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亮:城市的包容体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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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如果没有对每一个普通人的包容和尊重,就很难成为一座有生命的活力之城,而无异于一座令人生畏的冷漠之城。但是这样的生死问题却困扰着中国首都北京市,因为当地政府为了城市“瘦身”而在驱赶人口,特别是与其功能定位不符的外来务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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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大兴区群租房的一场意外大火,北京市政府启动了所谓驱逐“低端的人口”的紧急行动。所有在城乡结合部租住的企业和外来人口,都被政府勒令限期搬迁。由于事态紧急且毫无预警,人们被迫狼狈地四处乱窜,甚至露宿街头。

支持者认为,政府抓住了一个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绝佳机会,可以动用强制力进行运动式治理。反对者则担心,这种违反法治精神的乱作为可能贻害无穷,令抛家舍业而不得不离去的外来人口寒心,并让北京成为一座没有人情味的冷漠城市。

中国大中城市的迅速扩张和蓬勃发展,同大批外来务工人员的付出是离不开的,但是他们却得不到应有的“市民待遇”。外来人口的未成年子女无法得到同样待遇的教育机会,甚至可能无法带在身边而沦为农村留守儿童。他们的就业机会无法做到同工同酬,不得不接受市民不屑一顾的脏活累活。

他们生病可能难以异地就医报销,老去后则不得不告老还乡。他们的住房需求从来不是政府考虑的问题,而一系列强加的标准就像“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令他们不得不从地下室搬到群租房,直至被强制驱逐。从过去的盲流到现在的进城务工人员,政府对他们的态度丝毫没有改变,并冠之以低端产业、散乱差、拆墙破洞等标签而加以清理整顿。

对于收入微薄和没有住房的外来人口而言,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群租房,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栖身之处。但是因为规划杂乱和维护不当,这些群租房往往存在安全隐患,并成为政府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集中对象。大兴区群租房的火灾有其必然性,政府治理也有其正当性,但是在此过程中却没有预先规划、程序合法和道德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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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通过蛮力和强制力固然可以让人们一时离开,但却很难让人们永远不来。在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中,大红门地区的城乡结合部从40年前,就成为一个打不散也拔不掉的聚集地,政府一次次的驱逐都以失败告终,而这一次也很难成功。只要有需求,他们就会有卷土重来的时刻。

房价高企和房租上涨,是全球性的城市现象,并造成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今年屡获大奖的一部著作《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困与暴利》,也讲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被房东下了逐客令的租客,往往会为此而付出一连串的惨痛代价,而不是简单的更换住房。这些人不得不把其收入的一半甚至四分之三用于房租,不稳定的租房经历让他们频繁更换工作、孩子变换学校、家庭四分五裂,并陷入难以自拔的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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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许多城市打拼的流动人口,其命运并不比美国城市被驱逐的租客好多少。更令人担忧的是,地方政府没有发挥雪中送炭的作用,反而让问题更严峻。

在城市发展的进程中,从事低薪工作的外来人口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关注,而成为城市发展的牺牲者。在中国这样一个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原本可以发挥中央政府的统筹协调能力,缓解乃至解决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合问题。但是,各级政府却采取了恰恰相反的做法,纷纷扎起藩篱并构筑堡垒,对为其服务、贡献和纳税的人们说“不”。

人才有高低之分,而人口却很难说有高端和低端之说。即便是承认每个人的分工不同,人与人之间也是相互依存的互赖关系,而绝非毫不相干的陌路人。与此同时,快递、餐饮、小商品和家政服务等方面的就业人员离开以后,留在城市的居民也将难以怡然自得和心安理得。人们不能每天都活在“高大上”之中,要么因为供给不足,要么由于物价抬升,基础性产品和服务的连锁反应,很快就会让留在城市并冷眼旁观的人们付出代价。

城市之所以为城市,就在于可以让许多人都可以相安无事地聚集在一起生活。对于外来人口而言,中国的城市应该如何更加包容?在此次事件及相关行动中,不仅政府需要反思、学习和改善,市民也有必要给予更多一些理解和关怀。本地和外地的人口不应因为身份不同而冷眼相看,而应因为同处一个屋檐下而彼此关照和相互支持。

至关重要的是,中国民众需要重新认识城市的根本定位,即城市是为谁而存在和繁荣的。如果城市对人分三六九等进行管理,不能有效包容外来人口,城市的前景堪忧。

作为“首善之都”的北京市,更应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为流动人口提供普惠性的基本公共服务,并促进他们的在地市民化和深度融入,从而可持续地解决这些问题。一味回避并粗暴地令行禁止,只能让这些问题周而复始地出现,并使涉事其中的所有人都付出一次比一次更高的代价。

(作者马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众号”公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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