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俩一个是新加坡建国总理，一个是受教育不高的人力车夫。原本只是主顾关系的两人，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据时期，经历过一段险过剃头的生死大逃亡，成了名副其实的“生死之交”。
上周六（3月23日）建国总理李光耀逝世的四周年晚上，这个由李光耀的小弟李祥耀医生娓娓道来的有情有义故事的视频，被非盈利组织“尊义（新加坡）”Honour（Singapore）上传到面簿后，仅一个周末就被转载了超过4800次，近24万人观看了视频。
一起来看看这段视频，再次听听已故建国总理的声音。
李祥耀医生在视频开篇中以英语说道：
“人力车夫高长古（Koh Teong Koo），我想，他救了我哥哥李光耀。”
“我的大哥李光耀，当时应该是18岁左右。那时有检查站。这些检查站是由日军看守的，他们将年轻华族男子召集在一起进行登记。其中一部分人就会在这场名为‘肃清’的大检证中被罗厘载去处决。”
《联合早报》早前曾报道，李光耀在回忆录《新加坡故事》中也描述了这段差一点改变了自己命运，也很有可能改写新加坡历史的惊险经历。
1942年2月18日至22日期间，日军在新加坡展开全岛大检证，命令所有年龄介于18岁至50岁的华族男性必须到五个指定地点接受检证，目的是肃清抗日分子。
年仅19岁仍在求学的李光耀，与当时39岁在他家当人力车夫的高长古都符合年龄，两人于是一起到惹兰勿刹接受检证。
检证地点离惹兰勿刹体育场不远，边上的茂德路当年是福清人力车夫的聚集地，林立着许多“车仔馆”，高长古抵达新加坡后，曾在车仔馆生活过，因此认识了不少朋友。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两人当时来到检证区，先在高长古熟悉的车仔馆落脚，那里刚好在日本宪兵用铁丝网围起来的检证范围内。两人在车仔馆住了一晚后，第二天加入人龙试图过关时，值勤的宪兵却没让李光耀通过，示意他加入一群正在等候发落的华人青年之中。
险过剃头的几分钟急中生智
视频中插播了李光耀2002年接受英国广播电台访问时的一段访谈，他提到了当时的情况：
“在日本占据新加坡大约10天后，我们接获通知必须前往一些特定的中心报到。”
他也在接受香港电台访问时提到这段可怕的经历。
“他们说，站到那边去。我说，我把衣服留在了房间里。我当时心里有个非常不好的预感。所以我回到房里后就立即躲藏起来，和我的园丁一起躲了几天。他（园丁）在那一带有熟悉的车仔馆，于是我就暂时和他住在那里。”
“第二次我出去时，他们（日军）已经换岗了，新的那批就让我通过（大检证）。可以说我很幸运，我当时很幸运。那些上了那辆罗厘的男子，后来被载去海边枪决了。我有可能成为他们其中一人。”
在回忆录中，李光耀写道，被宪兵示意他站过去后，他下意识觉得那是不祥之兆，于是灵机一动要求宪兵先让他和高长古回车仔馆拿随身物品。日军答应了。两人回到车仔馆后分析局势，决定静候一两天后才回去。
两人等了一天半后再出去，这一回运气果然好转。他右手臂和衬衫都盖上一个“检”字，意味着他顺利通过检证，可以回家。李光耀后来才知道，当时没通关的人都被送到维多利亚中学扣押，并在2月22日由四五十辆大型罗厘载到樟宜监狱附近的丹那美拉海边屠杀！
当时有大约5万名华族男子在那场“肃清”大检证中被屠杀。
李祥耀医生在视频中说，他后来跟大哥聊天时提到了此事。
“如果那个高长古当时没有帮你逗留久一些（让你避避风头），而你也决定留在那里长一点时间，新加坡的历史也许就会永远改变了。我后来跟大哥这么说，他听后放声大笑。”
《联合早报》曾经探访过李光耀与高长古避难的车仔馆，它就坐落在惹兰勿刹茂德路的75号，车仔馆早已拆除。据悉，不远处的茂德路81号曾经是后林村三轮车夫聚居的车仔馆。当时一间房间住了约五六名车夫，在通铺上铺张草席便算一个床位。床铺每月租金介于两元五角至三元之间。
眼尖的蚁粉看到这里，应该有注意到李光耀在称呼高长古时，用了“园丁”而不是“人力车夫”的称号。
李祥耀医生解释说，他大哥（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以“园丁”来形容高长古，是因为高长古住在李家期间种了蕃薯、木薯、蔬菜等，收成补充、丰富了李家的粮食。
红蚂蚁倒是觉得，或许在李光耀心中，“园丁”这个称呼，比“人力车夫”更像家庭的一分子，显示了高长古在李光耀心中地位的不同。
从福建来新加坡当人力车夫，转了一圈后改当三轮车夫
高长古1934年从福建省的福清县只身前来新加坡工作，那年他31岁。
来到新加坡后，身强体健的高长古选择拉人力车，不久后就被李光耀的母亲蔡认娘聘来每天接送李光耀的三名弟妹上下学，并逐渐取得全家人的信任。
李祥耀医生在视频中回忆道：
“我母亲当时聘用高长古为人力车夫，拉我们去学校，放学后再接我们回家。他可以拉着人力车奔跑，真的很神奇，他是一个非常强壮的男子。而且他的心地非常善良，他知道我们肚子饿，因为吃完中饭到放学时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他就给我们每人四分之一分钱去买切片水果吃。那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一份心意，他真的很善良，他就是那么善良的一个人，真的很棒。”
高长古曾在1981年接受过国家档案馆的访问，留下一段口述历史，他说真正心善的是李光耀的母亲蔡认娘，他善待李祥耀等，只是知恩图报，回馈蔡认娘的恩情。
高长古说：
“对李光耀的兄弟和小妹，我也只是回报（他们母亲的）一点善意而已。每天早上他们的母亲都会准备面包和咖啡给我，回家后晚餐就会准备白饭配牛肉和马铃薯给我吃。她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一直坚信一定要回报她的善心。”
对高长古而言，蔡认娘还是他的“救命恩人”。
“我生病的时候住进医院，医药费全部都是李光耀的母亲出钱的。当时我一下子发热，然后又发冷，病得很重，不知如何是好。如果不是他母亲的帮忙，我在日据时期早就死掉了，今天哪里还有我这个人？”
李祥耀医生还记得，母亲那时不仅帮高长古支付医药费，还亲自下厨煮饭，让他带去医院给高长古吃。
“高长古生病时，我母亲煮了一些食物给他，让我带去竹脚医院给他吃。他后来病好了，幸好痊愈了，他真的是一个很强壮的人。但是那个食物，他一直记得我们给他东西吃。能够在生病时吃到我母亲亲自煮的食物，还让我们带给他吃，我相信他一直都将此牢记在心。”
这趟医院之行，也改变了李祥耀医生的一生。
“我在医院时，看到那里躺着很多病人，医生们都在辛勤努力地工作，我当时心想，当一名医生真好。所以后来我成了医生，自己后来开了私人诊所。 长古不时会过来我的诊所跟我打招呼。有趣的是，我的诊所员工不知何故，都知道他对我而言是很特别的一个人，他在我们的家庭里的确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
新加坡的第一批人力车是在1880年从上海运过来。当时的人力车夫主要来自福建福州和兴化，他们穿长袖衣戴斗笠遮阳，赤脚在街上奔跑谋生。到了1947年，新加坡禁止人力车运行，人力车夫于是纷纷改行当三轮车夫。
据悉，蔡认娘生前曾多次协助高长古改变生计，例如帮他开杂货店，助他申请学校食堂摊位等，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以踩三轮车为生。
借钱开杂货店，又帮李家开辟菜园
在李祥耀医生的回忆里，日本攻占新加坡前的一两年，母亲蔡认娘曾借钱给高长古，两人合资在明古连街开了杂货店，他还说，在日军占领之前，母亲让人把杂货店大半粮食藏到纳福路28号住家，还让高长古住进他们家。因为开杂货店的缘故，在日军占领新加坡的那段期间，他们家基本上不缺粮。
“他（高长古）当时有向我母亲借钱资助他开一间杂货店，我们一直有点担心他是否能偿还贷款。当战争来临时，他必须关闭杂货店，但是他将自己应得的那份粮食杂货全部给了我们，当时真的非常有用处。所以我母亲就告诉我们：没什么好担心的，好心总会有好报。”
战争期间，为了扩充粮食，李光耀的父母曾经想过饲养一些鸡鸭。李祥耀笑说：
“战争时，我的父母当时想，如果能养一些鸡鸭，那该多好。高长古呢，就成了那个教我如何饲养鸡鸭、如何种植木薯和马铃薯的人。他真的很心灵手巧，让我赞叹不已。这些农活都是我负责的。我（在家）身居要职，是一名部长——农业部长。”（大笑）
直到今天，李祥耀医生还记得，健壮的高长古还曾为李家挖过一口井。后来，高长古买了些铁丝网，在后院圈地养鸡鸭。在日军占领新加坡的那段艰苦岁月里，他们家依然有鸡蛋鸭蛋吃。
受高长古启蒙的李祥耀，从此便爱上了园艺。
“直至今日，我依然会在花园里走动，然后浇浇水剪剪草。所以他（高长古）留下了很好的一套学问，让我能够享受种植植物蔬果以及其他农活。”
高长古回乡娶妻生子后又返回新加坡
高长古后来回福清娶妻生子，但是马上又回返新加坡工作。高长古43岁时，大儿子高命潮出世（今年72岁）。后来又相继生下两名儿子高命华（58岁）和高命云（55岁）。
高命潮曾经接受过《联合早报》的越洋电访。他说，自己是在14岁那年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他记得，当别人指出高长古时，他跑过去抱住他，非常激动，第一印象是父亲非常高大。那一次高长古带了好些东西回乡，有脚踏车、手表、羊毛衣、笔记簿等。
高命潮还说，小时候父亲按月寄100元新元给母亲，当时兑换成人民币约是42元7角，母亲还得种地补贴家用。父亲1960年和1963年回家省亲，两个弟弟也跟着出世。1970年，高长古曾寄钱给家人置屋，他们以8500元人民币买下了一栋房子。
高长古1986年回福清养老，1988年过世，享年85岁。
李祥耀医生记得母亲蔡认娘过世时，高长古依然在新加坡，但年岁已相当大了，约有77岁。
“我母亲在1980年8月过世。高长古当时还在新加坡，他来吊丧时，一踏入灵堂就放声大哭还跪了下来，那一幕非常让人感动，真的很神奇。他真的对我们如何待他、我的父母如何关心他，始终心存感激。而我们也对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尤其是战争时期他给予我们的帮助，心存感激。他真的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在视频结束时，李祥耀医生总结说，
“高长古虽然只是一名人力车夫，我们一直都待他很好，他自己也很清楚这点，他能感受到我们家庭很欢迎他。如果一个人待你好，你一定要尊荣他。你一定要回报那份善意，然后再次尊荣对方，不为什么，只因他为你做的一切。这是我学到的非常重要的人生一课。”
这个6分钟的视频感动了无数人。有人感慨，李家与高长古之间的那份知恩图报，善有善报的道理，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更有人觉得，李光耀当年说，我真的很幸运时，其实真正幸运的是新加坡人。
当然，也有人感慨，李光耀的母亲真的把孩子都教得特别好，但这种教法似乎没有遗传到下一代。
一切尽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