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国大学院临时取消一门题为“对话与异议”的跨学科课程，引发了舆论热议。针对报章的批评文章，耶鲁—国大学院校长陈大荣教授撰文在报章回应，强调事件无关学术自由，也没有外来影响，完全是校方自主决策。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对事件也表示关注，并会进行调查。
在陈大荣教授的回应中，他提到了课程设计者、本地作家亚菲言（Alfian Sa’at）的教案，与学院学术委员会较早核批的构想和学习目标不符。课程没有围绕“异议”的政治、社会和伦理问题进行批判性的讨论，也缺乏学术审视所需的多元观点。一些接受报章采访的学者，也提出类似的批评。
对信仰自由主义的人，课程被取消自然会引起本能的反感，怀疑校方是否在打压政治异议，进而扼杀言论自由。在他们眼里，新加坡高压的政治氛围，保守的社会风气，让“对话与异议”这类课程更显得有必要。所以，耶鲁—国大学院临时取消，不但不利本地学术环境，长期更不利于本地政治和社会的发展。
这样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确实并不推崇自由价值，而是强调稳定与秩序。新加坡人经历了建国时期的动乱，以及建国总理李光耀数十年的铁腕统治，似乎也接受了行动党的政治哲学。这可以从大部分新加坡人，特别是年长一辈的反对香港市民的抗争运动窥见一斑。
但是，如果纯粹从学术的角度看，耶鲁—国大学院的做法却并非毫无道理。学术精神虽然讲究批判性，可是更强调以事实作为基础。这就要求学者考虑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避免瞎子摸象的盲点。从报道看，“对话与异议”的课程大纲似乎专注于一家之言，突出“异议”更多于“对话”，所邀请的讲者都是跟执政党唱对台戏的异议分子。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观点就不能登大雅之堂，而是作为客观的学术研究，不能只让学生接触他们的片面之言，也必须有持跟这些异议分子对立观点的讲者跟学生交流。可惜课程设计者并没有这么做。
另外，课程设计内容包括制作示威用的海报，在其他民主国家近乎是小学作业的水准，但在法令高度限制示威的新加坡，就难免会让人皱眉头了。这也难怪有论者会跟“颜色革命”做联想。这当然有些大惊小怪，可是当中却有那么一丝丝道理，就是这部分内容好像在培养激进分子（activist）多过于学术探讨。从教育的角度说，这近乎“洗脑”（indoctrination）多过于传授客观知识。 就这一点，校方以“可能让学生犯法”为由取消课程，也就有了正当性了。
只要看看西方的大学，包括著名的常春藤学府，逐渐被“行动主义”（activism）所颠覆，甚至名正言顺取代了学校传授知识的宗旨，要求学校培养新一代能够“改变世界”的激进分子。这恐怕也不是新加坡教育所要看到的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