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三大名人——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院长陈西文教授、悦榕控股执行主席何光平，以及巡回大使许通美——在印度最高法院判决英殖民地时代订立的刑法第377条文违宪，并将男性之间的肛交合法化后，相继出来支持本地同性恋社群挑战现有法律是否合乎宪法，引起了新一轮的争议。
政府这回的态度似乎有些许软化，虽然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暗示，印度法院的做法违背了国会作为主权最终代表的宪政体制，有越俎代庖之嫌，因为法条的存废与否，必须由国会决定，他同时表示国人可以再次提出申请，挑战刑事法典第377A节条文是否违反宪法。
43岁的本地音乐骑士王明（艺名DJ Big Kid）响应尚穆根，随即入禀高庭，要求宣判条文违宪。
王明是本地著名的唱片骑士(disc jockey)，2016年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坦承出柜，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海峡时报）
如果从历史的眼光看，377A条文其实就是茶杯里的风波。这原本是一场因宗教而起的权力斗争所出现的歧视性法条。
1534年英国国会通过了《惩处不道德罪行鸡奸法令》，那是亨利八世为了对抗罗马教廷，要设立效忠于英国朝廷的圣公会，借此决裂乘机没收教廷在英国的所有土地和大量财产，并通过法令来诋毁教廷神父的罪恶的性行为。
亨利八世。（互联网）
这条针对教廷的法令，在19世纪大英帝国鼎盛时期，被纳入管理殖民地的统一刑事法典中，反映的是英国的历史以及当时英国人基于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同殖民地本土社会的价值体系毫无关系。
原本的377条款文字针对的是“违反自然性行为”，突出的是根据《圣经》对肛交的反对。这种对男性之间肛交的厌恶，似乎源自亚伯拉罕诸教（尤其是基督教和回教），跟东方文化传统大相径庭。
在传统东方文化，印度的兴都教和佛教并没有教条明确禁止男性肛交。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化也不歧视男性肛交，甚至还有不少故事和专用语来描绘男同性恋，比如《韩非子·说难》弥子瑕献余桃于卫灵公的故事，后世因而用“分桃”或“余桃”指称同性恋；“分桃之癖”“分桃之好”都用来形容男同性恋关系。
卫灵公与弥子瑕。（互联网）
从《墨子·鲁问》的“鲁君之嬖人死，鲁人为之讳，鲁君因悦而用之”的“嬖人”，后世多用于形容士大夫阶层流行的对男性性伴侣的宠幸。《汉书·董贤传》里汉哀帝和董贤之间的性关系，则衍生了“断袖”“断袖之癖”“断袖之欢”“断袖之宠”等词汇。
可见东方文明传统上并不特别歧视男同性恋，只把它当做一种非主流的性行为（传统男性最终的社会行为，还是必须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尽管他可能更好男色），而不是什么亵渎神明的罪恶。
所以，本地社群反对废除377A条款，依循的不是传统的价值观，而更多是亚伯拉罕诸教的价值观，回教社群和基督教会反对最力，便可见一斑。
如果要从传统价值观来反对同性恋，主要不是因为对肛交的厌恶，而是因为同性恋作为一种身份认同。也就是说，同性恋拒绝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不愿意承担男女结合的夫妇大伦的责任。这个社会后果，恐怕才是所谓的保守派需要对同性恋（乃至衍生到对377A的去留）担心和持保留态度的原因。
一种论述是废除377A将会打开潘朵拉盒子，开启文明败坏的第一步。这不完全是危言耸听，因为只要看看英美社会的发展，就殷鉴不远。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仅不是茶杯里的风波，反而攸关整个社会到底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的背水一战。
在2005年上榜美国百大公共知识人第20名的帕利亚（Camille Anna Paglia）就指出，当文明进入衰败期时，男女之别模糊甚至颠倒，男性阴柔，女性阳刚，在历史上斑斑可考；而当代西方文明社会似乎也正在经历类似的阶段，其中以另类性别群体LGBT（指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的崛起乃至肆虐尤为突出。
这个群体不但成功在个别国家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更进一步推动各种政治正确活动，欲进一步颠覆乃至抹平男女之别，要落实所谓的真正的平等。这对社会的伤害，主要在于削弱了传统男女婚姻制度的正当性，导致儿童无法在有父母关爱的正常环境里成长。
377A条款的存在，固然是歧视男同性恋，可是也清楚地标注其“反常”的事实。一旦废除，下场可能就是同性婚姻合法化，在败坏了文明社会规范之际，又无法确立新的价值体系。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所谓的“自由恋爱，不分对象”的口号，只是放纵私欲的美丽借口，如果婚姻对象不分，只要真诚相爱，那母子、父女也应当可以成婚。
所以，滑坡效应不是毫无道理的反对理由，377A条款当然如自由派所说，是歧视性的历史残留，可是废除的代价，却可能比保留更严重。这其中的是非对错，恐怕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黑白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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