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寻常的人才外流：新加坡“准马克思”社会下的人口流动

“新加坡控制”（The Singapore Grip）可以是一种疾病、手提箱，或者是一种据称是本地妓女用以取悦客户的技巧。它同时也是英国作家法瑞尔（J. G. Farrell）为他描写英属新加坡沦陷前夕的小说所取的书名。今天我们可以说它适切地描述了新加坡政体的特征。

李光耀在1990年从总理一职退位，巧妙地安排后续职位，他先后担任国务资政和内阁资政的职位——在某些亲近部属心目中则是“折磨人资政”（minister tormentor）——仍然保持相当大的政治能见度。他保有内阁资政职衔直到2011年大选之后才正式辞职。吴作栋在1990年接任总理，至2004年卸职转任国务资政，直到2011年才辞去公职。

李光耀长子李显龙接替吴作栋出任国家最高领导人，受人谑称的三巨头“圣父、圣子、吴圣人”就此成形，而新加坡也两度完成最高权力顺利转移。尽管最近这次的交接有明显的世袭性质，没有人真正质疑现任继承人的能力。

在新加坡这个“准马克思主义”社会，技术官僚的唯物主义主宰一切，而经济则凌驾一切。 图／路透社

“准马克思主义”社会

新加坡在独立后最初几十年的政府在结构上貌似民主，但在实际运作上却毫不民主。在李光耀及领导人心目中，运作良好的政府远比民主来得重要。新加坡的确定期举行选举，绝大多数人民也认真地投票，不过他们所投的候选人都是学术成绩优异才被拔擢的人选。政府在没有利益团体干扰下运作，保持政策的稳定和连贯性，其效率和清廉也无懈可击。

政府坚定地追求成长，又能成功达致目标，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准，使得人民愿意牺牲权利、追求繁荣。领导阶层以以下两点合理化政府的干预。他们相信经济健康和政治稳定需要中央规划和指导，而且人民本身没有能力做出明智的决定。经济务实主义和政治整合的原则强化且使新加坡的机制顺畅地运作。

实际上，政府认为它和民众之间存在一种契约，而这和帝制中国的思想并无不同。政府以其优异施政表现作为治理权的根据。只要人民安居乐业，他们就接受此一正当性的假设。这的确是专制。但是新加坡政府并非暴虐无道，它确实致力于全民福祉的理想，把人民奉为国家最大资源，找出并培训他们判断最适合执政的人才。

为了换取管理权，新加坡国家机关承担起提高国民生活水准的责任，包括住宅、卫生、教育和年金等。在这个“准马克思主义”社会，技术官僚的唯物主义主宰一切，而经济则凌驾一切。但是经济根基转向知识经济令人不免怀疑，新的尝试要如何才能在威权国家蓬勃发展，尤其是威权政府倾向管控资讯的流通，并且压制在政治上为其长期隐忧的反对派。

不寻常的人才外流现象

今天新加坡政府担心受过高等教育的老百姓不愿生育，而且新加坡在政府鼓励的状况下造成人才外流，不利国家发展。今天住在国外或在国外工作的新加坡人约占全国人口的3.3%。就一个迷你国家而言，这是一个警讯。许多人出国留学，但问题在于有些人学成后不回国，留在美国、澳洲或其他英语系国家。

在国际上，这是不寻常的现象，因为通常是低度开发国家才会人才外流。滞居国外的人经常是受过高等教育且政府不愿失去的人才，这个事实导致政府更加关切人才外流的问题。李光耀对此相当烦恼。每年约1,000名优秀青年放弃他们的公民身份并永远离开新加坡。这也会产生安全隐忧，因为年轻人外流代表服义务役兵役的年轻人也跟着减少。在受过最高等教育、最有前途的人当中，有十分之三选择离开新加坡。民调显示，有心移民的人还不计其数。

有些移民意愿可能是全球化的效应。就业机会或许不少，但是小国家提供的工作机会和范围可能不符某些人期望。生活费用可能是另一个原因。有些老人提领出累积多年的年金，放弃新加坡公民身份，搬到国外比较舒适的地方退休养老。钱大量流往新西兰。在新西兰，他们可以买得起大房子、汽车，享有优质的医疗照护；在国内，这些东西都更加昂贵。但是在选择外移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当中，有人表示他们未必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经济机会才离开新加坡。

我们也不清楚政治疏离感是否是移民的关键动机。或许更重要的是心理因素，渴望逃脱“保姆国家”令人窒息的拥抱，以及居住在当地似乎相生相息的高度压力。有位年轻女性是第四代新加坡公民，是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混血，她出国已经五年，将离开异国的她却不回国，反而选择住在邻近的印尼。她说：“在国内，有许多事情让我愤怒，可是我又无能为力。”

新加坡的新移民

新移民也可能有复杂的感受。新加坡吸引许多外国短期居留者，他们丰富了社群景象；这些人有些是外籍劳工，有些是学生，而学生当中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这些中国留学生或工人一到新加坡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吃中国菜、讲中国话、看到许多中国人脸孔。就学生而言，优厚的奖助学金通常是另一个重要诱因。新加坡也是让他们在国际环境中学习、提升英文能力的好地方。

但是近年来，由于政府宽松的移民政策，这些中国人逐渐感受到某些新加坡人的憎恨。有位中国学生匿名表达他的看法：“我们在这里感觉愈来愈不自在。”

在殖民时期，新加坡因移民自由流动和商品自由贸易获益不少，成为人流和物流的转口港。有些人来到新加坡只是短暂居留就离去，前往其他地方，但是许多人留了下来。自独立以来，移民的流入受到规范管理，政府视经济状况和就业机会多寡调整政策内容，但是仍体会到某些移民带来的好处。

李光耀曾说：“如果你看看伦敦、纽约或上海，那些使得当地发光发亮、充满活力和大放异彩的人，都不是当地出生的人。”新血的加入丰富了人力资源，初来乍到新加坡的移民的确不断将其才华贡献于经济活动的向上成长，使新加坡的产业从劳力导向晋升到技术导向。新加坡近三分之一人口不是新加坡公民，在总人口550万人当中占150万人之多。随着人口老化，现在新加坡对青年人力的需求会增加。然而，移民增加将使政府已经极力在培养的国家认同意识受到挑战。

许多外国人担任劳力工或家庭帮佣，以填补劳力的短缺，他们的工作经常是新加坡人不想做的工作（譬如船坞工人）。有些外国人则从事需要更精细技术的工作，譬如医学研究。

新加坡很积极地展开所谓的“全球人才争夺战”，努力吸收、招揽优秀人才。 图／路透社

因“惊输”而展开的人才争夺战

新加坡很积极地展开所谓的“全球人才争夺战”，努力吸收、招揽优秀人才。最近有位丹麦人被聘为东方海皇航运公司最高主管，固然是因为其人业界经验丰富，但也不无因象征作用而聘用之意，借此表明新加坡召募最佳人才的原则。这种作法意在填补新加坡本身人才外移的缺口。来自中国和邻近的印度的专业人员，以及来自欧美的其他人才，受到留在他们的母国可能不会遇上的机会所吸引而来到新加坡。

对科学家而言，设备齐全的实验室和宽裕的研究经费，加上高薪，是难以抗拒的诱惑。1980年代初期，新加坡实际上没有研究基地，而政府开始察觉应该为此努力，遂提供一流的工作环境、财务奖励，也承诺打造由智库和大学组成的学术社群。他们希望网罗先进国家的科学家，按照合约进行研究，尤其是生物医学等新领域，盼望能达成商业运用上的突破。

但是投资重金并不保证知识产业的成功打造，个人创业的灵感与才华并不能在弹指之间激发创造力的火花。目前还没有“新加坡制造”的原创产品在世界市场崭露头角。

美国人提出“科学园区”的概念，认为是培养创意的机制。史丹佛大学在1950年代初期创立第一个科学园区从事研发工作。科学园区可能“只不过是一种比较光彩好听的地产开发”，而且也有人怀疑把一群人聚在一起是否真能集思广益。毕竟创新需要有创业和勇敢冒险的精神，以及承担失败风险的意愿，这是新加坡文化被诟病缺乏的东西。华人的方言甚至有一个词用来形容新加坡人的心理：“惊输”（kiasu），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怕输，延伸也有“绝不能落于人后”这一好胜的弦外之音。

一家香港顾问公司在1989年10月提出一份报告说，虽然新加坡是“打造及维持高品质基础设施的大师”，但是培养“将国家改造为科技创新中心所需的充满活力、尽情发挥的气氛”又是另一回事。即使尝试，其结果也是未知的。

但这样的说法已经过时。近年的新加坡已经在医学研究上崛起，取得世界级的地位，许多人员在北美洲主要机构受过训练，而且其两所医学院也与这些机构有合作关系。新加坡的“启奥生技园区”（Biopolis）是庞大投资的具体成果，有杰出的专家团队进驻。礼来制药公司（Eli Lilly）把实验室从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移到新加坡，而现在每家国际大药厂在新加坡都派驻代表。在启奥生技园区隔壁，有两座属于数位园区“启汇城”（Fusionopolis）的高楼，专注物理科学、工程学和资讯科技的研究。

它们的目标全都是创新，代表新加坡已经认识到必须超越“廉价又快”，因为它在这方面已经无法与中国或印度竞争。

耶鲁大学受到新加坡学习环境的吸引，加上新加坡政府愿意负担所有经费，因而在此设立一所学院，摄于2013年。 图／法新社

管制政治参与，但不限制科学研究

新加坡国立大学名列全球前30名大学，广泛向世界招募人才。耶鲁大学希望到海外设校，受到新加坡学习环境的吸引，加上新加坡政府愿意负担所有经费，因而在此设立一所学院。针对国际学生，该学院提供由耶鲁大学教师选择和教授的人文教育课程，但是限制学生参与政治活动，譬如在未获得官方批准下不得在公共场所进行示威活动。

套用新加坡国立大学／耶鲁大学管理委员会主席郭雯光（Kay Kuok Oon Kwong）的话来说，即“我们必须从广义而非解放的角度来看待‘自由’（liberal）。它指的是思想自由；我没有说这指的是言论自由”。本地政治文化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这所新学院对文科教育隐含的自由之承诺？目前的共识似乎还有待观察，因为新机构的认同尚未形成。

耶鲁此一有高度争议的决定引起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批评，也激起耶鲁某些教员强烈反弹，另外也招致校友的埋怨，不过有位埋怨的校友（他曾在新加坡任教）说：“民粹主义者对新加坡的持续威吓和经验现实脱节。”

很显然地，新加坡的科学家可以在不受意识形态局限下工作。新加坡领导人接受全球社群对气候变迁的共识，这点也毋庸置疑。干细胞研究人员没有碰上他们在美国遭遇的政治限制。复制出桃莉羊（Dolly）的英国团队发现新加坡的环境支持他们的研究工作。新加坡人可以指出，虽然他们的政治可能敏感、受到管制，但是在科学发展如基因研究方面，不受意识形态的束缚。

驻新加坡美国医师和医学研究者发现新加坡的社会政策也有许多值得赞扬的地方，他们个人便身受其惠。他们十分欣赏全民健保、义务教育、住宅补助，也欣喜政府肯花大笔经费投资博物馆。但是也有人抱怨工作效率上的阻碍；负责发放研究经费的人中有“太多用心良善的官僚”对贪腐保持警惕。“你买一盒回纹针，结果他们都要过问购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