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展集团前总裁高博德曾呼吁董事会建立真正的辩论文化。他提醒，如果董事会的讨论只是流于形式，走走过场，公司最终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这句话放在国家治理上，同样值得我们探思。
如果新加坡能够建立一种真正的全国性辩论文化，我们或许就不必30年后还纠结部长到底值多少钱”.
9月22日联合早报刊登陈聪发的文章“百万元的问题：一位部长到底值多少？”.
真理应该越辩越明。该辩而不辩，最后只剩下各说各话，不是高明，而是怠惰；不是从容，而是“粉饰太平”。
大是大非，没有和稀泥空间。
1994年，建国总理提出部长薪金应该与市场挂钩，立即引起哗然。
我却感动不已。
因为一个真正有远见的政治人物，敢于碰一个最敏感、也最现实的问题：
如果我们需要最优秀的人来治理国家，凭什么假定他们不需要市场价值？
如今国会再谈部长加薪，舆论又一次排山倒海。
仿佛只要部长加薪，就是贪婪；只要薪水高，就是脱离民众；只要数字够大，就应该受到道德审判。
可是奇怪的是，同一个社会，却可以毫不犹豫地接受企业高管数百万、数千万的薪酬。
到了部长这里，突然人人都变成了道德哲学家。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们究竟是在讨论薪水，还是在逃避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
部长值多少？
其实，这根本就是一个政治伪命题。
部长不是一件商品，没有统一市价；政治人才也不是牛排，不能按公斤计算。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
一个国家，愿意花多大的代价，确保掌舵的人足够优秀？
这才是重点。
五百年李光耀，千年毛泽东，共同点是乱世英雄。
乱世有一个好处，没人敢假装平庸也是能力。
危机来了，能力立刻见真章。
可是太平盛世不一样。
国家稳定了，经济繁荣了，制度运转了，人就容易产生一种危险的幻觉：
反正国家已经这么好了，换谁来都一样。
真的一样吗？
历史最残酷的地方就在这里。
很多国家不是死于贫穷，而是死于成功以后对成功的误解。
盛世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外敌，而是自满。
一个制度如果只能在危机中找到英雄，却不能在太平年代持续吸引优秀人才，那么所谓制度优势，究竟有多牢固？
这才是第四代政府真正值得面对的问题。
不是今天部长加多少。
而是二十年、三十年以后，最优秀的那批人，还愿不愿意进政府？
如果一个年轻人拥有世界级能力，他可以去金融、科技、法律、跨国企业，可以在全球市场竞争。
然后我们告诉他：
“你来从政吧。责任很大，压力很大，时间没有，隐私没有，犯一个错误全社会都可以骂你；至于薪酬嘛—你应该有一点公共精神。”
这听起来很高尚。
也可能很天真。
公共服务需要理想，这一点没有人否认。
但不要把“理想”变成压低人才价格的漂亮包装。
更不要一边要求部长必须是社会最顶尖的人才，一边又假装人才没有市场价格。
如果政治永远不需要面对市场，那么政治最后面对的，可能就是市场不愿意来的结果。
当然，高薪绝不等于高能力。
高薪也绝不保证清廉。
更不意味着薪酬越高，部长就越优秀。
所以，薪酬制度必须同时接受公众监督，必须有合理透明的计算方式，也必须回答绩效、责任与问责的问题。
这些都应该辩。
而且应该狠狠地辩。
唯独不应该做的，就是把“部长薪酬”变成一场廉价的道德表演。
因为骂一个数字很容易。
建立一个几十年后依然能够吸引顶尖人才的制度，却难得多。
今天我们嫌部长贵。
明天如果真正优秀的人才不愿意当部长，我们是不是又会嫌政府不够好？
等到问题出现，再来问为什么，通常已经太迟。
所以，“部长值多少？”从来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是：
我们愿意不愿意为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政治人才制度？
如果愿意，就不要害怕谈钱。
如果不愿意，就不要假装我们是在认真谈人才。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部长酬劳的问题，真正怕的也不是反对意见。
怕的是，连辩论都没有，只剩下掌声。
本文为无锡友协《友声》专栏刊发。作者简介： 翁德生，作者从商，时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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