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去年宣布调查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三只老虎，反腐力度达到历史高峰。2015年伊始，又出了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国家旅游局副局长霍克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新闻，晚来风急，未见稍息。
凡中国历代的大一统王朝，经过建国初期三五十年的艰苦岁月之后，进入太平盛世，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宋朝的咸平之治、明朝的永宣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紧随着盛世而来的，往往是党争、贪腐和动乱，如正统年间的宦官专政、东林党争。乾隆驾崩五天之后，嘉庆下旨将和珅革职下狱，后来点算和珅家产，约值八亿兩至十一亿两白银，超过了清朝政府十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成为清朝第一大贪。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虽然政治制度已经从封建帝国进入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中国的贪腐现象还是难免，而且也是大面积发生于建国半世纪之后的盛世。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已经揪出不少贪官污吏，遍及中央、地方的各级文官武将，涉案金额人均千万元人民币以上，个别传说有过亿元者。
中国历史上治国主要是儒家、法家两套方法。儒家讲究修德，以道德教化为治国之道，惟有修身齐家方可治国平天下。法家则讲究法、术、势。“法”是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赏罚分明；“术”是人主操纵臣下的手段和办法，辨别忠奸；“势”即是威权，把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统治者手里。自汉朝中叶以来，中国历代主张“德主刑辅”，以儒家道德原则为立法和执法指导，使法律体现儒家的道德精神。
这两年习王反腐，也走上法治反腐的道路。加紧制度建设，以“法”来管束党政官员。其中，在个人反贪方面，主张“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即：完善立法和严格执法，让官员不敢贪；完善规章制度的设计和监管，让官员不能贪；建立合理的报酬制度，让官员不想贪。
“不敢”、“不能”、“不想”都是外在的管束，是他律。贪婪是人的本性，不可能根除，只能控制。外在的管束能控制得了一时，控制不了一世。规章制度是人根据社会现状和主观要求制定的，因此也跟着社会现状的改变而调整，不会一成不变。现在腐败问题过分了，于是规章制度从严，比如八项规定。将来局势改变了，可能就会觉得太严了，约束了发展，于是慢慢又会放宽，到时又会给贪腐带来空间。
除了制度上要形成“不敢贪”、“不能贪”、“不想贪”，同样重要的是得让官员“不齿贪”，也就是从内心鄙视贪腐行为。只有把清廉内化为价值观，形成普遍通行的社会伦理，人们才会有自律。做到“四不”，才能在根本上清除贪腐。无论规章制度或社会伦理，缺一不可。
中国当前的腐败问题，集中出现在党政官员身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中国社会，就会发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都出现各种各样的腐败，深入民间，几乎没有不沦陷的领域。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亚腐败”，意即在权力的廉洁状态和腐败状态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尚未达到触犯刑律但并不干净的空间。
“亚腐败”的例子有：吃拿卡要、隐形福利、隐性兼职、人情吃喝、过度的职务消费、任人唯拍（拍马屁）唯钱、借婚丧敛财、萝卜招聘等。在民间，这类现象十分常见，大到总经理安排自己不合录用资格的儿子进入公司任职，小到因为认识门诊医生而直接插队的。腐败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贪墨了多少财物，而在于破坏了社会的秩序和公平公正。越是老实服从制度和规则的，越是吃亏；越是破坏制度和规则，或者至少是从制度和规则中取巧的，越是占便宜。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造成社会的无序甚至无底线。
仅仅强调对党政官员腐败的打击，不解决整体社会容忍亚腐败的文化根源，反腐终归只是阵风。这阵风一旦过去了，三五年也好，十五二十年也好，下一轮腐败高峰仍会出现。
社会之所以容忍亚腐败，其根源与党政官员腐败是一致的，就是对滥用、私用权力的容忍，而对滥用、私用权力的容忍，又源自对权力的崇拜和依附。人们一方面反对权力滥用私用，另一方面自己又想方设法获取滥用、私用权力的机会，从中获益并得到快感，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利益。
因此，必须从根源上限制、约束、平衡、监督权力。民主是一个直接而且明显的答案。贪腐是人性，因此民主亦无法根除腐败。事实上，许多民主社会屡屡出现腐败，而且往往是发生在最高领导人身上，日本、韩国、泰国、台湾都发生过。民主社会的优势是自净能力较高，选民一旦看清当权者的贪腐，就能以相对低的社会成本和力气将之翦除。
无可否认，民主体制也有致命的短板，否则不会选出巨贪巨骗当总统。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并不保证随时雪亮，永远雪亮，所以有必要在制度上尽力做好候选人的初选工作。如果登上政坛的都是些烂苹果，无论怎么选，终究还是选不到好苹果的。
（作者许振义是南洋嘉木商务咨询的创始人，曾任新加坡驻中国商务领事，通商中国总经理，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事务处主任。目前作者从事翻译工作及新中两国商务、教育咨询。联系方式：cykoh@cedarwoods.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