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仁生家族的第五代后人余苏宴。（联合早报）

作者 侯佩瑜

新加坡中药行老字号余仁生在亚洲区域家喻户晓，也是新加坡为数不多的百年老店之一，1879年创业至今已有140年历史。

大家对于这个新加坡名门望族、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的生活，会感到好奇吗？

《联合早报》近日专访了余仁生家族的第五代后人余苏宴（26岁），让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大家闺秀，也对千金小姐这个身份与责任有了新的认知。

余苏宴的高祖父余广是中药行老字号余仁生创办人，曾祖父是新加坡家喻户晓的慈善家余东旋，爸爸余义明目前是余仁生国际集团董事的非执行主席。

据《联合早报》记者形容，余苏宴完全符合一名千金小姐的形象：漂亮，高雅，谈吐得体，且体验过很多富家女才会经历的事情，包括到不同的国家求学、参加闻名全球的巴黎名媛舞会（Le Bal des Débutantes）、曾经每周到同一家商店消费六七百新元不等。

她也同样有所谓的“有钱人”的烦恼，也因为背负着余氏家族身份和背景而一度感到困扰。

在班上总被小学老师点名

余苏宴念小学时，有一次跟同学到牛车水参加校外教学。

校车经过牛车水的余东璇街（Eu Tong Sen St）时，老师忽然叫她站起来，然后告诉全班同学： “你们知道吗？这条街是以余苏宴的曾祖父命名的，他叫余东旋。”

年纪小小的余苏宴当时非常错愕，她回忆起这件往事时笑说： “我那个时候根本没听过这号人物啊！” 她的华文老师也经常在班上点她的名“酸”她：“余仁生”怎么可以不会说华语？

她说： “很明显的，我的身份和大部分的新加坡人不同。当然，新加坡有很多有钱人，但我总觉得人们认识我只因为我姓余。为此，我挣扎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不要只当‘那个余仁生女孩’。很多人取笑我是‘燕窝女孩’，总是对我有所期待，这也是困扰我的一点。”

很难交到真心朋友

余苏宴（右一）很珍惜和好友们的友谊。（余苏宴提供给《联合早报》）

或许与她的家庭背景有关，或许是因为她在求学时曾经两度出国念书，短短几年内就换了好几个国家好几所学校求学，让她较难与他人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她自小就没什么要好的朋友。

余苏宴从新加坡女子小学毕业后就到英华国际学校读书，两年后到美国的一所寄宿学校，因为她的目前怕她会交到美国男朋友，结果不到一年就让她回新加坡，回国一年后她在17岁时又到澳洲上大学先修班。

余苏宴也曾想过掩饰自己的身份和背景。她说： “我非常不擅长说谎，但以前偶尔会用一个假名Jenny Tan。”

余苏宴的身份也注定了身旁会出现别有心机的人。有一次，一个女性朋友到处炫耀她曾和余苏宴一起搭私人飞机到法国巴黎购物。

余苏宴当时觉得很不可思议，她说： “太奇怪了，因为我都没搭过私人飞机！我们从来不这么做。我最常搭的其实是廉价航空。”

她还说，中学时还有同学问她是否能给他们开病假单。现在，有些朋友则会问她是否能投资他们的生意，购买保险或房子等等。

她说：“大家可能以为父母给了我很多钱，但真的不多。我不搭私人飞机，也不是三天两头就出席时尚秀。我有点厌倦和那些目的不单纯的人交往。”

还有一次，余苏宴和一名男生交往了半年，她没有告诉对方自己的身份背景，后来他上网发现了她的真实身份后，就在社交媒体上向朋友炫耀他正在和社交名媛交往。

当余苏宴带着一个没有牌子的行李箱和那名男生以及他的朋友们出国旅行时，他的朋友竟然问她： “你不是名媛吗？为什么穿着打扮这么随性？他说你很有钱，是真的吗？你真的是模特儿？”

那趟旅程结束后，余苏宴立刻终止与那个男生来往。

不过，如果有人认出她或问她是否和余仁生有关时，她也不会隐瞒。

她说： “我没有理由欺骗啊。我会说，是的，我们的家族企业专门做中药和中医生意。我其实是引以为豪的，只是有时会不好意思，而我感到不好意思的原因纯粹只是，不想对方觉得我自以为高人一等。听起来虽然毫无逻辑，但我以前确实有这样的顾虑。”

余苏宴（后排左起）和大哥余在启，大嫂高木佐枝、 母亲周颂华（前排左起），祖父余经文以及父亲余义明的合照。余苏宴在家中是父母唯一的女儿，兄长们宠爱的妹妹。（余苏宴提供给《联合早报》）

不过这名曾经厌恶姓“余”的新生代，如今已欣然接受自己的家世背景了。

她还独自在菲律宾马尼拉生活了五年，在当地帮助被人口贩卖与卖淫集团迫害的女性，延续先辈那种关怀与服务社会的精神。

一堂课启发了她

余苏宴是在澳洲念书时找到人生的突破口。 那时，她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蒙纳士大学修读传播与国际关系。有一次，课堂上讨论菲律宾的人口贩卖与卖淫课题，余苏宴发现班上只有她一人对此一无所知。

她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印象中，资料上写，菲律宾每年有6万名孩童成为人口贩卖受害者，90%是女性，平均年龄越来越小，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我竟然会不知道？之后我阅读了大量资料，这个课题让我彻夜辗转难眠。”

那年，余苏宴的父母恰巧受邀到菲律宾参加婚礼，她跟着去，想亲自了解当地情况。在那里，她第一次感受到贫富悬殊。

她说： “新加坡虽然也有贫富差距，但中等收入者占大部分，没有菲律宾那么严重。同时，我也发现人口贩卖与卖淫问题比我想像中来得糟。一开始，我没什么计划，只想知道要怎么帮助她们。我曾想到那里教英文一学期，但后来觉得自己应该要做更多，所以才开始规划更大的项目。”

当时，还在念大二的余苏宴为了离菲律宾更近一些，方便她常回去做义工和研究，决定放弃在墨尔本的学业，回到新加坡的拉萨尔艺术学院修读时尚媒体与产业课程。

决定创业帮助菲律宾的失足少女

毕业后，余苏宴成立自己的社会企业“Mei’s Own”，并与当地的慈善基金会合作，帮助遭人口贩卖与卖淫集团迫害的女性。

余苏宴在马尼拉向少女们展示Mei’s Own售卖的沙滩毛巾，希望她们通过学习制作与售卖手工艺品重获新生。（余苏宴提供给《联合早报》）

余苏宴之所以选择回新加坡学习时尚，也是因为她早已计划好，要在菲律宾成立一家售卖高档时尚与家居用品的社会企业，借此为受害少女提供就业机会，防止她们在获救后因为没有经济来源而选择再次卖身。

一开始，余苏宴计划售卖服装，并让受害少女缝制包装用的包包，但后来发现她们并不享受这个漫长的过程，做出来的产品质地也不佳，于是重新考虑企业方向。

恰好在那个时候，她发现菲律宾有许多手工艺师，很多是第二和第三代匠师或纺织师傅，正在传承传统手艺的道路上挣扎著。

于是，她开始和当地手工艺师合作，让他们将传统手艺传授给少女们，再由“Mei’s Own”售卖手工制作的家居用品。

Mei’s Own售卖的是高品质手工制作的家居用品。（余苏宴提供《联合早报》）

余苏宴解释： “师傅们可以成为少女们支援网络的一部分，同时把他们的手艺和对菲律宾艺术与文化的知识传授下去。我们的重点不是让少女们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纺织或陶瓷师傅，而是让她们多了解自己的文化。此外，用双手制作一件物品也可以让人心安静下来，拥有疗愈效果。成品出炉后又会给人一种成就感。”

看似创业，其实是在教育社群

养育孩子需要整个社群的努力。

余苏宴指出，很多人口贩卖的受害者都还是孩子，很多受害者直到获救的那一刻，一生只知道被遗弃和被虐待的感觉。如果她可以让更多人参与这个项目，孩子们或许就会感受到社会上依然有人关心她们。

她坚定地说： “这非常重要。我不觉得我这个新加坡人有资格告诉她们什么，但如果她们自己的国人能站出来鼓励她们，而这些人又是社会上备受尊重的手工匠，我想会给她们带来力量。到头来，这是他们的社群，不是我的。如果他们可以成为彼此生活中的一部分，那对双方都有益。”

Mei’s Own售卖的是由遭人口贩卖与卖淫集团迫害的女性制作的高品质手工家居用品。（取自Mei’s Own网站）

改变受害者往后的人生是余苏宴前进的动力。 以前，当她还是义工时，几乎每天都会到庇护所，和少女们天南地北地聊天。但她在成立社企后，反而会刻意与少女们保持距离。

她解释说： “我不想她们将我视为‘那个握有捐款的人’，也不希望她们想方设法从我身上获得什么。如果我和她们太熟，导致她们过于依赖，向我开口要钱或指望我给她们东西，这是不健康的，也会剥夺她们学习独立的机会。我希望她们能努力工作。”

亲戚朋友不解她为何放弃千金小姐生活

许多亲戚朋友或出于关心，或出于好奇，经常问她为什么要“离家出走”？

余苏宴（右）在农历新年时跪着向父亲余义明和母亲周颂华拜年。（余苏宴提供《联合早报》）

余苏宴不无感慨地说： “很多人不把非盈利或慈善工作当一回事，不觉得这是一份正职或可发展的事业。就连我的家人起初也需要时间来适应，因为他们希望我事业稳健，能赚钱。但我和他们说，这对我而言很重要，我现在还年轻，还没有组织家庭，如果我要到发展中国家生活，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坚持拒绝加入家族企业，选择留在马尼拉创业来帮助失足少女，余苏宴自然就必须承担起重重压力与寂寞。对此，余苏宴说：“信念很重要！”

她说：“我们在地球上的时间很短，要如何利用这个时间？我很幸运也很感恩在这个年纪就找到答案：帮助他人会让我感到快乐。听起来很俗套，但当我意识到，无论受害者的人生之前有多糟糕，获救后，我们能协助她们的人生变得更好，我就非常快乐，因为我没有白白浪费时间。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我的家人也如此。”

才26岁的她已经有如此成熟的想法，的确让人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