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地区长期都是华人聚集的地区，而其中新加坡又是一个华人群体占据了超过70%的国家，按照大家一贯的以民族感情为主线的思维方式，新加坡应该是一个与我们关系极好的国家，但实际上，我们却发现新加坡与我们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不温不热之中，特别是在1975年李光耀访华之时，李光耀还一直强调新加坡是东盟国家中最后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事实上，在1975年之前，东盟之中的传统大国，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家都已相继与我国建交，而这种建交潮出现的一个直接原因则是美国放弃南越并从南越撤军。

美国的这一事实做法，让原本希冀于依靠西方强国保证各自政权独立的东盟国家开始怀疑西方强国的保护能力，于是他们开始积极缓和与中苏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关系，并寻求与其建立外交关系。

最先有这一敏锐察觉的当然是以精英立国的新加坡为首的，早在7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就在东盟提议与中苏进行有限度的接触，但新加坡作为倡议者和首发者却是最后一个与中国接触的国家，并在出访时不断强调这因素，这又是为何呢？

实际上，这是新加坡在总结历史教训，寻求与邻国和解的道路上总结出的一个经验—那就是淡化自己的华人占主体的这一事实。

近代以来，华人社群凭借自己的聪慧和辛勤付出，逐步建立了华人在东南亚社会中的财富控制者的角色，这一角色极为类似于20世纪初，犹太人在欧洲所扮演的角色。

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各国纷纷独立，为了保持国内政权的稳定和防止外部势力的干预，除新加坡外，各国几乎采取了一种相同的经济利益分配政策—即促使各族群相对平均的掌控财富。

而新加坡确实一个例外，新加坡除了建立了强力的人民行动党的强力统治，也极力以各种方式推动经济的高速发展，到70年代中期新加坡一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亚洲第二经济强国。

但新加坡的这种高速发展却是以经济分配的两极分化为前提的，当时新加坡的财富70%以上掌握在以受过精英教育的华人富商之中，而占据大多数人口的普通劳工却仅仅占有低于30%的财富，这一形式导致新加坡成为了东南亚各国华商的活动中心，使其他各国的经济分配计划难以推进。

加上当时的新加坡过于自信，不断对各个邻国的内政外交进行指责，特别是对他们的华人政策提出批评，这让东南亚各国对“新加坡的以色列”这一印象更为深刻。

这种冲突随着70年代初，李光耀不顾印度尼西亚总统的恳求，执意处决两名印尼水兵，进而导致在印尼掀起反新加坡的暴力骚乱而达到高峰。

而这一事件的发生，也让新加坡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内对外政策，不断淡化和纠正“新加坡的以色列”的这一说法，并依照东盟其他国家的意见，解雇了新加坡军队中的以色列军事顾问，为了融合进东盟，新加坡开展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并且针对东盟各国出台了各种税收优惠、对外投资政策，不断抚平与东盟各国的裂痕。

到70年代中期，新加坡已经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在贸易、毒品禁绝、航运保护等放面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种密切联系，让东南亚各国都认识到了在危机重重的海峡地区保护弱小的自己的重要性。

正是基于对这种关系的维护，新加坡对于自己的华人社群主体地位一直处理得极为谨慎，因此在70年代中期大多数东盟国家都已经与我国建交的情况下，李光耀才最后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而为了淡化国内华人占主体这一事实对区域各国的影响，整个访问过程中，李光耀不断强调新加坡是最后与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