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口袋不缺钱，你会为了省钱和环保去捡拾被丢弃的剩饭剩菜来填抱肚子吗？
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说“不会”。
不过，新加坡近年来却有越来越多人开始尝试这种2010年在美国纽约崛起，后来红遍世界各地的“高级拾荒”生活方式。网上有人给这群选择另类生活的群体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掏宝达人”。
这个群体的正式名称，则是“不消费族”（Freegan，红蚂蚁建议不如将它译为“福利啃”），就像红蚂蚁一样，爬到哪里就直接有免费食物果腹，啃的不就是福利吗？
通过面簿壮大群体
本地的这群“掏宝达人”，去年在面簿上开设了“掏宝大队”专属会员群体，定期组织“掏宝”活动并交流“拾荒”心得，面簿平台的名称就叫“Freegan in Singapore”。这个群体的“龙头老大”是38岁的郑春林，一名财务规划师。
是的，你没听错，这支“掏宝大队”的队长就是一名不缺钱的财务规划师。你可千万别以为“掏宝大队”只是名字好听，其实是一群捡破烂拾荒的穷困潦倒人士。
猜错啦！
郑春林透露，“掏宝大队”的成员有百万富翁、有想引导学生体验非一般生活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会计师、工程师、钢琴老师、大学生等，其中不少是女性，而且各大种族的人士都有，还有许多外国人。他们大多数都拥有大学文凭或更高学历，也有固定的工作和收入。
郑春林今年在面簿上成立这个专属会员群体时，原只是让朋友和亲人加入，以便将多出来的食物分享给他们，因为他所捡到的食物和用品数量之多，90%都能捐出去让他人受惠。后来一传十、十传百，今年10月底亚洲新闻台采访他时，这个面簿专属会员群体已有将近330名会员。《联合晚报》两天后也采访了他，当时这个面簿专属群体已有787名会员，主要是25岁至34岁的年轻人。
红蚂蚁今天查询这个面簿群体的会员人数时，惊见已增至将近1150人，而且每隔几分钟人数还在不断攀升，说明了本地有相当多人对这种“掏宝”行为感兴趣。
真的能捡到宝
郑春林还说，他们真的能从每一趟“掏宝”行动中拾到宝。他自豪地说，家中厨柜的门一打开，就能看到一排排的鲍鱼罐头，全是别人丢弃但仍未过期的。他到超市查了查鲍鱼罐头的市价，每罐都是85新元的上等货，让他高兴了好一阵子。
他还经常能捡到别人丢弃的鞋子，有些还是全新的，连标签码都还在。他也不避嫌地穿着这些合脚的鞋子到处“掏宝”。
由于他经常走路，鞋子很容易磨损，捡到鞋子犹如天降甘露，一双鞋子刚穿坏，就有一双新的可以替换，而且品牌还不断升级。原本只能穿上本地较实惠的品牌如Bata，不久就能穿上休闲运动品牌如Sparx以及中高档品牌如Timberland等。
郑春林与他捡到的宝贝。（联合晚报）
最让郑春林至今还视为宝贝的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在本地制作的飞利浦咖啡机。那时，这些机器都本着要“能用上一辈子”的精神来制作，所以到了今天还运作正常。反而是他找到的一些2010年中国制作的机器却彻底坏掉了。
他说：“这台咖啡机显然是想要宠一宠自己的人才会买的。这么好的东西又没有坏，人家也丢掉，显示我们的社会有多浪费，消费主义至上。”他还指出，‘掏宝’行为其实就是一场考古行动，只不过挖掘的是现代‘遗址’。
对他而言，最有意思的就是在这场“考古”过程中，能够彻底了解为何以前的机器能够那么耐用。这当中“不只是新加坡和中国的区别。它还涉及到零件的品质。现在制作的东西是故意设计来让产品在使用几年后就会自动坏掉，这样商家才能继续将新的产品卖给消费者。”
每个月带团“掏宝”
目前，几乎每个月他都会带上二三十人到处掏宝，多数是年轻人与专业人士。他自己则每星期外出两三天“掏宝”，一般都在周末，以及周三或周四晚上，约晚上8点钟开始。
郑春林（左二）带团到垃圾堆里“掏宝”。（Rice Media）
通常他会光顾宏茂桥三房式组屋住家附近，包括组屋底层、巴刹及后巷等地方。今年7月开始，他与“掏宝大队”也开始“转战”小印度、巴西班让和大巴窑等地区，因为那里有许多蔬果批发商，每天都有大批大批的食物和依然完好无损的蔬菜被丢弃。只要是还可以吃或者还可以用的，他都会统统搁入自己的推车内。
实现伙食零开支
过去一年来，郑春林的开支基本上从每个月2000新元减至1148新元，基本上都与太太平分，主要用于支付基本生活开销如水电费、交通费、手机费以及他心爱宠猫的伙食（每个月50新元）。至于他自己和家人的伙食费，则从原本的每月300元减至去年12月的33元。今年1月又进一步减至8元。
从今年2月起，他的伙食费就真正做到了零开支。除了上述基本生活开销之外，他已经不再花钱买衣服、鞋子和其他生活用品。就连一些大型和小型的家电，甚至是名牌包包，他都能从“掏宝”行动中满足生活上的一切需要，并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原来一个人不需要很富裕，就能找到快乐和满足。
据了解，郑春林和“掏宝大队”所捡到的好东西（主要是水果和蔬菜），甚至多到他们可以定期捐给本地的外籍劳工和慈善团体。现在连做慈善也无需花钱了。
被丢弃的蔬果其实很多还完好无损可以食用。（联合晚报）
据亚洲新闻台和《联合晚报》报道，当记者跟随郑春林出去“掏宝”时，只见他边走边打开一个又一个外卖纸盒，查看里面有没有可以吃的。接着，他会“望闻听切”，看一看、闻一闻、摸一摸再尝一小口，看看味道有没有变馊。如果一切安全，他就会拿回家加热食用。
他们经常能捡到吃剩一半的比萨、剩下来的一大盒炒饭、白饭或炒面、吃两口就丢弃的冰淇淋、吃几口就扔掉的蛋糕，甚至是喝了三分之一或一半就丢掉的高级烈酒。
吃剩的炒饭。（Rice Media）
吃剩的榴莲。（Rice Media）
喝剩的烈酒。（Rice Media）
看到这儿，或许有些读者已经有点反胃想作呕。但红蚂蚁想得更多的是，新加坡人还真不缺钱，食物分量太多吃不完就扔、食物味道不合胃口也丢、吃着吃着不想吃了也倒进垃圾桶，难怪本地的蚂蚁、蟑螂、老鼠和野鸟们都活得如此有滋有味。红蚂蚁突然觉得，身为蚂蚁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网民无法认可这种生活方式
虽然有网民认为郑春林和“掏宝大队”成员的行为勇气可嘉，但有更多网民却不认同这种拾荒做法，甚至无法理解这种生活方式，质问为何要顶着风险为了省钱危害自己的健康？
“我的阿嫲几十年前经常去捡拾别人丢弃的蔬菜和鱼回家煮，因为她实在太穷了，无法一个人将五名孩子拉扯大。到了21世纪，顶着荣誉生活在‘第一世界’的我们，真的需要做到这个地步吗？更何况，这样做很可能会危害到那些原本就穷得负担不起医药的人的健康。”
也有网民指出，这种拾荒行为将原本已经包好绑紧的垃圾袋又弄得一团乱，不但不卫生也增加清洁工人的工作量。
“掏宝”是为了拯救自己
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有两面，就像郑春林的故事。对他而言，“掏宝”除了节省金钱、拯救他人、拯救地球之外，更重要的是拯救自己。
原来，2009年那年，郑春林因为过度担心钱不够用没法结婚而患上抑郁症。2010年，他终于顺利结了婚，但是那份“钱不够用”的恐惧却没有离他而去。婚后四年，很不幸的，夫妇俩的婚姻开始出现问题。
据Rice Media网报道，郑春林说：“我第一次开始捡拾别人丢弃的食物和用品时，正在经历一段非常痛苦的时期。我和太太在婚姻中互相伤害，2016年是最严重的。当时我完全放弃了，而且情况糟糕到我根本不想回家。”
开始“掏宝”后，他看到了新生与希望。他回家向妻子建议让他们的婚姻放一个月的假期，双方恢复“单身”好好理清情绪，但是在“单身”期间，双方是以室友的身份同住一个屋檐下。
他淡然地说：“我知道如果我们不以‘单身’身份来生活，我就没法出去‘掏宝’。时间其实掐得刚刚好，因为当时我们俩的感情已经到了穷尽头，再不挽救，双方迟早也要恢复单身。上述安排反而不失为一石二鸟的机会。”
学会摆脱抑郁症
开始“掏宝”后，郑春林也慢慢学会调低自己对生活的期望与要求。人也渐渐变得开朗，还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掏宝达人”朋友。
他说：“到垃圾堆里‘掏宝‘，本身就是一场生活练习，练习如何摆脱抑郁症。”
自从过上“福利啃”生活方式后，他的开销就越变越低，储蓄反而越变越多，（钱不够用的念头）再也不会让我犯病了。而且我还把大部分捡拾到的东西捐给慈善机构。我给得越多，就发现我需要的越来越少。我没法解释当中的奥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所有的需求和渴望都得到了满足。”
他的抑郁症也有一年多没有犯病了，因为他终于意识到，原来“口袋里没有钱和担心没有钱的恐惧是两码事。”
目前，有很多人开始邀请他到环保论坛上演讲。“6个月前，你如果问我这个’福利啃‘行动会朝哪个方向走……我根本无法告诉你日后会有人邀请我出席论坛演讲浪费食物这个课题，这根本出乎我的预料与想象之外。”
家人完全接受了
郑春林的妻子现在也被他的“福利啃”精神所感染，不但敢吃他带回家的比萨和鸡翅膀，还会抽空陪同他一起去“掏宝”。
郑春林说，父母原本觉得他吃剩菜剩饭很“恶心”，说把他养大念大学，不是要他去捡垃圾，但是他以行动证明了捡回来的物品并不是垃圾。“我把找到的东西送给父母，他们慢慢发现这些东西还蛮好用，现在还会跟我开口要。好像这个搅拌机，就是妈妈说她要的。我知道他们已经接受了我的这种生活方式。”
他原本还很担心他人会以什么奇异的眼光来看待他，但很快的他就发现，其他人根本没在关注他。
对于自己所选择的这种“非一般”生活方式，腼腆又有点内向的郑春林眼里只有淡然与坚定。
“我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因为我看到了益处。你可以在各个层面受惠，包括身体上、精神上、情感上、社交上甚至是财务上都能得益。如果你对我生活的方式感到不高兴，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最后，他补充说：“起初，我很在意别人会怎么看我，也很注意卫生，拼命用肥皂洗手……但做着做着，就觉得好玩。而且很多废弃品明明还可以用，还有价值。我问你，一张沾上粪便，被丢进垃圾桶的50元，难道就不是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