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金融,香港和新加坡还在争什么?

香港的高端制造、科研创新等方面弱于新加坡,但正视问题,积极应对,香港可以赶超

除了金融,香港和新加坡还在争什么?

文 | 陈汐 刘建中 国华文

“新港之争”系列文章分上下两篇:6月5日刊发的《金融中心,香港输给新加坡了吗》是上篇,本文是下篇。上篇的主要结论是,在金融方面,中国香港(下称香港)比新加坡存在明显优势,新加坡在十年内难以超越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金融业可以为其他行业提供给养,所以香港应该继续加强金融优势。

“从业之利,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不如金融。金融行业的确很赚钱。但是,实力的较量,不能只看金融。

“新港”在金融之外的较量呢?

相比新加坡,香港面积更大,人口更多。香港陆地面积约1114平方公里,新加坡陆地面积733平方公里。2021年香港人口740万,新加坡人口545万。根据世界银行统计,香港劳动力于2018年达到峰值401.5万人,之后逐年下降,2021为386.6万人。新加坡劳动力于2019年达到峰值353.9万人,2021年降为344.2万人。

从1990年开始,新加坡的GDP增速几乎每年都高于香港。人均GDP方面,2004年以前“新港”互有胜负,2004年之后新加坡一直高于香港。2021年新加坡人均GDP 72766美元,失业率2.4%。香港人均GDP 49629美元(港元兑美元汇率取值为7.8:1,下文相同),失业率4.0%。

2021年,新加坡的人均GDP比香港高了约47%。

除了金融,香港和新加坡还在争什么?

除了金融,香港和新加坡还在争什么?

有观点认为,香港不仅已经输给了新加坡,未来还会输给深圳等城市。这是因为香港经济不平衡,存在明显的软肋。比如,香港的制造业非常弱小,理工教育逐年退步,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航运中心地位下滑等等。

这些观点确实有相当道理,香港该如何应对?

高端制造,错失先机

20世纪80年代后期,香港低端制造业由于成本压力,开始向珠三角地区转移。以金融服务为代表的服务业开始快速发展。因为制造业升级费时费力费钱,所以并未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1980-1990年,除个别年份,制造业增加值在香港GDP中的比重都在20%以上。从1990年开始,香港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占比快速下降。这表明低附加值制造业转移后,由于缺乏必要的引导和辅助,香港制造业未能实现升级。

2021年香港制造业雇员人数约7.9万,占总就业人口的2.2%。相比之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高峰时期,制造业雇员曾接近100万人,占比约30%。

制造业虚弱会导致经济更容易受到周期性萧条的伤害。亚洲金融危机让当时的董建华明白了制造业仍是基础。没有制造业,经济不稳定。而且其他行业的发展以及整体社会的发展都会受到限制。因此,香港特区政府在1998年的《施政报告》中强调香港要推行高科技行业。

可惜的是,1998年的努力并没有扭转制造业颓势。此后制造业占比不断下降。香港本土高端制造企业屈指可数。

除了金融,香港和新加坡还在争什么?

在香港政府的规划中,香港科技园和数码港肩负着香港制造业升级的任务。但是香港科技园已经成立20年,仅仅培育出货拉拉、思谋科技、商汤科技(0020.HK)等为数不多的知名公司。数码港中虽然有不少科技企业,但在接近20年的时间里面,没有培养出几家知名公司。

反观新加坡,制造业一直在不断升级。

最近四十年,新加坡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几乎一直在20%以上,而且其中大部分为高端制造业。传统制造业,比如纺织服装目前产值不到20年前的1%,而电子、计算机行业的产值比20年前增长6倍以上,药品、生物制品行业增长30倍以上。

除了金融,香港和新加坡还在争什么?

1959年李光耀上台时,新加坡政局动荡、社会秩序混乱、经济结构单一畸形、制造业基础异常薄弱。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新加坡的制造业一步步升级,从手工工场到中低端制造,然后到高附加值产业,再到研发和设计中心。

1961年,新加坡政府划定6480公顷的裕廊工业区,决心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到20世纪80年代,经过近20年的发展,新加坡打下一个比较坚实的工业基础,并且通过出口贸易完成了资本积累。

1980年,全球油价暴跌。靠石油重工起家的新加坡,旧有模式难以为继。裕廊工业管理局重组经济结构,加大资本投入和招商引资力度,促使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

政府促进工业发展的重点领域是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技术。到80年代末,以增加值来衡量,计算机和相关电子产品已成为新加坡最大的工业。电子、石化、精密制造等高附加值企业扎堆出现。

从90年代开始,新加坡政府大力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半导体产业和生命科学产业是其中的两个重点,新加坡开始向知识型产业迈进。

目前,新加坡的半导体产业在全球排名第六。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的统计数据,新加坡拥有300家半导体企业,其中包括40余家芯片设计企业。新加坡制造了全球大约70%的半导体引线焊接机、60%的微阵列、35%的热循环仪和质谱仪,占据了20%的半导体设备。

2020年,全球10大收益最高的药物中有4种在新加坡生产。新加坡已经拥有超过300家本土医药科技公司。

基于高端制造,新加坡正在打造世界研究中心,吸引世界级研发总部,吸引世界级人才,激发新加坡自身的创新能力。

高端制造业,不仅仅是赚钱的问题。它还会促进高等教育、激发科技创新、增强经济与社会的稳定性。对于香港,高端制造业不可或缺。

香港理工教育被新加坡赶超

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教育。李光耀把教育当作龙头事业,他认为新加坡自然资源匮乏,只有人力资源无穷无尽。建国初期,尽管国内经济凋敝,李光耀仍然对教育事业大力投资。新加坡后续领导人继承了这个传统。新加坡常年的教育投入,为新加坡转型进入知识密集型发展阶段奠定了基础。

从总体看,香港的教育并不比新加坡弱。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数据,2021年香港6-11岁人口就学比例100%,12-17岁人口就学比例98.5%。香港和新加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也非常相近。

但最近10多年,香港的理工类高等教育被新加坡赶超。如果从全球高等教育研究机构QS做的世界大学排名看,这个趋势还不是特别明显。2004年,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分别排名39和42;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分别排名18和50。2022年,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分别排名22和34;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分别排名11和12。

但是,一位香港知名大学的理工科教授对《财经》记者说:“香港和新加坡的高校一般不接受自己的毕业生进入学校当教授,而只接受比自己强一个档次的院校毕业生。20年前,香港高校毕业生可以去新加坡的大学当教授;而现在,情况已经反过来。新加坡高校毕业生可以来香港高校当教授了。”

为何10多年有如此大的变化?这位教授说:“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香港缺乏高端制造业。90年代,学生大学毕业后如果不做科研,可以为香港企业服务,慢慢成为管理者。而现在这些职位已经非常稀少。理工科大学毕业生薪资折合人民币12500元/月,和商店销售人员基本相同,而且未来薪酬提升空间也有限。最优秀的学生都去学习金融、法律、医科。即使有些优秀学生选择了理工科,也难以全心投入。”

理工科的高等知识有相当的难度,理解和掌握这些知识需要足够的动力和决心。对于大部分人,收入是最直接的动力。没有高端制造业高薪承接高校毕业生,直接导致毕业生质量降低;而毕业生质量降低,直接影响高校的学术水平。即使学校重金请来最好的教授,但缺乏氛围和激励,人才梯队难以形成。可以说,强健的高端制造业是理工教育发展的强大基础。

新加坡的情况与香港非常不同。新加坡国立大学一位电子系毕业生对《财经》记者说:“毕业后找一份折合人民币3万元/月的工作并不难。”

在教学中,新加坡非常注重理论与实际应用的紧密结合。此电子系毕业生对《财经》记者说:“大学四年,学校安排了两次长达数月的实践机会。第一次是在大二,我参与设计一个激励老年人运动的装置,真实感受到学以致用的快乐。第二次我参与了光伏系统测试与反馈。学校拿来当时最顶级的各种光伏设备,让学生做测试,然后直接给顶级厂商反馈问题。”

香港高端制造业羸弱,影响了人才培养,特别是理工科人才的培养。

如果上不上大学收入相差无几,很多年轻人会放弃高等教育。即使接受高等教育,也难以全身心投入。高端制造业可以为理工毕业生提供体面的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了学习理工知识的吸引力。而人才与知识正是未来高端制造业竞争的核心。香港应该重视此问题,早日实现高端制造与人才培养的良性循环。

“无创科,无未来”

高端制造业和科技创新密不可分。高端制造为科技创新提供平台和动力,而科技创新是高端制造的灵魂。

高端制造业有非常强的研发需求,也愿意对研发投入资源,这使得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活动蓬勃发展。同时,研究成果也能更快实现成果转化,产生效益,促进下一轮的科研活动。从研发投入上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新加坡在2017年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是2.2%,而香港仅有0.8%,新加坡是香港的近3倍。

香港的科技创新远远落后于新加坡。在2021年彭博创新指数(Bloomberg Innovation Index)排名中,新加坡排在第2位,香港位于第38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新加坡排名第8位,香港排名第14位。

2022年4月29日,目前已经成为香港候任行政长官的李家超提出政策纲领,其中强调,“无创科,无未来”,香港要发展成创科中心。

2022年5月,香港行政会议通过特区政府架构重组方案,一大亮点就是将“创新及科技局”改名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这一举动体现新一届特区政府以新经济、新工业推动香港发展的管治思维。商界代表希望新一届特区政府可以制定长远工业政策,以创科推动工业,重振“香港制造”名气。

其实香港早已意识到高端制造业与科技创新不可缺失。香港特区政府于2015年11月组建成立了“创新及科技局”,并喊出了香港“再工业化”的目标。“再工业化”瞄准的就是高端制造业。

《2017年施政报告》在各分项主题中,“创新与科技”占了最大篇幅。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刻不容缓,我将亲自领导一个高层次、跨部门的《创新及科技督导委员会》……要在创科路上急起直追,政府会循八大方面加强创科发展。”

此八大方面如下:

  • 第一,增加研发资源;
  • 第二,汇聚科技人才;
  • 第三,提供创投资金;
  • 第四,提供科研基建;
  • 第五,检视现行法例及法规,扫除窒碍创科发展而不合时宜的条文;
  • 第六,开放政府数据;
  • 第七,政府带头改变采购方法,研究加入创新及科技为相关要求,不单以价低者得为考虑,藉此鼓励本地科技创新;
  • 第八,是科普教育。

林郑月娥在《2018年施政报告》又提出“加速再工业化”。但是几年过去,香港的高端制造业与科技创新仍然没有明显起色。一方面有疫情等客观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是施政方针本身存在些许问题。

一位曾在香港高校从事科学创新的人员对《财经》记者说:“香港的政策支持往往针对产品的研发阶段,而对市场推广考虑不足。产品出来了,往往缺乏市场。哪怕性能比外国品牌更好,价格更低。但采购部门出于谨慎保守,还是会选择国外品牌。”

香港该如何扶植高端制造与科技创新

扶植高端制造与科技创新,虽然困难,但不得不做。

香港现在面临的环境和20年前大为不同。那时大家在同一起跑线,只要给土地、给资金、给优惠政策,创造良好的环境,高端制造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自然生长。

可惜,当时给予高端制造的扶植不够。那时香港的金融业、房地产业蓬勃发展,抢夺了高端制造发展的土地、资金、人才。这也是一种“资源的诅咒”:当有容易的钱可以赚,那些长期非常重要,但短期辛苦的行业就难以发展。

当时的科创基地数码港总投资158亿港元,基建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但遗憾的是,数码港并没有引来大量先进的科技企业进驻,内部也没有孵化出几家知名科技企业。数码港却成为了不少家庭的旅游去处。

目前,在芯片、精密工程、生物医药、精细化工、科学仪器等方面,强敌林立。在当前的激烈竞争中,只是给土地、给资源是不够的。当大家都是树苗的时候,只需要给足养分,被照顾的树苗就会在竞争中胜出。但现在别的树已经遮天蔽日,只给养分小树苗也难以成才。

目前,香港必须精细选择赛道,依靠国家规划和投资。据一位香港科创人员透露,中央将在香港大力发展航天产业,比如卫星应用行业。卫星行业技术要求高,产业链长,撬动效应明显。此行业未来市场广阔,并且中国在此行业的积累不弱。

高端制造繁荣之后,毕业生可以拿到高薪,人才涌现,创科火热,产业进一步发展,良性循环。

虽然很多人批评香港的创新落后了,但香港只是相对落后。香港科研创新的基础还在。而且香港有自己的优势,比如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崇尚小团队,自由灵活,但不如大团队有力量。中国内地的大团队,人多力大,但容易产生学术垄断、学术僵化。香港则介于两者中间,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香港对吸引跨国公司重视不足

跨国公司开拓亚太市场时,常常在香港、新加坡、上海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比如地区总部或者地区办事处。这些跨国公司会带来资金、技术、人才,带动当地就业,提高经济活力。2019年跨国公司在港机构雇佣了28万人,占香港劳动力的7%。

大型、知名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置地区总部,还有助提高香港的国际声誉,继而吸引更多海外投资和跨国企业。

但是2020年和2021年,有一些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或办事处搬离了香港。例如,美国服饰与鞋类巨头威富集团(VF Corporation)。该企业是多个知名服饰品牌的母公司,已在香港开设办事处长达25年,在此雇用约900名员工。

表1来自香港投资推广署及政府统计处共同进行的《2021年有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驻港公司按年统计调查》。其显示跨国公司在香港的地区总部和地区办公室从2019年开始停滞不前,甚至略有下降。2021年比2019年,总部和办事处分别下降了5.5%和0.3%。

悲观者认为以上情况表明香港国际化属性消退,吸引力下降。这些言论言过其实。根据上述调查,仅3%的公司计划把部分或全部在香港的业务迁离香港。

虽然只有3%,香港也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目前,香港在这方面已经大幅落后于新加坡。根据表1,2021年香港拥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457家,地区办事处2483家,两者之和为3940家。根据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下称罗兰贝格)的数据,2021年跨国公司在新加坡的此类分支机构约为7000家。

除了金融,香港和新加坡还在争什么?

从整体看,跨国公司更愿意选择新加坡,新加坡数量是香港的1.75倍。

《财经》统计显示,在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前300的公司中,除去亚洲企业,有100家在亚太地区设立了区域总部。其中46家选择了新加坡,29家选择了香港。所以,大型跨国公司也倾向于把分支设立于新加坡,新加坡的数量是香港的1.6倍。

而且,在香港设置亚太总部的跨国公司具有鲜明的行业属性。在香港的29家中,有18家是金融类公司,占比62%。这些公司看重的是香港的国际金融地位。如果扣除金融类公司,这些大公司选择新加坡的数量是香港的3.5倍。

香港为何会大幅输给新加坡?跨国公司看重什么?

罗兰贝格合伙人杜乐康(Laurent Doucet)对《财经》记者说:“吸引企业进入新加坡或香港的主要原因有四点:

第一、互联互通,即货物、资金、信息和人员的国际流动便利;

第二、商业促进,即安全稳定的商业环境;

第三、低进入壁垒和外国公司可预测的法律环境;

第四、简单而低的企业税率(香港16.5%,新加坡17%)。”

除了以上四点,还有一点关键因素:是否存在扶持地区总部发展的政策。

香港的总部经济几乎是自然形成的,但新加坡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地,不仅是市场自然发展的结果,同时更有政府大力推动的因素。在总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新加坡政府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地区总部发展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特准国际贸易商计划(AITS)、商业总部计划(BHQ)、营业总部地位(OHS)、“跨国营业总部”奖励、国际总部计划(IHQ)和区域总部计划(RHQ)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大大推动了新加坡总部经济的发展。

这些计划强化了新加坡的优势。比如,看起来香港企业税率为16.5%比新加坡的17%更低。但新加坡推出的区域/国际总部计划(RHQ/IHQ)规定,“将区域总部(Regional Head Quarter)或国际总部(International Head Quarter)设在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可适用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区域总部为15%,期限为3-5年;国际总部为10%或更低,期限为5-20年。”

在2017-2021年的香港行政长官《施政报告》中,并没有单独的章节讨论如何加强香港亚太总部中心地位。

但香港应该向新加坡学习,出台针对性政策吸引跨国公司入住,增强国际化属性。

航运目标,香港要做“亚洲的伦敦”

2021年的货船搁浅事件,让我们认识到苏伊士运河对世界经济的重要作用。但马六甲海峡货物进出量,是苏伊士运河的3倍,巴拿马运河的5倍。每年约有10万船只通过马六甲海峡,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货物进出第一海峡。

整个马六甲海峡长度超过1000公里,新加坡占据了最咽喉的位置。此处的海峡宽度仅有37千米,新加坡扼守了整个马六甲海峡,位置得天独厚。

香港与新加坡都是自由港,也是世界公认的国际航运中心。两地发达的港口和贸易构建了强大的航运产业生态系统,如船舶加油、船舶经纪、船舶融资、海事保险、以及海事法律和仲裁等。

港口货物吞吐量是衡量港口能力的重要指标。根据表2,2021年新加坡达到5.99亿吨,同比增长1.4%。而香港近3年港口货物吞吐量一直呈下滑态势,2021年为2.14亿吨,同比下跌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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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来看,新加坡港2021年的集装箱吞吐量创历史新高,达3750万个标准箱(TEU),而香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则持续4年下滑,2021年为1780万个标准箱(TEU)。

自2005年香港失去全球最繁忙集装箱港口的宝座以来,其国际排名便持续下滑。根据法国知名海事咨询机构Alphaliner的集装箱港口排名,2021年上海排名第1,新加坡排名第2,香港跌至第10。

《领先海事城市(LMC)》报告,旨在评估海事城市的综合吸引力和竞争力。它采用了五个指标:航运、海事金融与法律、海事技术、港口与物流。在2022年评估中,新加坡蝉联第1,而香港排名第6。同时,根据全球280位受邀企业高管(绝大多数是船东和经理人)的预测,未来五年新加坡将仍然位居第1。

香港港口的竞争力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原因主要来自其自身发展的局限和外部冲击,包括码头处理费过高、港口发展用地不足、人才不足、新科技进展缓慢、内地港口的正面竞争。

新加坡不仅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而且通过政策、技术革新把天然优势和竞争能力发挥到极致。

政策方面,新加坡政府在促进其成为国际航运中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下称“海事港务局”)作为专责港口管理的机构,提供“一站式”服务。

数字化转型方面,新加坡海事港务局已开展或正计划多项数码化举措,方便船舶与港口之间在海上运输链过程中数据互联互通,提升港口效率。

除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浪潮外,航运绿色脱碳转型也成为了各航运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新加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传统燃油加注中心,对于航运替代能源的开发使用也走在前列。对于液化天然气(LNG)燃料,2021年新加坡已经完成了总计5万吨加注。

而香港港口目前并没有提供液化天然气加注服务,仍处于基础设施建设阶段。当随着世界船队逐渐转向使用液化天然气,这也可能会进一步削弱香港航运的竞争力。

相比香港的自由竞争模式,新加坡政府的积极干预有利于整体规划和要素聚集。近年来,新加坡海事港务局进行了减税、鼓励船舶注册、数码化建设、绿化海事运动、海事人才培养等计划。这些措施使新加坡不仅在港口吞吐量上完胜香港,而且在船舶金融、交易、信息、仲裁等高端海事业方面超过香港。由于新加坡有更完善的产业链以及更优惠的税收政策,部分航运公司和货运代理离开香港前往新加坡。

目前,针对提升香港国际航运中心地位的问题,香港政府也表现得更加积极,明确提出了多项举措。例如,2020年政府已修订税务法例,为船舶租赁和海上保险业务提供税收优惠,并且正在积极研究税制改革方案,以吸引船东公司、管理公司、和经纪公司。香港政府在《2021年施政报告》中,宣布发展智慧及绿色港口等新措施;探讨在香港提供液化天然气给远洋船使用的具体方法,以吸引更多使用液化天然气的远洋船停泊香港进行补给。

相比新加坡,香港最独特的优势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十四五规划纲要》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香港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这为香港航运业发展带来新机遇。香港应加强与大湾区港口合作,达成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香港完全可以利用内地港口目前还难以企及的软实力,在船舶管理及租赁、船舶融资、海事保险、海事法律及争议解决等高端领域吸引更多的业务。

如今货物流量不再是海运业发展的单一关键因素。比如,伦敦的货物流量在世界港口排名在50名之外,但依靠高端海运服务,伦敦仍然保持了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香港也要努力成为“亚洲的伦敦”。

提升居民幸福感

社会的发展、城市的发展,最后都要归结于人的发展,而幸福感是其中的重点。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公布的2021年度《全球幸福指数报告》中,新加坡排名32,香港排名77。

香港的不幸福,主要来源于生活成本高。一位在新加坡从事电子行业的高级人才对《财经》记者说:“也有不少公司挖我去香港工作,但香港成本太高了。房子价格是新加坡两倍多。子女教育也是个问题。”当被问到涨薪多少才愿意去香港工作时,他说:“至少涨薪50%吧。”

生活幸福感有利于吸引人才。新加坡一半以上的高学历工作者来自移民。香港应该借鉴此点。

在香港每年的《施政报告》中,“改善民生”都是仅次于“发展经济”的重头,但目前政策效果还不是非常明显。

(作者为《财经》产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和实习生,编辑:刘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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