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31日，距离新加坡解除新冠病毒阻断（Circuit Breaker Mode）还有2天。从年后仅有个位数的输入病例，到如今确诊数超过3万，我经历了新加坡抗击新冠疫情的整个过程，也实打实地目睹了疫情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打击。
作为一名长期在新加坡学习工作的中国人，参考了国内抗疫的工作成果，想就新加坡政府的应对举措和社会响应方面谈谈疫情下的”坡县”。
1. 身体健康需不需要戴口罩？
2020年初，新加坡的N95口罩就已经处于断货状态了，因为那些身在新加坡且经历过2003年非典的中国人比任何人都明白自我防护的重要性。我和几位中国同事是最早的一批在公共交通中佩戴口罩的，可以想象，当时地铁和公交车上我们没少收到当地人质疑和略显排斥的目光。新加坡政府显然察觉到了事态的变化，出于对医疗资源优先供应医护人员的原则，政府发布公告称身体健康的人不需要佩戴口罩。
新加坡政府公告：健康者不需佩戴口罩，除非有发热、咳嗽等症状
新加坡虽位列发达国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国土面积和市场规模太小，医疗资源储备到关键时期难免捉襟见肘。可以理解政府此举是为了优先保证医护人员的物资供应。然而此时的新加坡只是单单把有明显不适症状的人群加以区分，居家令也仅仅是针对那些已经发觉自己不适的群体。这个举措就不免为人所诟病，中国的先例已经提醒人们，新冠的潜伏期仍具有可怕的传染性。此时，病毒已经悄悄从那几个输入病例身上潜伏进了本地社区。
2. 多地集群感染（Cluster Infection in Multiple Areas）
时间来到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多地的集群感染开始慢慢登上新闻头条。离我家最近的一个集群是裕廊的Safra，直线距离不到1.5公里。几天前有数百名来自部队的军人在这里参加聚会，他们其中就有新冠的感染者，只因潜伏期并无明显症状，他们的行动没有受到限制。聚会结束，这些新的携带者将病毒带回了社区和更远的地方，大规模的感染正在酝酿。此时，政府也开始慢慢意识到只是限制有不适症状人员的出行会让疫情逐渐失控，然而此时，决策层似乎还未下定决心进行全面封锁。
裕廊 Safra 集群感染场所被卫生部封锁
公共交通依旧负担着这个600万人口的城市通勤，三月末拥挤的地铁上还是只有零星的人佩戴口罩。
三月底新加坡EW线地铁
随着感染人数的飙升，总理李显龙陆续发表讲话指导抗疫工作并团结民众，也一改之前的公告，要求民众出行时需佩戴口罩，并将公共卫生事件等级上调至橙色（最高红色）。然而此举一度引发了公众的抢购潮，厕纸、食品甚至是避孕套在每次总理讲话后都遭遇了哄抢。但不得不说，在应对哄抢和安抚民众情绪上，新加坡做的比较到位，各大超市商店能做到在短时间内补充货物，让市民每次都能看到充实的货架。
3. 外劳宿舍病毒集体爆发
经粗略统计，新加坡共有约32.5万外籍劳工，他们分别来自孟加拉国，印度，缅甸，中国和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是这些劳工负担起了新加坡基础建设，能源和废物循环等体力密集型劳动。这些劳工平时居住在6-12人不等一间的劳工宿舍，共享着狭小简陋的公共生活空间。
疫情中的劳工宿舍
医务人员给外籍劳工做新冠测试
时间来到四月，新加坡已经关闭了边境，然而新冠确诊人数开始了井喷式增长。每天的确诊人数由原来的几十人暴增至几百人，这几百人中，感染的外籍劳工占据了90-95%。政府本应意识到疫情期间最为脆弱的易感人群就是这占据新加坡总人口不到6%的劳工，然而限于医疗资源和决策滞后，让这些人口密集的宿舍群成为了像钻石公主号一样的病毒重灾区。终于，卫生部和人力资源部联手接管并封锁了这些公共宿舍，集中力度对每个劳工进行咽拭子测试。此时回看国内，武汉已经解封。
4. 小结
算下来，已经在家工作快两个月了。每天新闻上的确诊人数还是在几百人左右，但是劳工宿舍外的社区传播已经慢慢遏制住了。这两个月，我体会到了邻里无法上学的熊孩子的哭闹还有日趋频繁的夫妻争吵。加之新闻上每天随着确诊人数一起上涨的失业人数和企业倒闭数，让人不禁感慨一场疫情对现代社会的残酷打击。相比于国内，虽然新加坡从疫情开始至今的一系列决策并非十分完美，但是政府的管控力和民众的配合程度还是让人比较欣慰。社区义工和公共场所志愿者都在疫情期间为整个社会增添着凝聚力。可能这就是大多数学者提到的儒家文化圈的普遍现象吧。相较欧美，尤其是近日美国的暴乱，还是对当前这个百里小城感到一丝尊敬。
希望6月2号逐步解封后，疫情不会反弹，社会能回到原有的秩序。也愿在新加坡的国人能早日与家人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