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30年后,新加坡还会有华文社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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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书展5月30日拉开帷幕,第一天请来作家梁文道讲《香港往事——在身份认同政治以外》。在提问时间,有观众问梁文道对新加坡华文有何看法,梁直说新加坡华文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把华文当成工具。(联合早报)

作者

 柳先生 

加坡书展5月30日拉开帷幕,第一天请来梁文道先生讲《香港往事——在身份认同政治以外》。演讲现场满座,唯中老年人居多,本地的年轻人尤其寥寥可数。

梁的演讲近两个小时,谈的主要是香港的国民教育和身份认同,但间中也提到一些新加坡的问题。提问环节有一位观众问他对香港“两文三语”政策的看法。

梁回答:

除了是政策,“两文三语”其实更是对香港现有情况的描述,而在现有政策下每间学校具体的实施方式也有所不同:有的是开始用普通话做教学语言,有的则是普通话当成另一门课,其他科目主要的教学语言仍是粤语。哪一种才是最好的做法不好说,但以普通话或粤语作教学语言,却肯定会决定三十年后粤语的地位。现在的香港人仍可以轻易地以粤语读完《滕王阁序》或讨论哲学,但闽南语等其他地方的方言却很难做到,原因便在于粤语目前仍是香港主要的教学语言。如果以普通话全面取代粤语作为教学语言,那三十年后,或许香港人便再也没法用粤语讨论哲学了。

另外一位观众提问,说新加坡华文程度很难比得上香港,感慨本地人难以华语做深度交流,问梁对新加坡华文有何看法。梁直说新加坡华文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把华文当成工具。他以自己学法语为例,法语对他而言就是一种工具,他可以在法国问路点菜,却不可能去读法文的福楼拜、莫里哀。

新加坡学生有办法用华语讨论哲学吗?

这让我直接联想到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在一个以英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环境里,我们现在的学生还有办法用华语讨论哲学吗?或者说,除了日常应用以外,新加坡的学生还有能力用华语来讨论些什么?从施政的角度来看,三十年后,华文在我们社会里应该是怎样的一种语言?

日前教育部长王乙康宣布语文特选课程将扩大到中学开办,说了一番话解释背后的用心,据报道摘其原话如下:

“我们必须善用学生对祖籍文化与历史,以及其他族群的好奇心。但要了解文化,你就得学习语言,而要有效地学习,我们要让学习变得有趣并实用,少点压力和负担……告诉学生要像父母或祖父母那样把母语学好,或许无法激发他们的兴趣,还可能浇熄他们的兴趣。但如果使学习成为发掘新加坡和国人身份的过程,我相信能更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母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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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预计明年开办华文语文特选课程的九所学校会各开一班。(联合早报)

把华文当工具,新加坡教育饱受诟病

只重语言技能,不讲文化精神;只求基本沟通,不求深入掌握——将语言视为应付日常对话的工具,一直是新加坡华文教育饱受批评的地方。语特课程和部长以上的谈话,从某个方面来说,也算是对这种批评的一种回应:如果语文是工具,那至少已不再是学来应付日常沟通的可有可无的工具,而是一种能用来了解文化、发掘自己身份的重要工具。

问题是,把华文当成工具时,我们能发掘的是怎样一种身份?李总理在今年农历新年致辞时提到了本地华族独特的“新加坡华人身份”,那这身份和学习华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以前常说的“华人就该学华语”那一套吗?照部长的说法,显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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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教育部长王乙康。(教育部官网)

部长并不支持“告诉学生要像父母或祖父母那样把母语学好”的做法,反而强调“好奇心”。“华人学华语”是先天决定的、是强制的,“学华语你能更了解华人(自己)”则是后天学习的、有选择的。有选择的激发兴趣,强制的则浇熄兴趣。一方强调的是权利,另一方强调的则是责任。现在流行的是讲权利而不是讲责任,肯尼迪说的“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现在听起来多少已有些不合时宜,正是因为这句话把人民的责任放在权利之上了。

但若论身份认同与国民教育,则重点往往还是在责任而不在权利:英语你能不学吗?国歌你能不唱吗?国民服役你能逃吗?不能,是新加坡男人到了法定年龄就该服兵役,是新加坡学生你从小学就该学唱国歌、学讲英语。在社会上,在法律上,你的身份决定了你应该做些什么,而且唯有尽了这些责任以后,你才会对该身份有更进一步的认同。

80%受访者:能说好英语是认同国家身份重要依据

两年前亚洲新闻台和新加坡政策研究所(CNA-IPS)曾对2000名国人进行调查,结果大约80%受访者认为,能说好英语是认同国家身份的重要依据。这国家身份的认同便是由国家教育催生的,而非个人选择所能决定的固然国人可以在成长过程中自行发掘出自己的身份认同,但国民教育从来都只能是由上而下地对国民的身份认同进行塑造。发掘是自主的,塑造是外加的,能自主学习当然是好事,但外加的教育却也未必就是不好的。

同理,能激发兴趣的教育固然是好的教育,但强制的教育却不一定无法激发兴趣。“强制”这个词听起来像是有威逼的意思,但更多时候如果那是以一个预设的、默认的形式存在的话,当事人反而无法轻易察觉。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教育(尤其是国民教育),都有所谓的“理想的教育成果”(Desired Outcomes of Education,DOE),但大部分学生在求学时却很少会意识到教育部所预设所期望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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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自新加坡教育部官网)

新加坡教育部的网站里面也有清楚列明我们的DOE,说明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学成以后会成为怎样的一个人。所以现在谈母语教育,我们就必须要问,通过母语教育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学生变成一个怎样的人,拥有什么样的身份认同?如果是所谓的新加坡华人身份,那这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必须跟这身份捆绑在一起的责任,或者说相关的教育成果究竟该有哪些?

政府通过英文建立新加坡国民身份认同

对这一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我们应该怎样进行华语教学,怎样看待语特和特选中学。教育部为什么不能直接提倡“华人讲华语”?浇熄兴趣云云,只是政策实施带来的果,而不是决定政策的因。不提倡“华人讲华语”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在英文和华文,国民身份与种族身份这两者之间的冲突。

华文固然可以建立华人种族的身份认同,但政府通过英文(未必是Singlish)建立的却是新加坡国民的身份认同。英文不能放弃是肯定的,于是在教育部一贯的论述底下,对能力有限的、只能掌握单语的学生来说,第二语言便成了“压力与负担”。既然是负担,那学生还有什么理由要去背负?

深怕母语(种族身份)威胁到英语(国民身份)的地位

教育部推行母语教育最大的矛盾就在于,一方面它肯定了母语的好处和重要性,比如学华语可以发掘身份、与中国通商等;另一方面它又深怕母语(种族身份)威胁到英语(国民身份)的地位,于是母语所有的好处和重要性,便又成了次要的、非义务的、可选择、可废弃的东西。讲华语不是华人该尽的责任,学生“选择”学华语,必是因为他察觉到华语的功用。

语特以前,母语最大的用处是日常沟通;语特以后,母语可以让你了解自己的“祖籍文化与历史”。语文是可以应付外在世界所需的,一个实实在在的工具。这工具是可以舍弃的,这好处也可以舍弃的,换言之,你的这层身份也是可以舍弃的——如果你不喜欢,或者你能力不足。

不带身份认同的语言学习是不切实际的

早报记者黄伟曼在《多语才是资本》中提及她对双语或多语社会的想像:“最理想的状态应是华人也能说马来语,异族同胞也能讲华语” “当一位新加坡年轻华人的华文华语‘不够好’时,他不会因此感到自卑”。她认为教育部长的讲话“从宏观来看,鼓励多元语言学习,代表的是新加坡语言政策论述与思维的转变”,并认为这种论述可以“让语言学习回归个人,让我们从某种文化包袱中得到解放”。

黄的论述听起来很美好,但如果了解语言是如何建构我们的身份认同的话,我们就会明白,这种处于真空状态、不带任何身份认同的语言学习是不切实际的。语言学习固然可以回归个人,但身份认同却不是单凭个人意志就能决定的事。一个华人也不必为他华文不好而自卑,但他却是万万不可能通过学习马来文而发掘出自己的华人身份。如果照她的理想走的话,那新加坡人的国民教育是不是也能变得多语多元,让新加坡年轻人不会为自己的烂英文自卑?我们有必要分清,个人的语文学习和整个社会的语文教育,其实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教育制度下的每一个语言都会有一定的包袱,这包袱不只是文化的,也是社会的。

如果不谈身份认同,转将理想的教育成果聚焦于学生的能力上面,那么成绩可能相对容易检验了:我们的学生还有能力用华语来讨论些什么?不要说朗读《滕王阁序》,现在连那是什么东西应该也没有几个学生知道了;用华语讨论哲学对学生来说更是不可思议的——用英文不是更方便吗?这几年我去过不少华文讲座,不管讲座内容为何,都绝对是全国老龄化问题最严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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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育率下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联合晚报)

华语的适用范围越缩越小

华文成为单科科目后,在学校的使用频率与英语相比已经相当悬殊,再加上种种政治正确,华文的使用频率便更是进一步缩减。指示语为了显得正式,改用英语;课程介绍会怕家长听不懂,改用英语;一有友族在场,即使和华裔朋友讲话,只因为要“尊重友族”,便也改用英语。华语的适用范围越缩越小,我们还能指望学生用这门语言来讨论什么,从这门语言里发掘出什么身份?譬如一个人手握毛笔但从不写字,却要他如何发掘出他书法家的身份?

演讲的“理论总结”部分,梁文道向现场提出一个问题:

每个人都有各种身份认同(如中国人、香港人、佛教徒、男人、异性恋、人类等),那在这些身份里面,哪一个是最重要的?梁的意见是:我们其实不必强为我们的各种身份做出次序排列,我们不同的身份其实是对应不同环境需求的。比如你过海关时需要出示护照,只说你是佛教徒并不管用;又如男人进了女厕,被视为变态时如果说对方是在歧视国籍,则是无理取闹了。

借这个角度来思考,如果英语华语真的代表我们不同的身份,那我们什么时候应该讲华语?我们真的需要替这两层身份分出先后吗?

所谓的华文精英已是凤毛麟角

新加坡华人社会自立国以来就有两个不同的社群:华文社群里的人一般家里讲华语,华文好英文差,英文社群的则相反,但两者势均力敌,断不能遽判一方为精英一方为平民。教育政策以英文为尊,最直接的影响便是英文文化圈的壮大,华文文化圈的消亡。特选中学及语特表面上似乎秉承了华校精神,培养的都是熟悉华人文化的精英,但在英文作为第一语言的大环境下,所谓的华文精英其实已是凤毛麟角。新加坡社会所谓的精英,可以是双语人才,也可以是单语精英,但这单语却只能是英语而不能是华语了。

那些原本在华文圈子里的、在家里讲华语的子弟(如王部长、反对党领袖刘程强等),便必须刻苦求学,让自己的英文至少上得了台面,才能跻身所谓的精英阶层。而那些英文圈子里的子弟,华文就算再不济,也还有CLB这后门可走,无碍升学,无碍就业。华文能力绝对是一种可以带来优势的技能,甚至可用于国会辩论,但这能力却又似乎和学外语或学钢琴一样,变成是精英拿来炫耀的文化资本了。

语特和特选中学处境尴尬

在这个大背景下,语特和特选中学的处境就格外尴尬:华文社群有人视之为聊胜于无的鸡肋,也有人视之为逃避现实的拐杖;另一方面,因为只有少数学校开办,又只限华人报读,在英文社群里就被批评为精英主义、种族主义。近几年新加坡的英文评论界流行所谓的华人特权(Chinese privilege) 的说法,特选学校便首当其冲,被冠上了“导致种族隔阂”的罪名。

对此教育部也推行了各项活动作为回应,比如让特选中学学生学习马来文、进行校际交流、推行马来文淡米尔文语特等等。这些对策有没有效暂且不论,但至少有许多人还是不满意,认为那治标不治本,不如一举废除特选学校。

华校变成了一种种族主义,原本华文与英文之间的角力,也就悄悄变成了种族之间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者并非全是印裔巫裔,英文圈子的华裔(也包括特选课程的学生)都在认真地“反省”。他们许多都是某个程度上的双语精英,但他们却无法理解华校支持者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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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所特选学校的学生在特选学校成立40年的特选40推介活动上代表一同朗诵本地知名文化人梁文福博士创作的诗歌,述说一代人对特选学校的情怀和期许。(联合早报)

特选学校无法培育以华文思考的学生

这种英文圈子与华文圈子的沟通不良,正好侧面反映出特选学校的致命伤:特选学校并没有办法培育以华文思考的学生。现今新加坡当然仍有不少人是以华文思考的,其中许多也是语特出身,但他们之所以用华文思考,主要还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教育而不是因为语特。语特能做的,只是培养这些仍把华文当作第一语言的学生,让他们能成为华文文化圈的生力军,如何为语特提供更多以华文思考的学生生源,那才是新加坡华文文化圈存亡的关键。

三十年后,新加坡还会有华文社群吗?我想肯定还会有的。但讲华文写华语,却很可能是老年社群和外来社群的特征了。华文文化圈的消亡,将会让这个社会日趋单元化,也会让这个社会失去从英文世界以外看待问题的能力。

教育部长也说了:“我们须改变这个方向。相反的,应该是越多人读语特越好,让更多学生相信自己能胜任。这需要时间和努力达成。我们关键的第一步,就是把语特扩大到中学。”

如果教育部真的能让母语的地位变得更接近英语一些,或许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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