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生于上海，求学于香港，逝于美国。一生从未到新加坡，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她小说里反复出现的南洋人物和素材，草蛇灰线，若即若离。最常提到的是《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面女一号王娇蕊，是南洋华侨。

而《倾城之恋》的男主角范柳原，是“家里有矿”的南洋巨富家族继承人。

表面上，张爱玲笔下对于华侨，带点尖酸的机灵笔触，三两句描绘入骨。“他们华侨，中国人的坏处也有，外国人的坏处也有。”

“你们那些华侨，取出名字来，实在欠大方。”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觉得张爱玲这样的眼光，从中国到美国，“学贯中西”，眼高于顶，当然是瞧不上到南洋这些“不中不西”的地方，所以语出讥诮。但是，今天读了《联合早报》关于《张爱玲的南洋情结》专版，忽然明白了一个念头。

张爱玲对于南洋这个她一辈子都没到过的地方，想像这边的人和事，不是“嫌弃”，而更像一种向往。

因为她的母亲黄逸梵，与南洋关系密切。据林方伟在早报上文章叙述：黄逸梵至少来过南洋三次。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忆述，黄逸梵1939年和美国男友从香港来到新加坡采购皮革做皮具生意，男友死于二战炮火，黄逸梵在南洋和印度颠沛流离，1947年回沪，一年后返马，之后移居英国。”对黄逸梵最后一次南来，张爱玲在《对照记》仅写一句：“1948年她在马来亚侨校教过半年书，都很过瘾。上个世纪，中国和英伦欧陆之间一般是走海路，途经新加坡。无论徐悲鸿老舍还是黄逸梵。

所以，“远方的母亲”，在张爱玲的心目中，总是去了新加坡或去了更远的地方。

南洋在张爱玲的心中，是“母亲的所在”，有某种意义上，甚至有精神家园的依恋。不信，你再回头看这样的话“他们华侨，中国的坏处……”“你们那些华侨，实在欠大方。”表面上看起来是贬，但注意看，是《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王娇蕊那个疼爱她的丈夫说的，有一点宠爱，有一点亲人的“不见外”。

对，对南洋的人和事，张爱玲写起来，小说家的刻意疏离笔调，是有一点不见外的入木三分。“不见外。”

想想红玫瑰和范柳原，女的美艳，男的高富帅，张爱玲把她小说中一等人物的美好特质安排的人设，都是南洋的男女，可见编剧内心的倾向。南洋好不好，她其实无从体会，不过那是“母亲光环”所笼罩的“远方”。

高冷生僻的女作家，母女情缘曲折幽深地在文学作品里成为永恒。想到这一点，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觉得有点让人觉得心酸。

关于这些，我们都是读者的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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