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2015年大选中获胜，得以继续蝉联执政，主要得益于其自身具有较强的政党适应性。首先，人民行动党组织的自我更新为胜选奠定了基础；其次，人民行动党政策的及时调整为胜选提供了保障；最后，人民行动党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为胜选增添了助推力。而通过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胜选的原因分析，也为中国共产党提高自身适应性，巩固其执政地位，推动自身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经验。
[关键词]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国会大选；政党适应性
2015年新加坡的大选，是“开国总理”李光耀逝世后的第一次大选，而且是第一次大选的所有席位均有反对党或独立候选人角逐的竞选。这次国会大选，新加坡共设有89个议席，有230多万选民投票，投票率高达93.56%。人民行动党以69.86%的得票率继续执政，比上一届大选60.1%的得票率提升近10个百分点，这不仅是自1980年以来的第二高得票率，也扭转了自2006年以来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不断下滑的局面，可以说人民行动党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人民行动党能在这次大选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具有较强的政党适应性。所谓政党的适应性，就是指政党在政治活动中为实现一定政治目标，不断进行自我调适，以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动态过程。学界对政党适应性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从政党内部变革的角度研究政党适应性，一种是从外部环境角度探讨对政党适应性的影响，还有一种是综合内外部因素的角度衡量政党适应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党组织自我更新、政党政策的及时调整和外部环境的积极应对这三个方面来阐述政党的适应性，以此分析大选获胜的原因。
政党组织的自我更新，是政党自身竞争力的表现，政党通过自我更新，可以为政党提供源源不断的内部动力，对保持其执政地位有重要的影响。这是人民行动党能够长久执政的关键，也是政党在选举中获取执政权的基础。一方面，政党可以通过组织制度的调整灵活地应对环境变化，这不仅提高了政党本身对环境的适应力，还有助于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固；另一方面，政党可以通过组织成员的更替吸纳社会优秀的人才，不断为政党补充新鲜的血液，使政党能够最大限度的保持自身活力。从组织制度调整来看，人民行动党的组织制度调整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人民行动党的政党组织，主要可以分为两部分：基层组织和议员组织，组织制度也就分为两个部分，就是基层组织制度和议员组织制度。
就基层组织制度来说，人民行动党把基层组织作为联系民众的纽带。“政党组织是政党在政治生活中发挥其作用的一个前提条件。政党通过自己的组织使政党能在政治生活中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统一行动，影响政治过程。如果是执政党，其影响将更为直接。”[1]首先，人民行动党通过在每个选区设置党支部的形式，来加强政党与民众沟通。新加坡全国共设有几十个党支部，国会议员身兼党支部主席，并设有秘书和委员，主要负责收集民众的诉求和意见，向民众传达政党决策，解决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政党主要通过这种形式，将民众和政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不仅扩展了人民行动党的权力基础，而且加强了政府与民众在基层层面上的沟通。其次，人民行动党还成立了“人民行动党社区基金”，主要有维护教育设施、提供公共福利、保障居民康乐等功能，是人民行动党密切联系群众、切实服务群众的主要载体。
而就议员组织制度来说，人民行动党为强化议员与选民的联系，建立了议员接待选民的制度，因为“选民选择谁，不仅仅是看政策的对或错，而且还要看议员是否经常关注他们，是否友善、和蔼、可亲”[2]，所以人民行动党的所有议员必须每周一次到自己选区的党支部接待民众来访，“在接待过程中，选民可以自由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愿望、要求，大到国计民生，小到家庭琐事，对于民众的问题，议员都必须尽力解决，能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要予以解释，对于无法解决和无法解释的问题，则要写成议员请愿书，交到政府相关部门，将民众的建议意见及时地回馈给决策高层，保证政策能够顺应民意，得到民众支持”。[3]在此基础上，人民行动党还建立了议员回访选区制度，议员不仅要定期回访自己的选区，还要走访其他的选区，通过走访选民家庭、参加群众性集会和接受选区媒体采访等方式深入民众生活，这不仅可以进一步密切选民与议员的关系，还能更好地获取民众的意见反馈，有利于政党政策的及时调整。这些政策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伴随着政党对环境变化进行组织调整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并成为政党联系选民、获取选民支持所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
从组织成员选拔来看，新加坡实行的是精英统治，形成了一套开放的、行之有效的官员选拔制度。就议员选拔来说，人民行动党向全社会开放，通过严格的遴选制度，考察社会各界的精英，并选取最优秀的政治精英加入人民行动党，并从中考察国会议员推选的候选人。加入人民行动党，不仅要经过严格的选拔制度，还要“以加入者接受执政党的治国理念为条件，权力结构的包容以承认既定政治框架的正当性为前提，辅以严格的制度制约与激励，将可能的离心力转化为现实的向心力”[4]，这样才能保证政党在吸纳社会精英的同时合理的消化这些社会精英。而且，人民行动党尤其注重青年人才力量的培养，为政党组织成员储备了大量的后备人才。就治理成员来看，人民行动党注重吸纳传统社会精英领袖，尤其是社会中出现的草根精英。这些人不一定是高学历者，也不一定是技术专家，更不一定是社会高层。但是，他们却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这可能源于他们丰富的经验阅历或生活智慧，还可能是个人魅力甚至个人财富，只要他们有着自身形成的天然权威，具有保卫国家核心价值观以及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起到安定的作用，就是人民行动党所要吸纳的对象。
政党组织的自我更新为人民行动党大选奠定了选民基础，而政党对国内环境变化的掌控，又使得政党能及时调整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选民的诉求，获得了民众的认可与支持，为选举的胜利提供了保障。政党公共政策的调整，既体现了政党对国内环境变化的掌控及时，也是衡量政党适应性的重要标准。世界上存在政党竞争的国家，政党普遍都以获取执政权为其目标，这是政党生命力的象征，而政党适应性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政党能否获取执政权，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政党应对国内环境变化越及时，其政党的适应性就越强，适应性越强的政党，其政党生命力也就越强，也就越容易获得执政地位。对新加坡而言，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而其能够长期执政与该政党对环境变化的敏感与应对的及时是分不开的。观察新加坡2015年大选的过程，人民行动党对国内环境的掌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人民行动党的自我反省深刻。在2011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虽然也获得了大选的胜利，但是得票率滑向了其执政以来的最低点，如若任其发展下去，人民行动党的执政地位很可能会逐渐失去。而人民行动党也意识到了其中的严重性，并在大选后迅速进行了自我反省。人民行动党将选绩不佳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选民期许的提高与政府回应的低效。新加坡政党一直以廉洁、高效著称，但是随着新加坡建设的发展，民众早已不满足于人民行动党的卓越绩效，现在人民行动党执政的挑战是如何做得更好，而不是如何做好的问题。但是，由于人民行动党一直奉行精英统治，其“家长式”的执政方式早已引起民众的不满，而且选民的参与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选民的利益关注又没有得到有效回应，这些不满都通过选民的投票反映出来了。二是民众对政党“与民分享”的惠民措施不买账。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为世界所关注，并大大提高了新加坡民众的经济水平。但是，与经济发展并行而来的是民生问题的突出。虽然人民行动党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惠民措施，但是民众并不买账。一方面，人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因新加坡高经济增长率而有实质性的提高。相比14.9%的GDP增长率，2010年新加坡普通民众的工资收入仅增长3.4%，通胀率却超过5%。[5]另一方面，短期的惠民政策并不能解决长期困扰新加坡的民生问题。三是人民行动党在选民心中形象下降。虽然新加坡政府一直以廉洁自律著称，但是在2011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推出的24位新候选人中有4位曾是总理李显龙或李光耀的首席私人秘书，还有1位27岁的候选人陈佩玲是李显龙首席私人秘书的妻子[6]，这使得人民行动党廉洁自律的形象笼罩上了任人唯亲的阴云。
（二）人民行动党的政策转变及时。人民行动党在反省2011年大选成绩不佳的原因后，立刻开展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并为2015年大选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工作。首先，新加坡政府开展了“全国对话会”活动，于2012年10月启动，为期1年，范围涉及75个地点，660多场对话，规模超过4万人参加。而作为活动的组织机构全国对话委员会，其成员主体广泛，委员会26名成员中，除6名政务官和2名议员外，其他成员全部来自社会“草根”阶层，包括的士司机、社会企业家、艺术工作者、学生、学者、全职国民服役人员、大学本科生和退休人员等。[7]这一活动主要通过一系列措施，广泛推进和引导对话会活动进行。例如通过网络媒体、公民对话及全国调查广泛收集民众意见；通过举办方言对话会，使民众能以各种语言随意进行交谈以表达意见，让更多的新加坡人尤其是“建国一代”参与到对话会讨论过程。[8]通过这项活动，不仅促进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有助于政府政策的实施与修改，而且还增进了人民行动党与民众的联系，扩大了人民行动党的影响力。正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说：“全国对话会要让全国齐心合力发挥潜在力量，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能够为国民提供各种机会求取成功、充实人生的国家；一个对成功有广泛定义、让人民能通过各种途径攀登不同高峰的国度；一个为国人提供安全网、让他们得以安身立命的社会；以及一个弱势群体能够获得帮助、成功者也愿意为他人付出的社区。”[9]
其次，人民行动党针对选民关心的主要民生问题，推行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惠民政策。2011年大选失利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漠视选民的需求，导致政府形象的受损。所以，为了赢得2015年的大选，人民行动党开始积极转变政党策略，增强了政党对选民的回应性，因为“政党通过公共政策的公共性的有效输出获得社会大众的信任和支持，从而实现对国家的合法治理。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来看，公共政策是最能体现执政党的政治形象，也是吸引社会大众支持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10]人民行动党在回应选民的政策调整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针对选民不满和关注的核心问题调整政策，二是吸纳其他政党的有益意见。[11]人民行动党一方面根据民众诉求积极转变政策，对选民诉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应；另一方面则充分吸收和借鉴其他政党的有益意见来完善自身的政策。所以，人民行动党自2011年大选后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主要是针对选民所不满与关心的民生问题，这充分体现了人民行动党为了缓解民众不满，增强民众的信任感所做的努力。尤其是在2015年大选前，人民行动党在吸纳工人党建议的基础上集中推行的许多惠民利民政策，不仅是人民行动党对国内环境变化的及时回应，也是获取大选胜利的强有力保障。
（三）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方式与时俱进。随着以电子信息为标志的信息时代的到来和网络技术的高度发展，公民参与的诉求不断增强，公民参与的范围不断扩大，公民与政府沟通的渠道也不断增多，而社会舆论环境也变得日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执政党也需要适时调整执政方式，以适应当前网络社会的新变化。而人民行动党的获胜，除了自身反省和政策调整外，也与其执政方式的与时俱进密不可分。一方面，人民行动党大力推广电子政务，通过政党网站来塑造政党的公众形象，减少政党的负面效应。并且在网站中设立“政策论坛”，以此来鼓励公民参与，尤其注重通过网站加强青年和妇女工作。另一方面，人民行动党通过官方媒体垄断来提升政党影响力。新加坡的媒体虽不是“党媒”，但在历次大选中基本都是偏向人民行动党的，为人民行动党的候选人提供充分的正面报道机会，而对反对党候选人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其出现一些状况时进行大肆的舆论监督，这使得双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无形中增加了人民行动党的影响力。
政党的适应性，不仅体现在其政党组织结构的变化和对内部局势的掌控上，还与其对国外局势压力与机会的利用有着密切联系。一般来说，国际环境变化不仅代表着未知的压力，还有着巨大的机遇。而对一个执政党来说，其自身不仅要充分感知国外局势变化，以便及时转化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压力，还要能合理利用其变化为政党自身发展创造机遇。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党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有助于其获取和稳固执政地位，彰显政党的生命力。所以，人民行动党的获胜，除了其自身组织的更新与对国内环境的掌控外，还与其善于审时度势，利用国际复杂局势助推政党竞选有关。新加坡对国外局势的利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利用选民忧患心理提升对人民行动党执政的信心。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虽然经济发展迅猛，但是其国际地位并不高，民众的忧患意识强，人民行动党作为新加坡的长期执政党，忧患意识更为强烈。而当今国际局势，大国间博弈日渐激烈，尤其是在亚太地区，中美之间的博弈日益凸显，新加坡作为该地区的小国，势必要在大国博弈之中求得生存，人民行动党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进而展开积极的外交策略。就周边外交而言，新加坡积极推进与东盟各国的关系，通过协商对话来解决双方冲突。而与大国关系来看，对美国而言，新加坡和美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层面的双边关系密切，2014年两国加强执法和国土安全方面的合作，继续拓展双边关系，新加坡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作用得到了美国的认可。[12]对中国来说，中国是新加坡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加坡与中国外贸关系密切，并随着经济关系的发展，双方正在展开更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加深两国间军事合作。因此，新加坡虽是一个小国，却享誉国际，这一成绩得到了一向注重并积极发展对外关系的民众的认可，增加了民众对人民行动党的信心。
（二）利用周边国家的政治动荡来增强对人民行动党执政的认同。近些年来，许多东南亚国家都发生了政治动荡，比如，柬埔寨2013年大选后朝野发生激烈对抗、泰国街头示威导致军人再度控局、马来西亚近期多次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等等，而新加坡长期一党独大的政党制度也遭到了西方国家的诟病，再加上新加坡“开国总理”李光耀的逝世，使得人民行动党的前途更加扑朔迷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行动党利用凭吊李光耀和纪念建国50周年系列活动的契机，选择了“哀兵策略”，不失时机地与民众展开互动，通过共同回顾新加坡建设成就，再次成功地维护了国家团结，凝聚了民心士气。而且，人民行动党还选择在纪念活动后举行大选，这样使得人民行动党在自己最有利的时间窗口进行了大选，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选民对政党的认同度。
综上所述，从政党适应性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人民行动党大选获胜的原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经验：首先，要注重自身组织的建设。一方面，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密切党群关系，深入贯彻和落实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另一方面，要完善党员干部的选拔机制，不仅要将精英人士纳入党的组织体系，以展现政党的先进性，更要及时为党员组织补充新鲜的血液，以保持党员队伍的生命力。其次，要及时进行政策调整。一方面，要拓宽民意反馈渠道，促进民众通过正规渠道进行政治参与，以使得党能够真正了解民众的需求，以便对民意进行及时有效的回应。另一方面，要充分将民意反馈纳入到政策的修改或制定中，以使得党的政策可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也有助于政策的推广和落实。最后，要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一方面，要善于审时度势，对外部环境变化要具有敏锐感，以便其可以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应该利用和把握外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遇，争取在变局中有所作为，加深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和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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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胡安琪.2014年新加坡：政治、经济与外交[J].东南亚研究，2015（2）.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研究生，论文来源：《上海党史与党建》 2016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