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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是如何“任性”地造就了新加坡的成功?

  古往今来,伟人的成长似乎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每每要经历各式各样的打击、失败和痛苦,九死一生之后才终有所成;上台之后,也因为要平衡方方面面的利益,而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

李光耀则属于极少数打破这一定律的伟人之一,他的一生顺风顺水,恣意任性:出身富裕家庭,终其一生,家庭美满,婚姻幸福;在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留学,35岁当上了新加坡总理,31年执政期间,将新加坡从一个南洋小国发展成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国家之一,备受赞誉,名满天下。更不可思议的是,和一般领导人面面俱到的讲话风格不同,李光耀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人,从不屑于讨好民众,经常直抒胸臆,讲一些政治不正确、让人不舒服的话。对他坚信的事情,他从来斩钉截铁,不留余地。也因此,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新加坡人敬重他,却很难说爱他。但他的“任性”,却自有其道理。

 

“人和人是不平等的”

  这么多年来,李光耀的出位言论可谓不胜枚举。他认为美国的成功并不是理念和原则的功劳,而是因为某种地缘政治意义上的运气、充足的资源、大批移民注入的能量、来自欧洲的充裕的资本和技术,以及两个大洋使美国免受世界冲突的影响。1980年代新加坡飞行员罢工时,李光耀告诉那些飞行员:所有和政府对抗的行为都不会有好下场。2011年新加坡大选,李光耀在警告选民如果选择反对党“必将后悔”,他们“可以用未来五年来忏悔”。而在李光耀的一系列“雷人”的言论中,最遭到诟病的,是他深信不疑的优生学。

1983年8月14日晚上,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出人意表的讲话。李光耀在讲话中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因为这会导致孩子的相貌像父亲,而智商像母亲,因此,“医生决不能和护士或秘书结婚,因为这样会降低下一代的智商”。这一论断因为有违“人人平等”的固有观念,因而引发了强烈的反弹。

但李光耀自有其道理:生物学已经证明,人的智商和能力80%是天赋决定的,因此,人生而不平等,一个人是否是可造之才早已注定,再多的社会工程学或政府干预也无济于事。政府政策顶多让大家在起跑点获得平等的机会,却无法确保公平的结果。解决办法是创造有利条件让最能干者可以大展拳脚,从而为大众制造工作机会,然后再重新分配盈余,让能力较低者受惠。

这些在很多人看来不够政治正确的理论,成了新加坡精英主义治国方略和很多公共政策的起点:从小学三四年级开始,每隔两三年就依据考试成绩对学生分流,经过多次分流后,到中学毕业时,有10%左右的学生可以拿到政府的奖学金到名牌大学深造,学成归来后是各个机构的重点培养对象,未来的部长和议员基本都从这些人里产生;50%中级水平的学生可以进入一般大学,将来从事一般管理工作;剩下的40%被安排读技校,确保有一技之长。

而那10%的精英,正是新加坡的未来所在。在李光耀看来:“堪称社会中流砥柱的人约300名。他们挑起策划和执行政策的重担。如果这300人共乘的客机不幸坠下,新加坡社会必将瓦解。这说明本地领袖人才是很有限的。”因此,人民行动党四处寻找人才,希望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担任高级领导人。而让他们从政,意味着他们可能要放弃200万、300万,甚至500万、800万的年薪。所以,政府高官的薪金也必须水涨船高,这样才能吸引到精英。因此,从1994年到2012年初,新加坡部长的薪水和48名国内主要行业首席执行官平均薪资的2/3联动,这样一来,李显龙总理的年薪达到218万美元,是美国总统的4倍,哪怕是普通部长的年薪也高达100万美元以上。

与此同时,承认人人不平等并不意味着让弱势群体自生自灭。在李光耀看来,“要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环境,唯一的方法就是首先把蛋糕做大。过于注重收入均等化不利于激励那些有才华的、勤勉的人力争上游。”因此,新加坡的税率很低,“因为累进税会扼杀勤奋工作和创造财富的主动性,尤其是扼杀了有本领、有能力这样做的人。

而在对人民的照顾上,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可谓无微不至:推行组屋制度,让人民居者有其屋,因此新加坡没有“房奴”,年轻人在结婚前半年就可以申请组屋,价格用公积金就足以支付。生了孩子,政府再协助你换更大的组屋。而且组屋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价格昂贵的商业住宅反而交通不便;照顾父母,生育孩子等都可以减税;为单身人士组织派对,帮助他们组织家庭;担心人民不懂得投资之道,于是由政府打理人民的公积金,替大家理财;治安良好,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显然,新加坡政府殚精竭虑,视自己为父母官,人民则是不大懂事的孩子,其施政的潜台词是:你不需要思考得太多,just follow me。

这样一些别具一格的制度设计,确实造就了新加坡的成功:政府的廉洁高效远近闻名,那怕是淡马锡这样的国有企业也保持了很强的竞争力,每个人都被迫力争上游,这保证了社会的活力。对人才的重视,使得新加坡涌现出一批有世界影响力的思想家和外交家:马凯硕、许通美、杜赞奇、考西坎……

但久而久之,这一套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学生小小年纪就被分流,贴上标签,容易伤害自尊心,尤其是对那些开窍晚的男生不公平,也无形中浪费了一些人才;完全以分数作为评判好坏的标准,这种现代的科举制度早已经过时;选拔出来的人才日益同质化,经历也大致相同,未必能适应互联网时代对差异和创意的需要;对成绩好的另眼相看,重点栽培,最后拿高薪,而资质一般的一生都只能从事低收入的工作,会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让后者心生怨恨;过分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就意味着有些人注定会在竞争中被落下,新加坡的基尼系数因此达到了0.48的高水平,在发达经济体中排第二;没有退休保障,公积金一旦花完,很多70多岁的老人家被迫在市场上收碗碟或卖汽水,晚景凄凉,而医保只保到90岁,活得太久还可能会面临无钱看病的问题……

 

世间再无李光耀

  李光耀的“任性”,在国内国外都给新加坡带来了一些麻烦。新加坡前驻美大使许通美就深有感触地说过:“李光耀的聪明有时使他显得有些傲慢,他的执著可能被理解为独断,他的直率则被理解为轻率。我记得,有一次,我曾经希望总理在发表关于他国的言论时谨慎一些。……总理回答说,他向来以直率而著称,不可能期望他像一个外交官那样发表言论。他指出,如果他弄乱了羽毛的话,外交官就应该把羽毛抚平。我抗议说,作为我们的总理,他也是我们在世界上的首席外交官。”

而在新加坡国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父辈创业的艰辛、当年被马来西亚“休”了之后四顾茫然的困难局面,对年轻一代新加坡人已经恍如隔世。他们对自己所获得的照顾已经习以为常,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他们更多看到的是政府的不足,对政府的施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于是,政府部长的高薪,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带来的竞争压力,都让新加坡人的不满不断升级。李光耀那种恩威并重、高高在上的精英做派,也日益脱离了新加坡的感受。

尽管直到去世前,李光耀对自己所作的一切依然自信满满,言之凿凿,并责备年轻一代新加坡人不知感恩。但他也承认,新加坡未来10年大概一切如常,之后就不知道了,而人民行动党迟早有一天会失去执政权。显然,时代已经变了。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交媒体勃兴、人与人之间关系日益扁平化的时代,李光耀式的“任性”,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他是一个伟人,但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而新加坡,将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后李光耀时代。

 

作者简介

赵灵敏,暨南大学国际关系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曾任《南风窗》执行主编,现为《新京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报刊特邀国际问题专栏作家。长期致力于国际关系研究与评论,是当下中国不可多得的具有专业学术背景、优质媒体从业经历以及活跃在一线的女性国际关系评论人。

赵灵敏时评风格中正,细腻严谨,无哗众取众之心,有润物无声之效。赵一直与目前网络上喧嚣的“公知式”评论保持距离,擅长以故事、数据和有依据的趣闻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创立了独具一格的“赵氏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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