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新加坡的疫情防控模式就曾引发海内外的普遍关注。推崇者有之，诟病者也不少。随着第二阶段疫情在新加坡的暴发，新加坡的应对方略也做了较大的调整，但是，其确诊人数却快速攀升。

新加坡模式是否终结，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新加坡自建国以来在国家治理层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一直以来都被视作是精英治国、科学治理的典范。但是，本次新冠疫情对新加坡社会治理以及经济发展的巨大冲击，后果已经开始显现。

尤其是第二阶段疫情暴发以后，疫情的压力让舆论开始质疑长期以来备受推崇的新加坡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可持续性问题。加上疫情暴发初期，政府曾放出会在6月份大选的信号，使舆论出现了对执政党所具有的自信与能力的怀疑。甚至有学者认为，新加坡模式已经破产，有评论人士还提出了“新加坡政府搞砸了”的观点。

新加坡政府是否真的搞砸了，新加坡模式是否面临终结的危险，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不过梳理一下什么是新加坡模式，看看新加坡建国半个多世纪以来面对危机的历史成绩单，也许会对当前新加坡政府的应对方略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何谓新加坡模式？新加坡模式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快速崛起而形成的新加坡发展经验的总称，也被称作是新加坡经验或者新加坡道路。

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复合性的范畴，涵盖了国家治理理念、经济与政治以及社会等多个领域的根本制度设计、具体的制度建设与政策供给、各领域的发展经验等不同的领域和层面，其实质是发展和治理的问题。“善治的新加坡”，可能是对新加坡模式的最好概括。

纵观新加坡的建国史，就是一部奋斗史。从1959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赢得大选上台执政开始，到新马合并和后来新马分家、新加坡独立建国，从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历经人民行动党政府的励精图治，实现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最终到今天新加坡人均GDP超过6.5万美元，位居世界前列。

看似低开高走直线腾飞的背后，其实是新加坡不断克服各种危机，进而完善其国家治理，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曲折过程。

从李光耀执政初期风起云涌的激进社会运动、严重的种族与社会冲突以及脆弱的经济基础，到吴作栋时期经历的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再到李显龙时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以及当下的新冠疫情，不同时期的政府都面临诸多来自社会和自然的挑战。

2013年12月爆发的小印度骚乱，更是让当时的社会舆论为新加坡的社会和谐与族群关系捏了一把汗。但是，作为城市国家的新加坡并没有被这些危机压垮，而是不断总结经验，反思检讨过往，最终推动社会和国家更具活力。这也是在新冠疫情面前，新加坡政府自信的一个重要来源。

一个国家的治理绩效从根本上而言要取决于其制度与政策层面的设计和供给能力，高效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离不开科学完善的制度支撑与有效的政策支持。好制度与好政策的结合，才能催生好的治理效能，而前提是必须要有科学的治理理念引领。

新加坡国家制度建设与政策设计并非最佳，但是，在科学的治理理念引领下，在其精心设计的治理框架内，实现了制度和政策的有效对接，激活了现有制度和政策的最大潜能，最终缔造了“善治”的新加坡。

所以，面对此次新冠疫情的冲击，新加坡这个“小红点”虽然从确诊人数来看已经是东盟疫情严重指数最高的国家，但是却保持了0.09%的最低死亡率和最高的治愈率。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至少从疫情暴发至今新加坡并没有垮掉，政府还没有“搞砸”，新加坡模式还没有空转，更没有破产。而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就要深入了解一下新加坡的治理理念、制度架构和政策体系。

有效缓解了疫情冲击

新加坡的治理理念，可以视作是新加坡模式的宏观层面。治理理念决定或者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思路。

对于新加坡来说，其治理理念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以导代压的管理理念、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防患于未然的危机意识等。这些理念涵盖了新加坡国家治理进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等多个领域。在这些理念的引领下，新加坡实现了从威权体制到现代国家治理的转型。这是新加坡模式的精髓所在。

在本次新冠疫情暴发以后，新加坡政府的各项举措也很好地贯彻了这些理念。比如，针对客工群体大规模感染的情况，李显龙总理就特别指出：新加坡“有责任照顾好客工”，因为客工为新加坡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就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

而人力部长杨莉明则在多个场合强调，政府会在适当的时机对本次疫情应对中的问题进行反思，以提升政府在未来同类事务中的治理能力，则凸显了明确的危机意识和可持续理念。

新加坡国家治理中的各项制度设计，不妨视作是新加坡模式的中观层面。制度是一个国家共同体内部规约各领域行为的规范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没有具体的制度规约，将成为一盘散沙。而制度体系包括根本的制度、基础的制度和具体的制度等不同层面。

新加坡的政体是其根本的制度设计，而选举制度、政党制度、反贪污制度、储备金制度、法律体系等则属于基础的制度体系，其他诸如拥车证制度、人才战略、电子收费系统等都是涉及具体领域的制度。

国家治理的好坏取决于制度设计的优劣和制度化的水平层次，制度化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则会依赖于制度供给与制度执行的程度与水平。

新加坡在新冠疫情暴发以后的种种表现，则很好地体现了其在制度供给与执行方面的能力和水平。比如，由新加坡卫生部和国家发展部牵头的跨部门工作小组，在每次面对大规模疫情传播时，都能很好地整合政府各部门应对力量，发挥制度供给的重要作用。

为了应对疫情期间的舆论传播问题，果断推动《反假新闻法》的落地，重拳打击不实信息，保证舆论环境的洁净。其完善的预警机制、危机决策机制、风险沟通机制等，更是为缓解疫情冲击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

在国家治理进程中所推行的各项及时而有力的政策举措、应对方案等，则可以视作是新加坡模式的微观层面。如果制度是国家治理实践的手段和方式，那么，政策就是国家治理行为的目标和方案。

国家治理进程中，只有好制度与好政策的结合才能发挥最佳的治理效能，如果好政策缺失必然会造成制度扭曲，而如果制度先天不足则会出现政策空转，任何一方的缺席或者不足都会造成劣政。

如果说制度是基石，那么政策就是黏合剂，旨在弥补制度的不足和潜在的脆弱。在新加坡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出台相应的政策配套，以应对和完善突然情况造成的制度执行中的短板。

2020年度新加坡的财政预算案就是其有效的政策应对的呈现。李显龙在讲话中用了“史无前例”一词来形容本年度的3个预算案。

这一财政预算共拨出了600亿新元来帮助员工、企业和家庭渡过难关。

同时，政府还推出了大刀阔斧的措施，比如，通过雇佣补贴计划，为所有新加坡本地员工的薪金提供75%的补贴，帮助企业减低成本。再就是动用国家储备金用于支付各种开支，目前，已启动210亿新元的储备金支持。

这些政策应对有效地缓解了疫情的冲击，进一步巩固了社会对制度以及国家发展和治理的信心，也充分体现了政策的弹性以及政府的决策效率。

客工疫情蔓延，治理能力经受考验

目前，在东盟各国疫情统计中，新加坡的出院治愈病例在确诊病例中比例最高，而死亡病例在确诊病例中的占比则是最低。

这一方面凸显了新加坡公共卫生系统的完善和治疗能力与水平处在较高的层次，另一方面也在侧面印证了新加坡的制度和政策在供给与执行中发挥了较好的效能。

而公共卫生系统的完善，从根本上而言，也是基于其高效的制度与政策供给系统。比如，新加坡虽然累计确诊病例和新增病例增长较快，但是，目前基本是以客工群体为主，本土居民中尚未出现较大规模的社区传播，由此可以认为，新加坡模式在新冠疫情面前依然是成功的。

但是，客工群体疫情的迅速蔓延，从另一个层面也凸显了新加坡政府在危机应对和疫情防控方面的不足。

新加坡本土社会在社区层面早就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预警、应对、沟通和善后机制，但在针对大规模聚集居住的外来客工群体的管理依然存在较多不足。

虽然政府很快启用了空置组屋、小学校舍、会展中心、军营和海上浮动宿舍等来疏散聚集人群，但是严峻的现实，也给今后的相关管理工作敲响了警钟。

新加坡模式是否仍将继续，衡量标准并非新加坡已经取得的光鲜的治理业绩，而是看这个模式中最短的那块木板到底在哪里。新冠疫情给了新加坡政府一次查找短板的机会，希望新加坡可以抓住并补足它。

毫无疑问，此次新冠疫情给新加坡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都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也让长期以来奉行的精英治国偏好受到质疑，但是，只要新加坡能够像以往那样树立战略思维，不唯书不唯上只为实，在危机应对过程中以及危机过后做好检讨反思，未来继续保持其发展的可持续性是可能的。

当然，对于高度依赖外部性的新加坡而言，这不仅取决于其自身还要看其外在环境的变化，以及其把握未来大变局中所蕴含的机遇的视野和能力。所以，新加坡模式并未终结，经过此次疫情的新加坡可能会涅槃重生发展得更好，这将是对新加坡第4代领导人的治理智慧和治理能力的直接考验。

责任编辑/徐坤阳 张玲

作者：范磊，察哈尔学会研究员，山东政法学院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