多了就敢敢讲，华人口音讲马来话就像洋人讲华语一样，乡音是难以改变的，讲起来听起来模棱两可的成分很高。民间百姓记外文很多时候还要靠联想，比方说早安就想到鸡啼扰人清梦：是你妈怕鸡（Selamat pagi）；晚安就想到先吃一碗马兰拉面，暖胃好入眠：是你妈马兰（selamat malam）；欢迎到来就想到好拍档：是你妈搭档（selamat dadang）；再见就想到离别的心曲：是你妈听歌（Selamat tinggal）；要谢谢对方：带你妈看戏（Terima kasih）。

民间也通过巴刹马来话创作了好些地道文化的福建歌谣，比如《安津大狗兄》，它的特色是前半句是马来话，后半句是福建话，配搭起来就呈现出市井小民生活化的一面：

安津尾沙大狗兄，西页遮鸽说你听。

面搭索拉一张字，马梭茹沙要做戏。
安津尾沙：Anjing besar，大狗兄（警察）

西页遮鸽：Saya cakap，我说

面搭索拉：Minta surat，申请准证

马梭茹沙：Besok lusa，明天后天

以今天的白话来说，这首歌谣的意思就是“警察大哥，我要告诉你，我要申请一张准证，明天后天演街戏”，不过讲白了就失去那个语言混淆的年代的原汁原味了。歌谣背后还有许多值得探索的殖民地时代的背景。警察局是颁发准证，给华人演街戏的地方，当时的警监是英国人，警察则多数是马来人。由于华人组织有族群帮派私会党等，殖民地政府觉得华人非常棘手，不相信华人，所以通过马来警察来管理华人。福建与潮州人以“大狗”来称呼警长，华人以狗来称呼人，比如猪狗不如、你这条疯狗等，本来充满贬义，但随着时间的演变，大狗竟然成为对警察的尊称，不免叫人丈二金刚摸不着脑。

（芽笼警署Geylang Police Station. NAS c.1890s）

至于节日筹神演街戏是百余年来的传统，先民离乡背井，从帆船年代就已经越洋而来，海上风大浪大，能够安全抵境，还能够安居乐业，当然得答谢神恩，演街戏还神，同时娱乐乡民了。

富有地方风味的巴刹歌谣

 

李永球的《巴剎歌谣——唐山阿伯与大狗警官》一文中也举了数个富有地方风味的例子。比如《开田过港爬山岭》这首曾经在新马流行一时的福建歌曲中，其中一段歌词是这样唱的：

Anjing besar大狗兄，

potong kayu破柴仔。

Bikin rumah搭厝仔，

balik rumah咚咚锵。

Anjing besar和大狗：警察

Potong kayu和破柴仔：砍伐树木

Bikin rumah和搭厝仔：搭建房子

Balik rumah：回家

咚咚锵：敲锣打鼓的声音，表示演街戏

《开田过港爬山岭》还有另一个版本：

Anjing besar大狗兄，potong kayu斩柴仔。

Minta一张surat字，加两日要隆咚哐。

Minta surat: 申请准证

字：准证

加两日：两天后

隆咚哐：敲锣打鼓的声音，比喻演街戏

这些歌谣讲述一位华民，通过巴剎马来话来向警方申请准证，搭建临时戏台，以便在两天后表演街戏。李永球也介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马来亚盛行的“竹枝词”，其中有一些巴剎马来话写成的诗句，收录在张煜南编辑的《海国公余辑录》（1898）里，其中两首年诗是这样写的：《童念祖槟城元日诗》：

爆竹声喧竞贺春，番人注目看唐人。

碹星戒指金腰袋，洞葛巢幖簇簇新。

洞葛：Tongkat，拐杖 巢幖：Topi，高帽

这首诗的意思是新年到了，蕃人（洋人、马来人、印度人）注视着华人，钻石戒指黄金腰包，连拐杖帽子都是全新的。《元宵诗》：

拾将石子暗投江，嫁好尬来万事降。

水幔沙郎朱木屐，元宵踏月唱蛮腔。

好尬：好丈夫，尪就是丈夫（被误写为尬）。

水幔：通常指毛巾，也指纱笼

沙郎：Sarong，纱笼

这首诗的意思是拾起石子投入江中，希望能够嫁个好老公，元宵夜跟丈夫穿着纱笼踩着木屐，一边赏月一边唱歌。少女的思春情怀是不是很南洋式啊？

不讲国语的国家

1950年代，新加坡还是英国殖民地而不是一个国家，何谓国语是很模糊的。看看1957年12月25日《南洋商报》报道市长王永元就职的新闻就很明了，文中所说的国语其实是华语：

1957年12月25日的《南洋商报》报道： 王市长于宣誓就职后，分别以国语、巫语和英语，作就任首任市长第一次演讲。 ……各政党市议员也多数以国语先后发表两分钟演说，向市长致贺。……王邦文先以巫语发言，提名王永元上任，接着再用国语说：“主席，我现在代表人民行动党正式推选王永元市委为新加坡首任市长。”……陈翠嫦起立用国语说：“主席，我附议。”

1959年新加坡自治，从印尼来到新加坡搞乐团，甚至为此而不惜与老爸闹翻的朱比赛（Zubir Said）为新加坡写下了Majulah Singapura（前进吧，新加坡）这首邦歌，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定马来语为国语，Majulah Singapura顺理成章的成为国歌。这六年间新加坡还经历了跟马来亚合并为马来西亚，过后在不到两年内被请出局的“新马合并”。

早在1959年，新加坡政府已经酝酿新马合并的前奏，鼓励新加坡人学马来文，在民间掀起了一阵热潮。当时我的父亲除了在夜间到印刷工会上夜课外，印刷厂那一位马来排版员也负起教导巴刹马来话的义务。今后跟马来朋友沟通或到邻国去，只要身旁有一老，有问题都变成没问题了。

那个时候，曹禺的《雷雨》还以马来语演出；本土画家蔡名智的《国语课》（1959）也很传神地记载了那段大家放工后留在赤道艺术研究会（芽笼）学习马来语的岁月。画中左边的马来老师据说是在会所寄宿的印尼人，右边戴眼镜的女士是画家的妻子。

（曹禺的《雷雨》以马来语演出，1962）

 

（蔡名智：《国语课》，1959。画中左边的马来语老师据说是在赤道艺术研究会寄宿的印尼人，右边戴眼镜的女士是画家的妻子。）

我在小学时还一个星期一小时，算是学了两年马来语，后来马来文被边缘化，不需要学也不需要讲了。当时真正学马来语还是靠老爸那本用粤语学马来话的袖珍型马来语字典，说是马来语字典，但整本字典找不到半个马来字，因为都中文化了。比如：一：殺毒，二：毒牙，三：地价，四：暗北，五：你妈，正确的马来文应该是satu，dua， tiga， empat， lima。我那几句半咸半淡的粤式巴刹马来话就是这样学来的，虽然只能在巴刹沟通，但已足以跟异族同胞打破簸篱，“马英马英”一下（ma’in ma’in，play play，敷衍两句的意思）。

（我四十年前学巴刹马来语那本粤语注音小字典已经失踪了，但这本1956年出版的《马来语一月通》，写明“中英巫拼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何拼音）

记得小学时同学们学英语发音也是依法炮制，father是发得，museum是母生等，一页短短的英文课本写上密密麻麻的中文注音，例如：书上写着“I went to museum with my grandfather over the weekend”，意思是“上个周末我跟着爷爷去博物馆”。照着中文注音读出来就成了“I 问to母生with my 割让father over the 慰安”。

当时六年的小学生涯只有小五的英文老师坚持全程用英语教学，其他都用潮州话，偶尔用华语来教英文，这种以母语来教英文的方式是当年传统华文小学的常态。现在风水轮流转，是否该用英语来教华文一度成为热门的话题，激荡一阵子后却不了了之。

今天好些本地的马来家庭也面对着类似华人母语的困境，新一代的马来文不是半桶水就是一须古（Satu suku，四分之一）。大家唱着同一首国歌，但对其意则不甚了了，也算是另一类新加坡风情。

（文/李国樑，感谢作者授权于新加坡眼公众微信平台发布，欢迎分享，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