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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性工作者出书 揭露业内鲜为人知的秘密

24岁的你过着怎样的生活?对社会又有怎样的体悟?

对看惯暗夜红尘,中学毕业后就在风月场所打滚的Ashley(化名,24岁)而言,两条社会法则最为受用:

做事要绝对小心谨慎。
绝不要轻易坠入爱河。

拥有五年“高级伴游女郎”(high-end escort)资历的Ashley,是本地一名半工半读的商学院大学生,白天与一般大学生无异。

夜幕低垂时,她才换上高级伴游女郎的身份,满足顾客们的需求,过着纸醉金迷的夜生活。她在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沉着地说:

“称自己为妓女(Whore),我很自豪。”

Ashley的工作内容自然属于“不可描述的事”,她最近将自己的奇特经历撰写成回忆录《绯红妓女:我的双重人生》(Scarlet Harlot: My Double Life,简称《绯红》),以平铺直叙的写法,揭露了新加坡性产业鲜为人知的一面,揭示一个个男客户为何肯支付上千新元,换取性工作者的慰藉,以及在交易过程中的种种荒诞行为与要求。

《绯红妓女:我的双重人生》(Scarlet Harlot: My Double Life)(Epigram Books)

作为一名专业的“派对女孩”,她曾被男客户要求用脚踢他们的生殖器、一名戴头套的客人要求她帮忙掐住颈项助兴、还有每夜吸食混搭的毒品,来换取相应的报酬。在客人付费的两小时内,她可以让客人对她“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

Ashley在《绯红》写道,性工作者的行业也分为三六九等,以工作层级、肤色和国籍来区分其商业价值。

在这个金字塔的最底端,是那些KTV小姐。最顶端的则是如同她一般的高级伴游女郎,有机会跟随非富即贵的顾客乘飞机环游世界。

Ashley毫不避忌地说:

“越南与泰国籍的伴游女郎更漂亮,但她们在沟通方面并不聪明。她们很漂亮,称得上是‘花瓶老婆’(trophy wife)或‘妖娆女人’(bimbo),但语言障碍却让她们缺乏交流能力。”

如Ashley一般的新加坡华人的伴游女郎,价格会稍微昂贵一些,“因为我们更聪明一点”。

芽笼红灯区站在街边招揽顾客的流莺。(路透社)

性工作者能赚多少钱?

Ashley受访时拒绝透露具体金额,但记者从她的一身华丽的行头和大笔花费,大概可略知一二:各大名牌商品、价值1万2000新元的隆鼻与下巴整形,以及大学全额学费一次过付清。

冠病疫情的来袭让Ashley生意大受影响:

“冠病大流行导致我难以接客,收入减少了大约60%。值得庆幸的是,我有一群常客,仍愿意支持我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与其他人相比,我还算比较幸运的。”

Ashley:“我有一群常客,仍愿意支持我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互联网)

性工作是一门讲究的生意

就读商学院的Ashley颇有商业头脑,谈起事业来“头头是道”。

她自视为一名“企业家”,摆卖的商品就是“自己”。为此,她列出商业成本与管理费用等细则:

  1. 参加瑜伽课程,保持好身材;
  2. 购买名牌包包,或奢华的美容保养品,保持专业形象;
  3. 例常进行身体检查,确保健康安全,以便持续服务客户。

与其他合法行业一样,性产业也受到市场竞争与现代化的影响。

Ashley表示,社交媒体平台和互联网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模式,也严重打击了性产业原有的工作模式与商业价值。

针对日益受现代人喜爱的线上约会平台,Ashley指出:

“如今,新加入的伴游女郎越来越少,‘甜心宝贝’(sugar babies)反而越变越多。Ashley Madison(专门为已婚人士提供交友、约会服务的社交网站)让女孩们觉得赚大钱很容易,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 

性产业受到市场竞争与现代化的影响。(新报示意图)

一段血泪的过往:为升学而步入性行业

面对新血不断涌入的激烈竞争,Ashley不以为然地称:

“你无从得知这些女孩为什么要进入这个行业。也许她们不是为了购买奢侈品,也许她们是真的需要钱。”

Ashley就有一段悲惨的童年经历。

年幼时父母离异,双方都不愿照顾她,最后交由外婆抚养长大。

父亲若干年后在外重组新家庭,只供她完成中学学业,年仅16岁的Ashley生活顿时失去经济支柱。

为了争取更好的未来,她误打误撞应聘了一则招募广告,只因上面写着“每天可赚取300至400新元”。

就这样,她成了新加坡性产业的一员。

父亲断了经济来源导致Ashley被迫出外谋生。(示意图)

问及父亲对她的影响,Ashley直言不讳地说:

“基本上,是我的父亲让我成为了一名伴游女郎。如果他资助我完成学业,我现在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很多人都以为可以短时间从事性工作,赚到钱后就走人。没那么简单,出卖肉体怎么可能不改变你?”

相信不少人都以为陪游女郎的工作非常轻松,哪会有压力?

但Ashley透露说,男顾客在言语上的嘲讽轻蔑、让她很长时间深感自卑,认为自己是最低贱的人。这种无形且无所不在的压力,让她一度寻死但不成功。不过长期以来,却出现进食障碍和压力引起的偏头痛。

她在《绯红》一书透露,

“在我19岁决定成为一名性工作者之前,确实有考虑其它选项。但我当时决定,最重要的是,我需要金钱来支付学业。我必须承认,我做陪游女郎不仅是为了钱,也是考虑到时间与生活方式的灵活性。”

只有这样的工作安排,Ashley才能兼顾学业与职场,于是就踏上这条不归路。

没放弃“新加坡梦”:一名丈夫、一套房子、两三个孩子

Ashley准备在大学毕业后“金盆洗手”,离开历经五年的性产业工作,成为一名专业的白领丽人。

她表示:

“虽然伴游女郎的报酬不错,但我必须考虑到简历上要如何解释这段‘空白期’呢?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从事正常工作的原因。如果简历上有‘空白期’,日后在应对未来雇主时肯定会出现问题。”

尽管Ashley一开始就立下flag说,“早已放弃爱情”,但她仍与普通新加坡人一样,拥有一个“新加坡梦”,即一名丈夫、一套房子与两三个孩子。

她坦然说:

“我还是想要。我来自一个不那么好的家庭,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生长在一个好的家庭。”

芽笼红灯区几家营业的店面。(互联网)

在古代礼教根深蒂固的东方社会中,像Ashley这样的性工作者,往往都与社会价值观格格不入。在某些人眼中,Ashley就是一名被标上“败坏纲纪、不知羞耻、投机取巧,与社会风气相悖的妓女”。

被问及选择这个行业可曾感到后悔或愧疚时,Ashley斩钉截铁地说:

“作为一名性工作者,双方互相交易,你情我愿,我为什么要感到愧疚?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点也不内疚。不要因为你不喜欢性工作者的工作性质就瞧不起她们,她们只是从事着性质不同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