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工人（又称移工或客工）是亚洲和中东许多国家与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支柱，也是他们各自家中的重要经济支柱。

这场正在进行中，仍不知何时会结束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冠病19）疫情，严重打击了客工们的生计，导致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丢失工作、甚至面临着减薪。《海峡时报》的特派记者们采访了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客工，倾听他们不为人知的疫情故事。

邻国马来西亚

马国的客工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约有330万人，其中只有120万人有向当局登记，他们大多数都从事低收入工作。

印尼客工

马国自3月18日开始实行“全国行动管制令”（MCO）来控制冠病的传播后，来自印尼的建筑工人Karmadi（48岁）就失去了在吉隆坡的油漆工作，他原本每天的工资是100令吉（约33新元），如今完全零收入。

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不到1000令吉（约333新元），无法寄钱给住在东爪哇的妻子和四个孩子。

过去两个月来，他每天都吃白米饭或面条。如果运气好，他的朋友会送给他蔬菜和鱼。

Karmadi告诉《海峡时报》：

“我觉得很沮丧。我在异乡没有工作又饿肚子。我告诉妻子变卖掉她所有的东西，例如珠宝和摩托车来维持生计。”

自“全国行动管制令”实施以来，截至上周五（5月1日）已有超过6万8000名印尼人选择返回家园，但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留下来，希望在5月12日“全国行动管制令”结束后能顺利回到工作岗位。

然而，许多印尼客工在这段期间已陷入困境。

拾荒者Lezza（34岁），在吉隆坡附近的一个垃圾场内寻找任何可以果腹的食物来解决一日三餐。以往，她在垃圾堆内会捡拾塑料和电线这样，然后拿去卖，一个月可赚到1500令吉（约500新元）左右，但是现在她只专注于在垃圾堆里寻找过期食品，如面包和饭盒。

这名单亲母亲在2016年来到吉隆坡当服务员，却因为被中介欺骗，被迫滞留在马国。她非常想念她在亚齐的两个孩子和父母。

目前她和一个朋友住在一个由三合板临时搭建的长屋里，8平方米的房间内挤了16人，然而她更担心的不是因没有社交距离而可能感染冠病的风险，而是饥饿。

难道他们在当地都无人关怀吗？不完全是，驻马国的印尼大使馆有发放粮食援助，不过客工必须在网上注册，并回答17个问题后才能申请。印尼维权团体移工关怀组织（Migrant Care）因此呼吁当局减少申请援助的繁文缛节。

印尼外交部公民保护局局长Judha Nugraha表示，粮食援助将优先发放给受影响最严重的日薪工人，例如40万名建筑工人。他们在封锁期间，完全没有任何收入。目前，当局已经发放了40多万包主食。

孟加拉客工

35岁的Ayesha（假名）的丈夫在马国当建筑工人，但他是一个没有证件的黑工。

他每个月都会给家人寄大约2万孟加拉国塔卡（约330新元），然而他最近几个月经常生病，无法工作，再加上“全国行动管制令”后不能工作，他已经有四个月没给家人寄钱了。唯一令人感到欣慰的消息是，他上周的冠病检测结果呈阴性。

由于这段期间，马国的医疗服务变得系统化，这也意味着他更容易得到医疗服务，但与此同时也更容易被当局发现而逮捕。

上个月初，有15名客工确诊后，马国当局在吉隆坡主要提供给外籍工人居住的宿舍内加强了行动控制。

上周五，移民局突击检查，逮捕了数百名无证客工。协助客工的非营利性组织“Our Journey”负责人说：

“政府的行动适得其反，他们希望有症状的人前来接受筛查，但逮捕客工只会让他们躲藏起来。”

Ayesha则通过电话告诉《海峡时报》说：“丈夫这段时间都吃不好，一直在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担心我和孩子们的生计”。

Ayesha一家七口目前仅靠18岁儿子每月赚取的4000孟加拉塔卡（62新元）的收入勉强度日，她的儿子在经营渔业的亲戚家打工。

达卡的客工关怀组织Ovibashi Karmi Unnayan Programme (OKUP)的主席Shakirul Islam透露，自3月20日起，该组织就收到1600个求助电话，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这些电话大多来自那些丈夫或儿子无法寄钱回家而面临严重食物短缺的家庭。

Shakirul补充说：

“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家庭的社会地位都相对较高，他们羞于寻求帮助。更何况，即使求助也不太可能得到政府的帮助，因为他们已经不属于低收入人群。”

目前孟加拉有约1000万名客工在全球各地从事蓝领工作，他们去年将超过254亿新元的收入寄回孟加拉给家人。每人平均年收入为2570新元，但是一场冠病疫情却让这笔收入顿时“缩水”。

据当地媒体报道，孟加拉国政府已经宣布一系列措施来支援客工，包括拨款2亿孟加拉拉塔卡（约3359万新元）设立基金来协助那些被迫回国的客工，以及拨款8000万孟加拉拉塔卡（约134万新元）给海外各个领馆，用于喂饱所在地的孟加拉客工。

印度客工

马来西亚估计约有15万名印度外派职员和客工，这不包括那些数千名不定期和持有临时通行证的客工。这些印度客工受访时都表示，他们并没有从雇主或政府那里得到援助或食物。

48岁的Kannan（假名）在接受《海峡时报》电访时，描述他每天下午在吉隆坡附近上演的“可耻的场景”时忍不住哭了。

他说：

“慈善机构前来为100名工人提供食物，但有500人排队等候。我们就像乞丐一样抢夺每一份午餐。以前，我打扫房间每天能挣50新元，但现在没有工作，我连买简装饮用水过滤器的零钱都付不起，只能直接喝水龙头的水来果腹。”

但是他却将这些苦都往肚里吞，对远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家人只字不提，为的就是不想让他们担心。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其他国家的客工命运稍微比马国的好一点。

在以色列韩国工作的泰国客工

在以色列南部农场工作的2万6000名泰国客工，原本就过着相对“与世隔绝”的生活，从不离开农场外出，因此冠病疫情对他们而言没什么影响，也不担心会被感染。他们日复一日地农作，宿舍是两人一房的空调卧室，月薪为2000新元左右。

韩国目前有2万2000名合法泰国客工，以及15万名从事着各种行业非法泰国移工。不过《海峡时报》采访到的客工都表示，生计不受影响。

过去四年在韩国益山市的草莓种植基地打工的45岁泰国客工Pensri Nawong说，自己在疫情期间无须隔离，每天都继续工作，每个月依然有1620新元的工资可拿，而且食宿也由雇主免费提供。

他们都是比较幸运的泰国客工。据了解，目前在11个国家的超过20万5000名合法泰国客工当中，只有838名泰国工人获得政府的帮助得以回家。

在马国北部，目前有数千名泰国客工因马国的行管令而滞留。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不顾一切想要回家。于是他们涉水越过横跨马来西亚吉兰丹和泰国那拉提瓦省的Golok河，有些人甚至还带着孩子过河。

然而，泰国当局却以非法入境为由，向他们每人开出800泰铢（约35新元）的罚款，并将他们送往隔离设施。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菲律宾客工

61岁的Andrea Rose Rosal女士是一名退休护士，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每个月需要花费高达6000比索（约168新元）的医药费。她有两个儿子在阿联酋工作，每月都会寄钱给他。

然而，当阿联酋封国时，两个儿子都被迫休假。现在，他们更需要帮助，根本谈不上寄钱回国给母亲看病。

 Rosal告诉《海峡时报》，她必须向银行借出3万比索（约840新元）汇给儿子。

她现年32岁的儿子Loy在阿布扎比的一家餐馆工作。在阿联酋放松限制后，他虽然回到工作岗位，但薪水被减半，而且他也不确定餐馆还会营业多久。

Loy育有一名9岁的儿子，和他在同一家餐馆工作的妻子目前怀孕了，而且他们最近还买了一套房，开销增加，薪水减少，这段时间Loy都无法给母亲汇钱。

因此， Rosal和她的丈夫不得不动用他们在马尼拉郊外一个水稻农场早前赚取的积蓄。然而雪上加霜的是，由于通往马尼拉的所有道路都被关闭了，没有工人收割庄稼，他们的农场目前不能生产任何东西，只能干着急。

“我和丈夫只能不断祈祷来减低焦虑。”

新加坡

我国截止今天累计总病例为1万8778起，超过9成的病例都是外籍客工。

他们虽然因被感染或担心受感染，每天都战战兢兢的，但起码他们得到我国政府在医疗上的照顾。

不论客工是否生病或出现发烧、流感症状，即使他们身体情况良好没有出现症状，新加坡政府都一律为他们做病毒检测。

在住宿方面，政府也四处张罗地方用于分隔健康客工和患病的客工，有客工还因此住上了游轮和酒店客房，在住所内也尽量保持社交距离，当局若发现雇主没为外籍劳工安排适当住宿，也会加以严惩。

在饮食方面，大型的专用宿舍的三餐，在当局的协调下由大型餐饮供应商负责提供，有客工因此还吃上了飞机餐，其他的宿舍，政府也当局规定雇主为他们安排送餐服务，虽然可能需要自费。

客工们的住宿环境和食物质量虽然不一，但起码他们有地方居住三餐温饱有保障。

客工们虽然因阻断隔离不能工作，但政府和雇主合作确保客工们都能领到工资，并能够将钱汇回家乡。当局除了派发日常用品，甚至派发免费电话卡让他们和朋友、家人保持联系。

当局做得不够完善的地方，本地的非政府组织和企业也纷纷伸出援手，为他们填补“空缺”。

当然，尽管各方都致力于让客工们的生活尽量不受影响，但或多或少的影响还是在所难免的。

孟加拉客工家人：每天三餐有保障

Nasim Akhtar的丈夫目前在新加坡当一名自动扶梯机械维修师。由于病毒阻断措施（Circuit Breaker）无法照常工作，上个月他只拿到最低工资，因此无法寄钱给在孟加拉的一家四口。

Akhtar说，丈夫和其他人合租房子，他必须支付自己的租金和食物，由于未来存在太多不确定因素，他不得不保留大部分工资，在阻断措施期间只能给家里寄大约200新元，是他通常汇回家的金额的三分之一。

Akhtar告诉《海峡时报》：“目前我们勉强过得去，每天能吃上三餐。”

菲律宾客工：给我免费机票也不回国

育有三个孩子，最大的才11岁的安全专员（35岁，匿名）告诉《海峡时报》，他更担心的是保住工作，而不是感染病毒。

去年9月，他持S准证到本地工作，该准证每年都必须更新。他担心，如果新加坡经济陷入衰退，他的公司不得不解雇他。

他告诉记者，他所认识的一个在招聘公司工作的菲律宾人已经被解雇了，尽管她的S准证有效期到2020年12月。

其实，他也很害怕自己会被感染，因为与他同住的两名菲律宾人，目前都在一家养老院工作。养老院恰恰是本地其中一个防疫薄弱环节。

据菲律宾驻新加坡大使馆提供给《海峡时报》的数据，目前至少有六名菲律宾人在新加坡确诊，这些人都与客工宿舍感染群有关。

上述受访的安全专员说：“即使政府今天提供免费机票回家，我也不会接受。我有需要应付的开销，每个月的债务，所以我必须要紧牙根，继续祈祷。我必须适应这种‘新常态。”

相比起来，新加坡的客工生活算是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