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丹戎巴葛(Tanjong Pagar)车站建于1932年的英属时期，殖民地的建筑师在这个接近赤道的小岛，以芬兰赫尔辛基车站为摹本设计了一个欧式仿古立面。这个火车总站连结狮城与马来半岛。约莫十年前，我想由此搭火车到吉隆坡，身旁的友人莫不面露惊异的表情。亲访之下果然有蹊跷，不但车站年久失修，列车也十分陈旧，双方边检的氛围十分淡漠，甚至比不同轨距的中蒙边境还不友善。这个破旧的车站对比于高楼林立的市区，十分突兀。直到三年前，丹戎巴葛站发出最后一班车，之后轨道沿线被辟建为绿带公园。
然而这个车站，却是理解新加坡的一个重要线索，尤其对远道而来的中国人。
去过中国都能感受到高铁对生活的巨大改变，亚洲各国的高铁始于日本，本世纪初台韩也陆续兴建完成，等到中国高铁路网的效益显著，越南，泰国，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也随之跟进。而中国泛亚铁路的构想，更是呼应习近平“一路一带”(中亚与海上丝路)的大战略。铁路原是英式区域规划链接的重要环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边境每天有数十万人进出，狮城却舍节能高效的铁路不用，让市中心车站废弃若此？事事抢先的新加坡政府，为何半岛上的高铁迟迟未见动静？到底有何难言之隐？
中国的高层与学界有不少人欣赏新加坡，认为狮城模式结合了长期成长、政治稳定与传统价值，是中国治理改革的重要参考。而新加坡也乐得输出经验，除了投资中国，长期代训中国官员外，甚至由泰米尔裔的外长出面批判香港占中运动，为北京助拳之意举世皆知。如果北京与狮城心意如此契合，为何高铁作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硬件，在新加坡却看不到？
事实上，新马高铁(新方称“新隆高铁”)不是没有人建议，业务横跨新马的杨忠礼集团多年来游说双方高层，但新马各有盘算，协商进展有限。今年四月两国元首在非正式会晤中，原则同意兴建，但新加坡不愿意出让市区土地，让高铁的便利性大打折扣，而马来西亚对再次成为新加坡的腹地也十分介意。看来规划与讨论必定会持续，但十年内都未必能定案落成。
丹戎巴葛车站破旧的表面原因是产权分属新马，更新开发不易。但两国间的信任不足才是高铁计划延宕的根本因素。新加坡自立国以来都处在孤立与忧患之中，而孤立造成的危机感，是理解新加坡的关键，狮城的成功与苦闷都根源于此。这个被穆斯林的海洋包围的城邦国家，有高额的军事开支，武器寄放在外国，部队常在外国训练。正因为孤立，新加坡人可以默许执政党与李家长期大权独揽，而执政者也以廉能与发展响应民心的期待，但人心仍然期望改变。
2011大选，即使增加了近百万亲政府的移民，新加坡执政党的得票率首次跌到六成，总理李显龙谦虚地表示理解新加坡年轻人求变的想法。新加坡是出埃及记的亚洲城邦版，但小岛的摩西和他的继任者没有天启的庇佑，只能以实惠和危机感团结国族。地缘的孤立可以成为小邦凝聚的动力，但若超大尺度的中国也以孤立的集体心理来决定内外的政策，对自身与区域来说无疑是一个灾难。新加坡的危机感是社会上下的共识，而中国只有高层有失去权力的危机感，个体对于政治体制是无心也无力的。这是中国与新加坡不可比拟的根本原因。
新加坡港湾里不时停靠着美国的军舰，而同时新加坡在中印大举投资获利。一个城邦可以善用战略的平衡，让大国乐于争取却无法控制。但中国本身就是超大板块，而非承轴国家(pivot state)。战后东亚的快速成长受惠于全球市场，但中国的长期成长必须靠内需拉动。众人皆知，经济规模会决定一国产业的构成，但为何在体制的移植上，这种尺度放大错误性直觉却一再出现中国知识社群之中？
学者郑永年最近倡议“让人民有房住，中共还可保三十年天下”，这位出身浙江定居狮城的中国专家，长期关注制度改革并不断提醒中国当局提高社会保障，但此“给房保江山”的提法，看似与新加坡经验相连结，却实在太过书生气。
新加坡的公共组屋与中国的土地财政在出发点上是霄壤之别。简言之，新加坡的公屋计划结合家户储蓄与市镇开发，是整编移民社会的福利配套。而中国的土地财政则是以GDP为名目，其实是最为露骨的官商连手运作。批让土地的收益几乎占沿海的地级市财政收入的一半。没有不断地动迁与向农村征地，中国的地方政府根本无法运转。天价楼宇只是多方信贷的冰山一角，真正的驱动力来自政府，具体来说是官员几近制度化的薪资外收益。
郑永年正面评价习近平的集权，认为集权才能推动改革。中国在1994年确立中央/地方分税，土地财政是双方博弈的必然结果。二十年来，中国地景遽变，山河变色。西南财大的学者甘犁预估中国有近5千万套的空房，空置率高达22.4%。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的都市化并未带来足够的离农就业，许多地级市的住房需求是名目上的预估。改革住房几乎就是革土地财政的命，而这次北京除了中纪委的刀斧伺候外，看来并无可以收拢地方的筹码。强调发展的新加坡有明确的重分配机制，但中国地方政府征地炒房的机器却没有煞车的设计。
习近平高举反腐倡廉，新加坡的确可以做个对照。新加坡高薪养廉的基本面是政府人事极其精简，既不讲究排场与也无奢侈的形象工程。而中国从中央到村镇六级政府，层层都有四套班子。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提供的服务何其沉重与昂贵，足以让社会的活力窒息。如果中国真要学新加坡的公共组屋与政府精简，中共必先自限权力，受到社会的监督，这又与习强调党的领导背道而驰。
新加坡对中国的真正启示，在于城邦的能量与地理的威力(布劳岱尔语)。中国的官民若真了解新加坡在敌意的环境中还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就会知道自己的省市在皇权一体的政治构造中，丧失了多么宝贵的发展机遇。别说已成局面的上海或深圳，沿海的海大连、青岛、宁波、厦门等港市其实都是可以与狮城比肩的区域首要城市，而内陆的重庆、宁夏、哈尔滨、大理或伊犁，也都具有独当一面的潜能。中国之大，可以有十多个不同类型的新加坡，本应是百鸟争鸣的好风景，但北京的领导者却只想做一只更大的鸟笼。
其实中国的菁英对新加坡上层政治的闭锁与沉闷应该有所理解。中国的权贵阶层超常规的享受，与新加坡领导阶层的忧郁谨慎形成高度反差。是新加坡人太过忧心了吗？不，因为他们知道下半场的胜负还在未定之天。新加坡孤立的处境类似以色列，但却没有以色列坚实的民主素养与深邃的文化底蕴。不少狮城的公民正在认真想象没有李家或行动党不再执政的新加坡，因为这一天迟早会来。
说来，要历经了至少两次的和平轮替，民主体制才得以巩固。在欧洲的历史上，即便民主转型最平顺的英国，克伦威尔也必须让查理一世的人头落地，国会作主的精神才能被确认。公正地审判如家父长般的统治者并执行最严厉的惩罚，是国族与民主的成年礼，只有如此才能洗涤心中的封建残余。当前狮城的半数人心还仰赖族长的引领，但时代终究会变，无君无父才是自我去殖的正道，而深谋远虑的治理者若了解此势不之不可逆，或许可让过程更平顺些。
在这个意义上，亚洲只有韩国和台湾走过此种经历，天皇体制未被究责的日本，皇室操纵的泰式民主与仍然仰望一家一姓的狮城都还没上岸，更别说天安门上还挂着毛像的中国。所以中国若错认新加坡是个善治的终极版本，就会严重低估了政治变迁的巨大能量。
莱佛士在规划新加坡时，曾说此地是东方的直布罗陀。两百年后，新加坡远远超过了规画者的设想，生活水平也超过原来的宗主国。新加坡未必是中国政改的摹本，但肯定是亚洲复振的的指标。狮城何时放下高傲冷漠的面具，或许就能重拾热带舒缓多样的生机。若真有一天亚洲高铁可以贯通中国到马六甲，希望彼时的亚洲，都已走出家父长与皇权的窒梏。
（作者：林正修 本文节选刊载于台湾11月5日《新新闻》，本文为未删节版。转载自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