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联合早报》的封面刊登了一张副总理王瑞杰和老婆亲嘴的照片，真是一大惊喜。除李显龙总理外，新加坡政治人物好像比较少和另一半大方秀恩爱。
再仔细看报道，原来王副总理昨天是携太座出席一个父亲节活动。王瑞杰在致辞时说，夫妻在育儿道路上的配合和迁让，就像是在经营一段亲密的“伙伴关系”。
又是伙伴？这么巧，王瑞杰上周六参与“群策群力共创未来”对话会时也提出“与民做伙”的领导风格。看来我们的未来总理是一个“伙伴式人物”，喜欢和老婆做伙伴，也喜欢和普罗大众做伙伴。
上周六那对话会毫无疑问就是王瑞杰自5月1日升任副总理以来的第一场大秀。
400多名与会者来自社会不同领域，包括青年学子、学者、商人、环保组织代表、宗教团体代表和志愿组织代表等等。王瑞杰先演讲约40分钟，之后花了约2个小时回答26名与会者的提问。
蚁粉们，政府喊你做伙伴！
红蚂蚁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好奇问道，王瑞杰会是个怎么样的领导人？ 王副总理40分钟演讲给了初步答案。
从李光耀与人民讲硬道理到吴作栋的协商式政治到李显龙的包容式政治，新加坡威权政治从“严厉威权”逐渐走向“柔和威权”。王瑞杰再往前推进一步——“伙伴式政治”。
“伙伴式政治”，什么来的？
王副总理的施政理念有3大重点：
- 政府从“为民服务”（working for you）提升至“与民共议”（working with you）。
- 打造政府“与民做伙”的关系（partnership），而不仅停留在“与民互动”（engagement）的关系。
- 扩大“以行动彰显民主的社会”（Democracy of deeds)
前面两点应该很好理解，后面一点可能有点chim，但也不难理解。它最早由已故建国元勋拉惹勒南在1971年8月14日提出：
“和专业反对者的讲话相比，你的行动未必会广泛获得宣传，但多年以后，你所做的将加强‘实干民主’而非‘空谈民主’。”
“What you have done may not get as much publicity as the utterances of professional oppositionists, but long after these have gone, what you have done will strengthen the democracy of deeds and not words.”
– S. Rajaratnam (Aug 14, 1971)
为确保新加坡这个小国能够在一个多变和严峻的环境中生存并为民众谋取福利，拉惹勒南提出实干民主（Democracy of deeds)的概念，也相当于一个“解决问题的民主”（”Problem-solving democracy”）概念，用切合实际的方法去解决民众问题，而不是用嘴巴空谈和搞对立式民主（Democracy of words）。要做到这点，拉惹勒南相信，让越多民众参与解决问题越好，他们就能更好理解新加坡面对的局限和挑战。
有别于吵吵闹闹的民粹，人民行动党一直以来提倡的就是这种“实干民主”，未来总理王瑞杰更是有意进一步将“实干民主”扩大。那具体怎么做呢？
部长齐出动，各负责不同专线与民合作
王副总理先是宣布，人力部长杨莉明将推出全新的公民咨询小组，与大家更好的探讨如何改善工作生活的融洽性（work life harmony）的方式这类关乎国人心声的问题。
接着提出四个“与民合作”的领域：
- 环境可持续 （马善高）
- 住屋与城市规划 （黄循财）
- 青年行动 （傅海燕）
- 促进社会流动 （李智陞、王乙康）
都是民生课题。四个领域中，相信是（2）跟（4）比较棘手。政府组屋99年屋契归零的阴影还是没有完全散去，社会流动问题就更不用说了，贫富悬殊扩大，精英学校与普通学校的隔阂，捡纸皮的阿嫲生活悲惨等等都是舆论热门话题。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教育水平普遍提升及互联网带动信息更加流通等等变化，未来的政府似乎已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高大上了。过去李光耀时代，政府“吃盐比我们吃米多”，大家乖乖听话。
现在行动党的4G领导班子已不可能像过去几代领导班子那样发号施令，也难以证明且说服新加坡人它拥有所有的答案。随着新加坡社会越来越多元、利益越来越分化，让越来民众参与制定政策并从中明白政府所面对的各种局限，或有助于防止民主迅速堕落成民粹。
反对阵营的意见也听取吗？
但关键一问还是：行动党政府真的有商有量吗？还是只是讲爽而已，听到刺耳的批评就穿上刺猬装反击？对话会当天，第一位提问者就问了这个大家都好奇的问题：“反对党阵营人士有没有受邀参加对话会？”
王瑞杰这么回答：“只要你是为了新加坡和新加坡人好，我们谁都能合作。”他说，不同意见来自多个源头，即使时内阁也会意见分歧，但也强调，“我们的目的必须一致，因为团结是重要的。”
要确保“意见无死角”360度全扫，就必须谦卑聆听各种意见，反对者的意见更是要听，不能因为担心威信受挑战就动辄反击。要民众参与制定政策解决问题，就必须先听进各方意见，官民之间的沟通也就变得愈发重要。
部长和公务员团队都具备与民沟通能力吗？
听得出王副总理的态度是诚恳的，也具备很好聆听的能力。他在演讲中的提及“Together”（一起）这个英文单字21次，想必他是真希望和民众一起为新加坡做点什么。
但我们所有的部长和整个公务员团队都具备这个能力吗？官老爷们都愿意敞开胸怀及解除精英思维，把自己放在一个跟民众更对称的位置上去听取意见吗？最后，官老爷们又会采纳多少民众的意见呢？征求民众意见的程序可以做得漂漂亮亮，但如果最终完全不采纳，所谓的“实干民主”、“伙伴关系”也只能流于形式。
2012年曾经领导“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的王副总理向大家保证，民众在讲，政府有在听。他指出，政府在收集民意之后确实做出一些政策改变，例如许多国人要求有更全面的医疗保障，政府之后推出建国一代配套，并把健保双全转为终身健保计划，民众反应教育制度太高压，政府于是调整了小六会考积分制。
Singapore Happy Together?
这是否意味着，新加坡官民将从此快快乐乐地在伙伴关系下共处并逐步建立互信呢？当我们都在一起，真是快乐无比吗？
不尽然。
当民众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参与度越来越高时，官民关系可能会产生两种化学效应：一个是因了解而相守，另一个是因了解而分手，就像任何伙伴或情侣那样。或许这种伙伴关系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一个根本问题就产生了：
我们的政府有能力驾驭好一个愈发活跃且具备动员及行动能力，甚至给予政府强有力挑战的公民社会吗？4G，准备好了吗？
如果下届大选选得不好，或者在王瑞杰正式接班之后第一个大选选得难看，所谓的“伙伴式政治”会不会收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