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烟霾再度来袭，笼罩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上空，迟迟无法驱散。今年烟霾的严重程度不及2013年，但却比去年严重许多。“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笔者以为，这次烟霾来袭未必不是一件坏事，并可以为跨境烟霾治理提供新思路。

首先，在新加坡举行的世界一级方程式（F1）赛车大奖赛，恰好在赛前遭遇烟霾，使烟霾治理的严峻性陡升。如果烟霾在短期内无法避免，在大奖赛期间发生，则可能是一件好事。大奖赛使跨境烟霾的区域问题，升级成为一件人尽皆知的国际问题，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烟霾治理进展的全球关注度。

通过国际舆论的关注和放大，使新加坡的“小事”变为全球的“大事”。由此，就对印度尼西亚官方施加了很大的国际压力，从而推动烟霾治理提上印尼政府的议事日程。这样一来，也可以回应印尼政府总是认为新加坡“过度反应”的指责，有利于共同应对跨境烟霾。

同跨境烟霾相似的一个情况，就是北京的“事件蓝天”。无论是2008年的“奥运蓝”、2014年的“APEC蓝”，还是今年的“阅兵蓝”，都离不开中国政府为了维护国际声誉而采取的大量措施。在外部舆论环境方面，两个事件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即都是在国际舆论的监督下而得以推动。

但是，北京相信“人定胜天”，采取了许多人为做法和非常举措，包括短期内关停周边区域的污染企业、活动前实施人工降雨、活动期间安排公共假日等。北京长期存在的空气污染，显然不会因为这些速成法而得以根治，而只会在活动结束后就“旧病复发”。与之相比，跨境烟霾的问题带有长期性和季候性，新加坡既无法也没有采取人工造雨等过激措施，不得不“看天吃饭”。换句话说，外部压力仍然需要转化为印尼本国的内部压力，才能推动跨界烟霾治理。

其次，这次烟霾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并不是历史上最严重的。但是，它在印尼国内造成的破坏性作用，却已经被人们所广泛关注。印尼国内民众深受烟霾的困扰，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都受到明显威胁。印尼国内的人权组织也向政府提出意见，期望尽快解决烟霾问题。与此同时，印尼政府不得不动用其各自力量，应对非法烧芭行为。印尼国内的民众关注和社会舆论，为烟霾治理提供了另一个有力推手，相信会从国内施加压力而推动变革。

最后，可能是出于自尊或自信，印尼官方多次婉拒新加坡等国政府提供的无偿援助，强调自力更生去解决烟霾问题。这同印尼领导人不愿意本国女性去其他国家做女佣，如出一辙。“碍于面子”的印尼官方，可能不会接受国外的官方援助。所以，外交斡旋和官方互动可以提高跨境烟霾治理的关注层次，但是却需要采取非官方的渠道加以化解。

就此而言，从民间出发，绕开官方的“心结”，或许能够解决烟霾问题。无论是环保企业还是慈善性质的非营利组织，可能都会大展身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可能需要这些民间“推手”，间接促成跨界烟霾治理。这样一来，通过来自国际、区域、国内等方面的多力促动，或可实现跨境烟霾的福祸转换，从而逐步解决这个老大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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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马亮，江苏徐州人，2006年、2008年和2012年先后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并获管理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12年迄今担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员，参与”连氏中国城市公共服务指数”研究项目。出版英文专著一部，发表期刊论文50余篇，并为《联合早报》等报刊和”政见”（CNPolitics.org）撰写评论。作者文章合集《公共治理的向度》售价S$1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