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清宫秘档”指的是清王朝的军机处、内阁、宫中档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外务部、会议政务处、农工商部、醇亲王府等处的文书档案。这些珍贵的原始资料，目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1998年4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清宫秘档”编辑并出版《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4月第1版），其中第一册是与新加坡有关的档案资料。
新加坡地处“南洋之要冲”，是西方各国商贸船只通往中国的总汇。历史上，新加坡也是“闽广客民流寓之地”。清廷在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中，尤重新加坡。因此，“清宫秘档”中特别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外务部，有不少关于新加坡的详细记录。
中国第一个海外领事馆
根据史书记载，1886年新加坡华人已达15万，并且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为有效地管理侨民及处理中外交涉事务，清政府于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了海外的第一个领事馆。
晚清杰出外交官郭嵩焘（1818年－1891年）是促成驻新加坡领事的主要推手。他在奏保当地粤藉殷商胡亚基（Hoo Ah Kay，1816年－1880年，清宫档案中称之为胡璇泽）为清朝驻新临时领事时说：“……道出新加坡，见广东人道员胡璇泽（亚基）为其地人民所推服。数年前，广属人民与各属互斗，亦经胡璇泽解散。英国官商皆信之！臣以新加坡领事，非胡璇泽无可充承者……”。
上述引文录自《郭嵩焘奏为新加坡设领事及筹拨经费事片》，档案编号002，时间为光绪三年七月初一日，公元1877年8月9日。郭嵩焘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当年作为“英国属地新加坡”的荒岛，就在他上奏88年后的1965年，也是在8月9日这一天独立了。
胡亚基可说是名符其实的临时领事，任期不长，仅仅三年的时间，1880年3月27日，“光绪六年二月十七日患病身故”。胡亚基辞世后，曾纪泽在《奏为新加坡领事胡璇泽病故请酌议恤典片》中，“饬（随员）苏溎清暂行代理领事”（档案编号010）。
1881年3月25日，即胡亚基辞世一年后，正式“奏请将都事左秉隆补新加坡领事”（档案编号011）。曾纪泽为清廷驻英法大臣，是中国近代史名人曾国藩的儿子，清朝驻新加坡第一任专业外交官左秉隆的顶头上司。 1881年9月25日（光绪七年八月初三日）左秉隆领凭上任，这天正好是星期日。从此新华社会在左秉隆倡导下，展开了新的历史篇章。于其行也，曾纪泽以诗送之，有“花萼初春日未中，左郎夭矫气成虹”之句，可见曾纪泽对他的器重。左秉隆此行到新加坡，一任三年，连继三任，到1891年卸任。1907年9月，他再度来新加坡任总领事。在晚清的最后35年期间（1877年－1911年），清廷对新加坡共派出12任领事，左秉隆可说是任期最长的一位，前后领新达13年。
在《恭拟驻扎英国新加坡总领事官左秉隆》敕谕中，清朝政府明确地表示，要左秉隆保护“新加坡侨寓华民”，可见清政府对海外侨民的重视，左秉隆可说是任重道远。
标志性的一年
1891年（光绪十七年）是清朝驻新加坡领事馆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出使大臣薛福成电英国允许香港设领事、新加坡设总领事辖各岛（档案编号089）。嗣后清廷将新加坡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领事升为总领事，统辖槟榔屿、马六甲及附近英属岛屿。
我特地查阅了1892年（光绪十八年）《驻英使领报呈光绪十七年正月至十二月收支细数清册》（档案编号154）的奏折，以了解新加坡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后的运作情况与行政规则。
这份《收支细数清册》其实就是清朝驻新加坡领事馆的年度财政报告。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知道领事馆的财政年（Financial Year）是从每年的“正月初一日起截至十二月底止计12个月”，与现在中国政府部门的财政年度一样，百年不变。从报告中，可以知道左秉隆是在光绪十七年十月初二日卸任，次日即十月初三日，由黄遵宪接任总领事。
《收支细数清册》有“新收”（收入）与“开除”（支出）两项。清朝驻新领事馆收入甚微，仅431.082两，均为“出口纸费”（签发文件费）。在“开除”（支出）项下分三个细目，即“俸薪”（薪金）、“路费归装整装”（差旅/服装费）及“房租”（租金）。从记录上看，1891年领事馆全年支出1万1741.3065两，最大开销是”俸薪“（薪金），占总开销的57.38%，达6737.38两（一两银子相当于今天人民币200多元；又根据《驻英使领报呈光绪十九年正月至十二月收支细数清册》（1894年档案编号155）“每英金一镑合库平银5.42556799两”。
《收支细数清册》中对领事馆职员的“俸薪”也有明确规定。“左秉隆俸薪按照新章月支库平银400两”，继任的黄遵宪因系总领事“按照咨案月支库平银430两”，“俸薪”比左秉隆多了30两。领事随员“俸薪”每月128两，领事供事每月36两。左秉隆任领事期间只有一名领事随员左棠，不带翻译。但黄遵宪任总领事后，可能不谙英语，故增添了“总领事三等翻译兼随员那三（那华祝，俸薪每月160两）”。清册指出：“因新加坡改设总领事，西人交涉事件颇多，署中不可无翻译”。
“总理衙门所有赴坡船价路费”的规定是这样的：领事或总领事乘头等船（路费银390两）；翻译官乘二等船（路费银330两）；随带家丁乘三等船（路费银165两）。可见清朝的财务制度还是比较规范和专业，各项开支都有严格的规定。
“大清国领事府署”约距市区四五里。“新加坡领事公廨一年房租支库平银900两，合英金227.11镑”，这符合袁祖志在《瀛海采问纪实》中所说的大清国领事府署是“租于民间”的记载。
左秉隆于1891年卸任后离开新加坡，清廷想调左秉隆任香港领事，惜未能成行。虽然至今甚少学者研究继左秉隆、黄遵宪之后的驻新领事，但从《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我们可以知道晚清派驻新加坡的领事除胡亚基、苏溎清外，继左秉隆、黄遵宪之后的尚有：张振勋（张弼士）、刘玉麟、罗忠尧、吴世奇、凤仪、孙士鼎、左秉隆、苏锐钊共12任，在“清宫秘档”中都可窥其身影。
以上所述，只是“清宫秘档”中沧海之一栗。这本《清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可说是至今为止，汇集“清宫档案”中对新加坡的最详细记录，是我们今天研究清朝时期、新加坡和东南亚关系史、新加坡华人发展史，乃至新加坡外交史问题的珍贵资料，弥足珍贵。
(感谢本地著名文史学者柯木林授权新加坡眼平台刊发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