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蝉(新加坡):爱情最美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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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最美的样子

黄秋蝉
（一）1911年夏，北京缘分早已注定世居苏州无锡的书香之家—–杨家迎来了自己的第四个孩子，取名季康，小名阿季。这个名字是按照她在兄弟姐妹中的排名取的，后改名为杨绛。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家养深厚，早年留学，归国后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曾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杨绛出生时父亲刚从国外留学归来没多久。虽然杨绛出生时身材玲珑短小，就那么粉粉小小的一截儿，看上去还那么脆弱，却一点儿也不影响杨荫杭对她的喜爱，这是杨家唯一一个在北京出生的孩子，据说出生时，由于担心北方稳婆力大粗暴，家里特意花了15两银子请的日本产科医生来接生。家里姐妹后来还开玩笑说这在杨家也算是特殊着重对待了，也许从一开始，这个小人儿的命运就和其他姐妹不一样。而早于一年前，也就是1910年，无锡另一名门望族钱家也有一粉嫩男婴呱呱落地，这个男婴就是钱家长子钱钟书，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和教育家，想来任是两家人谁也无法预料得到这俩个孩子后来会有那么深的缘分。杨绛自小聪慧伶俐爱读书，并且有主见，一次上课时，一姓马的老师讲“白马非马”的典故，她调皮地回问：“不通不通，如若我说‘马先生，非人也’行吗”?此话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书是她的好朋友，读书让她绽放出不一样的光芒，温婉，多才，博学。读书让她成长为那个让钱钟书倾心的杨绛，她曾说过：“一个星期不读书，那这一个星期就白活了”。“腹有诗书气自华”讲的就是杨绛这样的女子吧！时下不是流行这么一句话：“好看得皮囊千千万，有趣的灵魂却少之又少。”而杨绛在钱钟书眼里，不但有另他心动的外在，更有让他像磁铁一般深深被吸引的内在。这样的杨绛似乎生来就是为了等候才子钱钟书的。

（二）1932年，清华校园，爱情悄然来访人生有许多不同形式的遇见，正如董卿在某一期《朗读者》中所说：“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样撩动心弦的遇见，‘这位妹妹，我曾经在哪里见过’这是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似曾相识的遇见。”而杨绛和钱钟书，却是命运早安排，一转身“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遇见。1932年初，杨绛几经周折终于如愿北上京华，借读清华大学，冥冥之中，清华园里的钱钟书正在召唤姗姗来迟的她。那时，清华大学的女生还不多，研究院里的女高材生当然更少。女生要在大学里找个男朋友，真是太容易了。而杨绛则非常独特，个头虽不高，但面容白皙秀丽，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凭借独特出众的大家闺秀气质深受男生爱慕，了解当时清华的人说：“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当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3月的一天，风和日丽，花香袭人，在清华大学当时的女生宿舍古月堂门口，钱钟书和杨绛见面了，杨绛自是那个清逸温婉，知书达理，尽显民国名媛风范的杨绛，钱钟书被她“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的清新脱俗吸引。而彼时见面，钱钟书却是穿着清布大褂，脚穿毛布底鞋，还戴着一副老式眼镜，这样的穿着在当时一群西装革履的男同学当中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不过，此时的钱钟书却是早已获得清华校园“读书第一”发表文章第一”美誉的大才子了。杨绛眼光独到，只觉得这个男生眉宇间“蔚然而深秀”，谈吐也甚是机智幽默，心里深深为之折服，那日匆匆一面之别后，俩人书信约好在清华大学工字厅见面，再次见面，他急忙解释：“我没有订婚”，她也笑着澄清：“我也没有男朋友”。这是害怕错过彼此的澄清。也是燃旺爱情火苗的解释。更是心领神会的别样告白。自此俩人书信来往，谈起家乡，谈起文学，两人在文学上的共同爱好和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心灵的默契交融，使他们感情日深，“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再而浓，三而不可绝”，日渐一日，杨绛只觉“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三）1935年，苏州，婚姻是爱情的合法印章“见她之前我从未想过结婚；见过她之后，我从未想过和别人结婚”这是眼里心里只有你的真实写照，该是所有女孩都渴望听到的爱情告白吧!俗话说：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像杨绛这样的好媳妇人选应该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然而，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推崇的是封建家长的那一套，家里俩个弟弟的婚姻都是父母做的主，对此，杨绛心里是有些隐隐担忧的。不料有一天，杨绛写给钱钟书的信被钱基博拆开读了后，竟对儿子这位女朋友甚为欣赏和喜欢，原来杨绛在来信中说：“现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 这样既顾小家又顾大家的格局，让钱父大赞：“此诚聪明人语！”钱杨二人的爱情受到了家长的支持和祝福。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和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共结连理。钱杨两家的结合可谓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两家人是真正地“皆大欢喜”。由于他们当时选来结婚的黄道吉日正好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于是，杨绛后来借《围城》里的那段描述来记录自己和钱钟书结婚当天的情景。“（《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色硬领圈给含税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终于，钱钟书如愿娶得自己想结婚的那个她，而杨绛也终能和自己心仪之人长想厮守了。他们手牵手甘之如饴地走进属于他们俩个人的“围城”。

（四）婚后，相依相随的美妙时光她是他“最贤的妻，”是他“最才的女”，这是最别致的赞美。1935 年，婚后不久，杨绛就放弃自己的学业陪钱钟书去英国牛津就读。初到牛津，杨绛很不习惯异国的生活，又乡愁迭起。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睡眼惺忪的杨绛被钱钟书叫醒，他把一张用餐小桌支在床上，把美味的早餐放在小桌上，这样杨绛就可以坐在床上随意享用了。吃着夫君亲自做的饭，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听到爱妻满意的回答，钱钟书欣慰地笑了。钱钟书在清华念书时曾对杨绛说，自己“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事实也是，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学问做得了得，在生活上却是出奇地笨手笨脚，因此，学习之余，杨绛几乎包揽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钟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一生。钱钟书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生活上虽然一直是杨绛照顾钱钟书，但是俩人都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就是读书，夫妻俩年终总结和比赛的，是各人的读书数量，平时他们还喜欢在睡觉前泡脚时互相做文字游戏，杨绛是学意大利文的，钱钟书是学英文的，游戏就是，他们中一个用意大利文说一个字，另一个就要用英文说出这个字。所以，这夫妻二人如果当时在自家门上写上“识尽天下字，读遍人间书”，估计也没人敢说什么。这样充满书香的闺房雅趣怕是他人学不来的，可对他们俩个人而言却是点滴日常。所以，我理解了“门外的繁华不是我的繁华”,只因“围城”内的风景才是他的最爱。1937年．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这对夫妻的生活又添了新的乐趣，他们和其他平凡的父母一样，对女儿的降生喜出望外，满怀欢喜，钱钟书致“欢迎辞”：“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杨绛说女儿是自己“平生唯一的杰作”。这个小家庭自此开始了一段岁月静好的小日子。

（五）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她是他“妻子，情人，朋友”三者绝无仅有的结合体，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在日常生活中，杨绛对丈夫是照顾周到外，她为人处事的风格也比丈夫要周到沉稳许多，书生气十足的钱钟书在生活上的许多地方都需要妻子“点拨”。有一次，钱家与林徽因家的猫咪打架，钱锺书拿起木棍要为自家猫咪助威，杨绛连忙劝止，她说林的猫是她们家“爱的焦点”，打猫得看主人面。杨绛的沉稳周到，是痴气十足的钱锺书与外界打交道的一道润滑剂。其实，杨绛在生活上事事亲为外，她自己在文学上的造诣却一点也不比丈夫逊色，我们只知道钱钟书的《围城》享尽声誉，殊不知，在文章里出现的那句名句“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出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实际上是出自杨绛之手。钱钟书从昆明回上海后想写《围城》，杨绛甘做“灶下婢”，辅佐夫君全力搞创作，闲时在陈麟瑞、李健吾等人的鼓动下，尝试写了部四幕剧《称心如意》。没想这位自称业余的剧坛新手“出手不凡”，第二年《称心如意》在金都大戏院上演时“引来阵阵喝彩声”，一鸣惊人，她所署的笔名“杨绛”也就此叫开。此后，杨绛又接连创作了喜剧《弄真成假》、《游戏人间》和悲剧《风絮》，讽刺幽默，流畅俏皮，颇有英式戏剧的风格。杨绛的父亲和姐妹一同去看了《弄真成假》，听到全场哄笑，问杨绛：“全是你编的？”她点头，父亲笑说：“憨哉！”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他们的女儿钱瑷就曾这样评价过父母的文字“妈妈的散文像清茶，一道道加水，还是芳香沁人。爸爸的散文像咖啡加洋酒，浓烈、刺激，喝完就完了。”作品通常和个人的性格与处事态度有很大关联，钱瑷的评价对此一语道破，清淡如茶的杨绛总是默默支持温暖着浓烈如酒的钱钟书。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生活既有茶香，又有酒的适度刺激。凡此种种，杨绛可算是钱钟书的全能帮手了。1946年，抗战胜利后，钱钟书出版了第一个集子，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在两人同存的样书上，钱钟书写道：“赠予杨季康（杨绛本名），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赞美，算是极致了。

（六）守护，一路相随1966年，钱锺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神蛇”，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还被人剃了“阴阳头”。群众分给她的任务是清洗厕所，污垢重重的女厕所被她擦得焕然一新，毫无秽气，进来的女同志都大吃一惊。杨绛特意把便池帽擦得一尘不染，闲时就坐在上面掏出书看，倒也无人打扰。1969年，他们被下放至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在翻译家叶廷芳的印象里，杨绛白天看管菜园，她利用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台，看书或写东西。而与杨绛一同下放的同伴回忆，“你看不出她忧郁或悲愤，总是笑嘻嘻的，说‘文革’对我最大的教育就是与群众打成一片。”苦难在她眼里好一派云淡风轻。我们不免觉得这样的沉稳大气，似乎也只有杨绛这样的女子才有，任何劫难来临，都能坦然处之，似乎没有什么能触及她内心的美好净土，这自然是事实，但是一旦事情关乎钱钟书的声誉，她就绝不姑息，一定力争清白到底，有一次，钱锺书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被贴了大字报，杨绛就在下边一角贴了张小字报澄清辩诬。

(七)分别，不是结束杨绛在《我们仨》里写道：“1997年早春，阿媛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再美好的故事都有落幕的一天。从1994年开始，钱钟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钟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然而，隐忍着内心的痛苦，她对所有的苦难只一语带过“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爱女钱瑷离世，1998年，钱钟书临终，一眼未合好，杨绛附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至此，她的世界里只剩下对两个生命里最爱的人的回忆。他们虽走了，却不曾离开过她的世界，分别并不是结束。她开始整理钱钟书留下的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全都整理得井井有条。她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她一生都在为自己所爱的男人尽心尽力，倾尽情，用尽心，是她回报他的方式。世人眼里，他们是爱情最美的样子；在他们的眼里心里，有的只是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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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秋婵，原籍中国海南琼海，毕业于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定居于新加坡，作品散见于《新加坡联合早报》《新加坡新明日报》《新加坡锡山文艺》《海南社会风采》《澳华文学》《当代写作》等海内外报纸、杂志以及网络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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