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官方淡化精英论，试图为非大学毕业生提供更多擢升机会，引起网民不一样的解读。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了国庆群众大会演说，呼吁人们改变过去只看重学术成绩的观念。演讲中，他指出行行出状元，不一定要有一纸大学文凭才能出人头地。不少人认为这是新加坡去精英化的另一个表现。

回顾过去几年，官方的精英论的确有所淡化的现象，不像过去那样凸显“精英”的重要性。然而，今年的内容延续过去的思路，却也有回转的地方。在去年的演讲中，总理表示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已调整为更具有灵活性，足以为不同能力的学生提供各种升学的道路。当时他所举的几个例子都说明，英雄不论出身，只要肯努力，有各种教育途径帮助学生一步一步跨入大学的门槛。前一年，总理则宣布增设两所新的大学，为更多理工学院学生（大专）提供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

今年，总理举出了数个例子，证明非大学毕业生也一样能出人头地，而从各有关部门在总理演讲后的后续行动来看，总理的呼吁已不限于口头上的承诺。过不了几天，政府机构宣布带头为非大学生提供更多机会，让表现优异的非大学毕业公务员，能在更短时间内获得擢升机会。

尽管这番调整显示出政府诚意十足，网络上的质疑声浪却是铺天盖地。八月三十日的《海峡时报》专题报道中也反映不少人对如何改变如此根深蒂固的思想抱持怀疑的态度。

新加坡政府向来自认奉行“任人唯贤”的原则，一个人的升迁前景往往以其学业成绩作为考量，甚至于公家单位内的不少职位都保留给持有大学文凭者以及奖学金得主。尽管非大学毕业生工作表现可能非常耀眼，但碍于过分严谨的考评制度，他们无法获得擢升。

人们质疑的另一原因则是“外来人才”问题所引起的。政府每年颁发一定数量的奖学金吸引外国学生在本地大学求学，而不少企业机构也聘请薪资要求比本地学生低的外国大学生。网民们还注意到国家并没有对外国大学毕业生受聘数量进行限制。网络上的讨论因此充斥着“阴谋论”，认为劝阻国人念大学是一种偏袒外国人的愚民政策。

外来人才问题凸显了政策上的矛盾，一旦没有解决，人们对政府不满的情绪将挥之不散。接下来就要看各机构如何落实总理倡导的“新思维”，以避免“说一套，做一套”的局面出现，导致人们的不信任感加深。

总体来看，这番转变未必说明新加坡完全去精英化，更大的程度可说是基于政治和经济形势的考量。

如前所述，精英论调已经不受欢迎，近年总理和部长已经不轻易把“精英”、“人才”等辞汇挂在嘴边了，这进一步展现总理讨好的形象。不过，相信未雨绸缪是政府决意改变现状的更重要策略。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际，新加坡政府提出了经济转型战略，计划将国家打造为知识型经济体。要实现这个目标，国家需要吸引更多高端科技领域以及培养更多专业人才，因此政府随后设立新的大学，投下庞大资源致力于提升本地大学的教育素质。

新加坡经济在过去几年取得相当不凡的成就，不少就业调查报告也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近年的失业率保持在百分之一点八至二点一。这应该羡煞不少发达国家。

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方面，根据教育部的资料，除了一、两个市场需求量不大的领域外，去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以及新加坡管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大部分达八成以上，起薪甚至可高达月薪五千新币（约四千美元）。

不过教育部的资料并不包括就读于其他私立大学以及海外留学的学生归来后的就业情况。因此相信，政府对大学生供过于求的担忧，并非针对通过制度筛选进入上述三所学府就读的学生。

在一份二零零七年“维基解密”文件中，一位新加坡教育部官员就曾向美国官员透露，新加坡劳动市场无法吸纳太多大学毕业生，因此政府并不鼓励太多人接受大学教育。

据悉，目前只有两成的工艺教育学院（工教院）毕业生可以升上理工学院，而仅两成的理工学院学生可以继续到本地大学深造。本地大学毕业生人数一直受到控制，这让政府能更准确地把握就业情况，而工教院、理工学院等是专门培训技术人员的学府，这类工作一般不需要大学资历。

可是，当下不少年轻学子们都不甘于停留在专业文凭的等级上，纷纷做着大学梦，希望以大学文凭作为高薪工作的敲门砖。

去年，在回答工教院（相等于中专）学生询问政府是否腾出更多大学学额给工教院以及理工学院学生深造时，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就表示大学生过剩将可能导致 “巨大的大学生失业问题出现”。

为了避免欧美国家失业大学生过多造成社会动荡的情况在新加坡发生，政府对大学收生人数严格把关，确保就业市场供需平衡。

不过当人们生活条件富裕，无缘进入本地大学的学生都纷纷到海外留学或者报读私立大学文凭课程，这就扰乱了原本的秩序。

所以应该说，政府担忧的不是精英过剩的问题，而是在本地教育体制以外的大学生人数过多，导致僧多粥少，进而出现大批年轻人因失业而对政府不满、到处滋事的局面。

文/李慧敏（新加坡媒体人，《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作者）
亚洲周刊 2014年9月21日 第28卷 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