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外交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中美之间是否能够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了，即两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尽管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大国之间的争霸战争，但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可能性很低。这里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发生作用。首先是中国领导层的清醒意识。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并且提出了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意在避免两国陷入这一陷阱。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这一概念并非照单全收，但也的确意识到中美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并且表示乐意做这样的努力。不管怎样，中美之间的和平也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
其次，中国尽管也在加快军事现代化建设，但中国正在竭力避免和展开与美国军事方面的竞争，而是根据自己国防安全的需要进行正常的军事现代化。历史地看，中国从来没有成为类似美国和前苏联那样的军事国家，但中国必须具备足够的国防能力来平衡美国。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现在都是核武大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构成了类似昔日美国和苏联之间那样的互相威慑。
其三，如果国家有其本性，而其本性决定了其外交行为，那么可以说，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商贸国家。中国的和平文化是其商贸精神的反映。从文化上说，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历史上，除了北方少数民族（如蒙古和满族）统治中国的时期，汉族的统治者从来不主动去发动战争，更不用说是霸权战争了，而是通过各种方法求得和平共处，无论是和亚洲周边的小国，还是和周边的大国（如日本）都是如此。今天中国强大了，但这种文化精神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实际上，这种文化表现在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只不过在西方国际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人们选择忽视或者不相信罢了。
不过，这些条件的存在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实现持续的和平了。只要主导这个世界的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而这种竞争必然影响到中国的安全，不管中国本身有怎样强大的和平意愿。中国一方面要确保自己不去主动挑起冲突和战争，同时也必须避免被动地拉入或者卷入冲突和战争。迄今为止，人们担忧中美之间的冲突，但少有人去研究如果发生冲突，会以何种方式发生？如果上述因素可以避免中美之间的直接战争或者热战，中国仍然必须考虑如何避免重蹈前苏联的覆辙。美国和苏联之间因为存在核武器的互相威慑，也没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是美国成功地和苏联进行了一场冷战，最后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如果“修昔底德陷阱”意味着两败俱伤，苏联的解体则表明美国的全赢。中国肯定也不想成为前苏联。
中西意识形态分歧扩大
步苏联的后尘也正是今天中国必须避免的另一种外交陷阱。美苏冷战首先表现为意识形态之争。一旦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就必然会延伸到其它更广泛的领域。尽管西方围堵前苏联是全方位的，但最先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始的。苏联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被西方视为是最大的威胁。同样，中美之间的冷战也最有可能首先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去担忧这种可能性。
中国崛起到今天，中西方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不仅没有在缩小，反而在扩大。最令人担心的是今天美国和中国各自的民族主义高涨，已经不能理性看待对方。美国的对华政策越来越倾向于传统的现实主义。美国基本放弃了以往那种把中国转型成为类西方国家那样的努力，而转向现实主义。在人权、反恐等问题上，美国不仅会继续持双重标准，而且会强化其偏见。美国学界和政策界的一些人也一直在把中国各方面的体制污名化。在国际政治上，西方一直有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一说，现在有人又开始讨论“好”的恐怖主义和“坏”的恐怖主义。这完全是其意识形态偏见所致。中国本来就存在民族主义情绪，对西方的如此作为，必然会作出更为民族主义的反应。双方的互动一旦超出控制，互相之间的妖魔化就会变得不可避免，意识形态的冷战也就会开始。
如果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就会逐渐发展到经济贸易领域。实际上，很多年来，中美商贸很容易受美国的国内政治气氛的影响。中国在美国的很多投资项目（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被美国以“国家安全”的理由而拒绝。到今天，美国对高科技出口中国仍然有非常严厉的限制，甚至禁止。一旦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冷战，美国必然会在这方面变本加厉。在商贸领域受到影响之后，美国便会转向军事战略领域和中国竞争。今天中美两国尽管有频繁的商贸互动，但军事领域的互动仍然是表面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交流并不多见。在这个领域，双方并不存在有意义的互信。一旦发生意识形态领域的冷战，目前存在的这些交流很快就会付之东流。不仅如此，美国就会重拾往日对付苏联的军事策略。
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不会单独行动，而是会千方百计地动员西方整体的力量。不管怎么说，在意识形态层面，美国代表西方，和西方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一旦发生意识形态冷战，西方社会很自然会站到政府这一边。美国的这一意识形态“统一战线”也容易延伸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周边国家。西方话语基本上也是这些国家的主流话语，因为它们的政治和知识精英都是接受西方教育的。
最要紧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软力量。因为各种原因，尽管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崛起，但在国际社会中国始终没有话语权。一旦在意识形态领域被妖魔化，美国就很容易动员其各方面的力量，像对付前苏联那样来应付中国。
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也可以本着“自己不主动去惹是生非，但如果他人惹是生非，也不会怕”的原则，但必须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短板。从一个层面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仍然是中国的要务。全面小康社会是中国“四个全面”中的“第一个”。对现实主义的美国来说，其奉行的是实力原则，只有等到中国真正强大了，才会改变其对华政策。因此，发展仍然是中国避免战争的硬道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继续需要和平的国际大环境。再者，中国并不是像前苏联那样的国家，并没有要去和美国（或者其他大国）争霸。中国所担心的是被西方妖魔化，成为其意识形态冷战的牺牲品。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必须加紧意识形态建设。问题在于，要建设怎样的意识形态？如何建设意识形态？在国际事务上，是要建设一个和西方争锋相对的意识形态，还是建设可以和西方避免意识形态冷战的意识形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左右派论述过于政治化
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应付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挑战。官方所主导或者支持的意识形态建设，主要是为了回应内部的自由派和民主派对西方的无限向往。长期以来，自由派和民主派经常用西方的话语，来解读甚至判断中国本身的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的确可以对现存体制构成很大的压力。并且，从制度建设来看，自由派和民主派过于脱离中国的现实和实践，无助于中国的现实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需要回应，各种形式的左派的崛起有其必然和必要性。但问题在于，左派话语也同样很难解释中国，更难提供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左派话语并没有为社会所接受而成为中国的主流话语，更在很多方面制造社会的分歧和对立。
今天左右派的论述过于政治化，是一个极端对着另一个极端。即使在雾霾等环保问题上都是如此。自由派是一个极端，把什么都和执政党联系起来，而左派则是另外一个极端，认为雾霾都是可以合理化的。实际上，自由派并没有多少道理，因为无论谁执政，只要有工业化和城市化，都会面临包括雾霾在内的环保问题。左派也没有多少道理，无论谁执政，都需要解决包括雾霾在内的环保问题，否则就很难说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雾霾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左右派的争论表现在方方面面。政治体制问题上也是这样，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体制，但左右派都要借用西方的话语来说事。两边的论述除了政治化，看不到任何理性。对中国来说，如何直面问题？如何解决问题？这些是最为关键的，但没有多少人去研究和论述。
在国际关系上，左派（往往表现为民族主义）和自由派也是如此。自由派一切唯西方为正确，而民族主义者则相反，把中国的一切置于西方的对立面。在实践层面，中国既不会像自由派所相信的那样，会变成西方那样的国家，也不会像民族主义者那样，对西方的东西什么都加以排斥。在国际关系上，自由派并不能赢得西方的尊重，但有可能赢得西方的同情。西方的同情，因为自由派争取西方所认同的价值观。不会赢得西方的尊重，因为这仅仅是自欺欺人，而且中国变不了西方。民族主义话语即使能够赢得一些人的支持，但因为具有过分的“义和团主义”色彩，也很难成为国内的主流话语。在国际社会，民族主义者一旦失之过度，不仅会把自己孤立起来，更会陷入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冷战。
左、右派话语在内政外交上的无效性，表明中国需要对建设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这一问题作重新的思考。一个意识形态，首先要自己的人信服，然后才有可能让人家信服。中国是可以建设这样一种意识形态的。只要中国具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丰富的实践，足以建设一种自己和西方都可以接受的意识形态或者话语体系。
和今天左右派具有高度排他性的论述不同，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需要客观地反映中国各方面实践的开放、包容和进步性。没有这样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不仅国内的意识形态领域会继续极端分化，更容易会和西方陷入意识形态之争，从而影响中国真正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作者是郑永年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