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事通说
李光耀是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总设计师
今年是李光耀诞辰100周年。李光耀（Lee Kuan Yew，1923年09月16日~ 2015年03月23日）新加坡华人，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 ，毕业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创始人。新加坡建国总理，被誉为“新加坡国父”。
建国总理李光耀
如果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那么也可以说，李光耀是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总设计师。
1994年2月26日，是中国传统农历的元宵节，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的李光耀，与中国副总理李岚清在北京签署了两国合作开发和建设的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片昔日的农田， 现在已经变成现代化的城区。
开发前的园区
一位这里的原居民说：“我住在工业园区娄葑镇这一块，小时候这周围一带基本上都是芦苇荡子，但仅仅不到10年的光景，园区的极速发展就让这里全都变成了高楼大厦，各种邻里中心，办公大楼，CBD林立。”然而，它走过的道路却是曲折的。
开发后的园区
李光耀访问苏州引热议
早在30年前的1992年9月，李光耀在新加坡政府副总理王鼎昌的陪同下，到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进行访问。
在《李光耀回忆录》中，李光耀对创办苏州工业园区的动议有着详细的记载，他写道：当年的苏州处处是破旧的景象，河水污秽浑浊，当时我突发奇想，认为我们有办法把苏州发展成为一个美丽的城市，并且在毗邻地点开发一个工商业区，山光别墅傍着湖光山色，窗外廊边，一派山明水秀，就像现在的一些修复的旧公馆。还隐隐约约流露出旧时的豪门气派。时任苏州市长的章新胜，在一天午餐后把我拉到一旁问我：“新加坡有500亿美元的储备吧？”
我说：“谁告诉你的？”他说：“我看过世界银行的报告书，能不能考虑把其中百分之十的储备拿到苏州来投资，让我们也能像新加坡一样实行工业化。我担保给你特别待遇，确保新加坡的投资取得成功“ 我说：”精明能干的市长总是很快能够得到提升，你提升之后呢？”
他沉默了一会回答我：“起初我的接班人可能给你添麻烦，不过久了他也不得不沿着我制定的路线走。因为苏州人要的是他们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的新加坡，有工作、有住房，有个花园城市。”我回答说：“你没有权力为我们提供一片土地，来发展成为一个小型的新加坡，你还得有中央政府授权才能做到。”
1993年5月11日，李光耀（左三）与朱继勇（左二）及章新胜（左一）在网师园合影留念。（朱继勇提供）
李光耀说：我当初没有把这番话放在心上，1992年12月， 章新胜到新加坡访问时，来到我的办公室来，他说已经向邓小平办公室提出建议，大有机会可以付诸实施，请我拟定计划正式提交。章新胜同邓小平之子邓朴方来往密切。就这样，王鼎昌勾勒出苏州旧城修葺后，毗邻有个现代化工业园区的构想。
几个月后，趁邓朴方到新加坡考察时，我让他看看修葺后的苏州城区新工业园区的设计草图。他非常兴奋，也因为他向父亲办公室的大力推荐，给这项计划推了一把。
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动议，是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启发的。 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公司主席、工业园区开发财团董事长林子安说：建立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构想出自李光耀， 项目始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领导层认为应该学习新加坡的发展经验。李光耀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启发下，构想在中国创建工业园区，他的这个构想，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全力支持。
林子安说：我想不出来世界上还有类似的合作项目，这在世界上非常特殊，它由两国领导人出发，启动两国官员，从已故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算起，中国经历了四位领导人，新加坡三位总理，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们所建立的全面合作关系依然稳健发展。
林子安说，1990新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始，李光耀就对在中国建立工业园区具有强烈的信念，他深信园区会对两国带来很大的效益，并且说服了我。当时我还是新加坡吉宝集团的一名企业管理人员，我参加建立工业园区建设后，20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
林子安
当时，我们的选择不仅仅是苏州还有其他地方，最后李光耀确定在苏州。早期的时候，我和李资政有非常密切的交流，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见一次面。他在计划的不同阶段都深刻关注，他不但是启动者，而且是主要的推动者。工业园区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片田地，什么都没有。没（自来）水、没电、没（公）路 ，叫人去投资简直是疯狂的想法。我当时的想法是：不看僧面看佛面，相信李资政没有错 。
这项看似不可能的招商工作，获得了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全力协助，他们利用丰富的招商经验，启动了广泛的环球网络，大家齐心协力，说服国际上许多大企业，把资金引进到当时还令人看不透的中国。从中新开发园区股份公司的历任总裁，包括第一任的曾士生、第二任的林得恩、第三任的林梁长等人，这些来自政府部门的领导者和团队，为工业园区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林子安谦虚地表示，我只是团队的一分子，没有团队的杰出表现，园区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1993年5月，李光耀在上海同时任中国副总理朱镕基见面，李光耀较早预先就苏州工业园区的计划给朱镕基写过信。在信中，李光耀说明拟议的合作方式：一份政府对政府的技术援助协议书，说明在苏州市东部一个约100平方公里的地段，转移给我们在吸引外资、建设工业区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我们所谓的软件），并且同时发展住房和商业中心。此外，新加坡财团和外商，也会同苏州政府合资开发苏州工业园区，整个工业园区可望在20多年时间完成。 李光耀说， 朱镕基起初对我的这项建议，认为不过又是个替投资商赚钱的主意。我说，许多中国代表团到新加坡来考察，看到的只是零星的片段，永远没有办法了解我们整个制度的运作方式，我就是针对这种现象才提出这项建议的。如果能够让新加坡和中国的经理，在同一个岗位上一起合作，要转移我们的方法、制度、知识就容易的多了。朱镕基同意值得一试，他指出，苏州地处长江流域一带，同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上海也不远。
图为李光耀与朱镕基会面
四天后，我在北京与副总理李岚清会面，他对计划给于全力支持。他说苏州的人素质高，能够很好地吸取和应用新加坡的经验。新中在文化、语言、传统等方面相同，合作上占优势。作为一个务实主义者，他要求工业园区计划必须符合经济效益，有合理的利润。
1993年10月，北京、江苏分别派了两个代表团来考察新加坡的制度，他们首先要确保我们的制度中，有适应中国的运作方式，才肯同意接受“软件转移”的建议。
1994年2月，我同李岚清在北京联合签署了“苏州工业园区协议书”。中国总理李鹏和新加坡总理吴作栋，一起见证了签署仪式。
我也见过江泽民，我向他保证苏州工业园区的工作会很快开展，不过还需要至少10年才能达到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新加坡的裕廊工业区面积不过60平方公里，却花了我们整整30年的时间来开发。
图为李光耀同李岚清在北京联合签署了“苏州工业园区协议书”
李光耀清楚地认识到，园区的关键在于人才的训练与培养，没有人才园区就是一个空架子。李光耀向李岚清建议，积极物色管理人才。
李光耀说：“必须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物色适当的人选，范围不再限于江苏省。曾经在海外的留学生也是物色的对象。”李岚清说：“这是李光耀给他最好的建议，把人才概念引入了工业园区，苏州工业园区的合作不能只侧重于招商引资，引进设备和技术，还必须把新加坡的软件移植过来。”
2002年，李岚清访问国立新加坡大学时，建议国大与上海复旦大学联合在苏州工业园区设立海外研究生院，两校联合开设研究生及专业课程，以解决苏州工业园区的人才紧缺问题。
苏州工业园区
李光耀说， 苏州工业园区就在双方热烈的推动下启动了，但是工作没有多久就触了礁。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目标宗旨出现分歧。
北京重视“软件”，着眼长远利益。北京最高领导认为，苏州工业园区计划的本质是：是为了转移新加坡在策划、建设、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联合开发一个集工、商居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国际城镇，以吸引高素质的投资者。
苏州看重“硬件”重视眼前利益。苏州政府却为了保证狭隘的地方利益偏离了正轨，同核心目标渐行渐远。李光耀说，我们要向他们展示新加坡的模式，怎么重视金融管制、蓝图总策划，为投资者提供持续不断的服务，这些是我们的软件。但是他们要的却是“硬件”，就是那些我们建得了的高楼大厦、公路和基础设施，以及我们通过国际上的联系和信誉，所能吸引到的巨额外资。他们没有集中精力学习怎么创造一个适合经商的环境，也没有选出最有希望的人才接受培训，准备接手。
“硬件”会带给苏州以及市政府的官员的利益是立竿见影的。相反地，北京要的“软件”，也就是采纳新加坡的模式和经验，以便把所获得的利益也转移到其他城市去。
因为重视眼前利益，苏州更看重“高新区”。 1994年，苏州工业园区落实期间，双方合作出现了看似难以弥合的分歧。当年负责把新方发展与管理经验转移到园区的新加坡人力部长林瑞生说：“园区一开始的落实进展是事倍功半，因为双方当时在思想和文化上存在很大的差距。”反映来自“条条块块”的阻力。 李光耀说，苏州5年，让我见识了中国一层层的行政机关和易变的经商文化的错综复杂。
出现分歧后，李光耀说，基于此，苏州市政府并没有信守承诺，对苏州工业园区全力以赴，反而利用同新加坡的联系，发展由市政府自己开发的另外一个工业区“苏州新区”，同时操纵土地和基础建设的价格，如新区出让的土地价格比园区更优惠等等，使“新区”比“园区”更具有竞争力。（李光耀对此分析原因为，苏州市政府当时在资金上遇到了困难）因为“新区”成立比“园区”早，是苏州市政府的“长子”，地方政府自然会“偏心”。
“园区”和“新区”的矛盾和竞争，使外国投资者感到混淆，也扰乱了投资者的视线，脱离了我们“软件转移”的初衷。我们为了与地方政府的竞争，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李光耀说，1997年12月，我向江泽民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向我保证把苏州工业园区计划放在第一位，地方层次的一切问题都会得到解决。经过多次磋商，双方终于在1999年6月达成协议：新加坡财团与苏州市政府调整了持股比例和管理责任，到2000年底前，新方是园区的最大股东，集中开发首期8平方公里的开发工程。从2001年起，苏州市政府接过大股东的责任，继续开发原定的70平方公里的其他地段。
2001年1月份，双方调整了持股比例，新方持股由原来的65%下调为35%，中方上升到65%。新加坡继续作为小股东，协助中方人员为投资者提供服务。
李光耀在回忆录中写道：值得庆幸的是，大规模跨国企业大多数更看重新中合作的项目，不惜承担更高的土地成本，选择到园区投资，所以尽管困难重重，园区仍然取得了显著进展，在3年内吸引了百多个投资项目，外资总额接近30亿美元，每个项目的平均投资额据中国全国之冠。这些投资项目增加了两万多个就业机会，其中35%的岗位是专门为受过大专以上教育者而设立的。
时任中国经济特区办公室主任胡平说：苏州工业园区开发不过3年，无论发展速度还是整体水平，都已经达到了中国国内的一级水平。
2004年，在庆祝园区成立10周年的大会上，李光耀说：“我们更改园区的股份结构，让中国成为大股东和园区的实质拥有者，使中国官员的利益与园区的成败更加贴近。”这样才能有效地杜绝了苏州市政府“厚此薄彼”， “重新区、薄园区”的现象。
李光耀：
在能源供应上，李光耀在创建苏州工业园区时，体验到了“条条”的“作用”。李光耀说，就说能源供应吧，苏州市政府在书面协议中承诺为工业园区提供电力供应，但是，最终因为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批准而作罢。为了解决问题，只有靠自己了，我们转而征求苏州市政府的同意，在工业园区新建柴油发电机厂。
当发电厂建好了又接到通知，能源部门不准建柴油发电厂，因此禁止我们的发电厂启用。这时，苏州市政府的官员对我们说，他们无权干涉能源部的决定。当初是他们同意我们建厂的，可是谁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还得同时征求能源部的批准。我们为此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进行磋商，最终几乎闹到要关闭工业园区的地步，最后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
在规划设计上，李光耀说：“我们在开发区的金鸡湖旁，选了一块风景优美的地方，也是最抢眼的地方，准备建高档宾馆。但是你会发现，现在园区最抢眼的建筑物却是海关大楼，这是土地的错误使用，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可以建一个6星级的酒店，我们曾经向他们提出了这一点，但是海关在中国是一个强势部门。你要让当地各个部门了解，这是土地的滥用，不符合经济原则，这需要很长的时间。”其实，随着国际贸易的开放，海关的作用越来越小，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都设立了自贸区、无税区等等，对许多货品都几乎免税。所以没有必要在那么好的地段，建设那么豪华的办公楼。
在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遇到了一些困难的关键时间，都得到了中国国家领导的大力支持。1995年5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特地前往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考察，并且题词：“加快建设苏州工业园区，为发展中外经济建设，互利合作积累经验。”江泽民的题词为园区的前进的道路指明了方向，确保园区健康发展。
1995年，双方在举行太湖会议，确立苏州工业园区的三大发展目标：亲商、亲民和有秩序的发展园区。
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向园区管委会提出：“工业园区项目获得了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因为这关系到两国政府的信誉。中国方面将全面支持这个项目的建设。”
时任中国特区办主任胡平，希望新加坡（为苏州工业园区）提供连续“补课”。下定决心，破釜沉舟，他还抛出一句话：“苦海有边、回头无岸！”也就是说，工业园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因为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一面旗帜，不能倒下来！
李光耀说，这次合作是一个很大的磨练，我们都以为彼此凭着相同的语言文化，合作起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所以双方都指望对方的处事作风和自己一样。遗憾的是，尽管语言上没有障碍，我们的经商文化却迥然不同。新加坡人太信赖合同的权威，一致协议一诺千金，书面文件的意义条款一遭抵触，直接交给法庭合作仲裁机构来处理。但是，对苏州市政府来说，协议可以依据不同情况、条件、或者人事变动，而重新解释或者改变原来的意思。我们讲究法律与制度，他们听的是上头的指示，意思也只是因人而异。
我们如今对中国的制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学会了怎么绕道而行，回避各种路障，最终使中方把苏州工业园区的计划继续进行下去，争取部分成功，而不是彻底失败。
在15周年庆典，李光耀给园区打了70分。李光耀说：“我认为大概会有七分（70分）。这个园区至今所取得的成就 ，总体规划给人一种很新加坡的印象。不过它要达到新加坡已经取得的成就，将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当中有许多细节，是他们需要时间去理解，并加以实现的。这并非那么简单，而是涵盖了一个整体的概念。它不但是一个工业区，而且更侧重于如何将不同的行业、企业、人员、商店和银行等等零零碎碎的元素，以和谐的方式集结在同一个方便的地方。所以，我给它打七分（十分制），是因为有一些其他细节，他们还没有完全掌握，仍然需要时间学习。”
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在中国可以说是“好评如潮、获奖无数”，但是在李光耀的眼中，只是“刚刚及格”，只打了70分，并没有得到高分90分、100分。
“园区”在建设中，发生了很多的“故事”，李光耀只提两件“小事”：一是“新区”与“园区”的“竞争”问题；二是海关建立的地点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对“新区”比“园区”的政策更优惠 ，一般人不好理解。“园区”是两国政府签订的通天项目，有尚方宝剑，大家都以为“园区”会得到最好的“优惠政策”。没有想到的是，“园区”出让的土地价格还比“新区”高！对此李光耀只得采取了减低“园区”的股份办法，由原来的65%降低到35%。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诚信与公平。市场竞争基础就是诚信与公平。如果苏州市政府在政策上一视同仁，也许李光耀会增加对园区投资，最起码也不会减持股份。
二是海关建立的地点问题 。一开始笔者不理解，后来才明白，办公楼的位置问题实质是：政府与市场的位置问题，是找市长还是找市场的问题！
图为园区的海关大楼
新加坡是小政府、大社会、大市场。在新加坡的黄金地段，高楼大厦林立，却看不到政府部门，都是大饭店、金融机构或者经商的公司。新加坡的标志性建筑不是政府大楼、不是总统府，而是金沙大酒店！
图为新加坡金沙大酒店
在新加坡，几乎无人知道海关在哪里，但是“金沙大酒店”几乎无人不知。如果按照李光耀的设想，在海关的地段建一个“金沙大酒店”，那么不仅仅是发展了“三产”，而且是一个“大广告”，它每天都会告诉全世界，这里是新加坡的“再版”、是大陆的“小新加坡”！
我们转移一个工厂 ，很容易做到，但是，转移管理上的“诚信、公平”，就难以做到了。转移 一项技术，也很容易做到，但是转变政府的职能，就难以做到了。我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建成了几万公里的高铁，但是，要想做到人人都能够文明乘车，就难以做到了。
桔入淮北则为枳。可见软件转移比硬件更难。新加坡的成功经验，短时间想一步到位全部移植到中国来，还存在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软件转移”也只是“部分实现”了，如苏州工业园区内设立了街道、学校、医院等等行政机关和公用设施等等。
图为园区的邻里服务中心
从总体上来说，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还是成功的，李光耀还是满意的，所以他给园区打了70分。在2004年和2009年的10年大庆和15周年庆典，李光耀都亲自参加。2004年， 在园区发展10年总结经验时，李光耀说：“如果没有这个项目，中国领导人不可能相信我们这个小国，还有值得他们借鉴的地方。”
中国前驻新加坡大使张九恒说，对苏州工业园区，一开始新方主张“移植”，就是把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的模式全部搬到苏州去。
图为1978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与李光耀亲切握手。
新加坡裕廊工业区是李光耀一手打造的，也是亚洲第一个开发区。1978年，邓小平在访问新加坡时，李光耀详细向邓小平介绍了该区的创立及发展过程，邓小平当时就产生了隆厚的兴趣。
图为新加坡裕廊工业园区一角
李光耀也以为，把新加坡“裕廊”的模式搬到苏州去，不会存在什么问题。如果能够成功，那就在中国的几百平方公里土地上，再造一个新加坡了。这对中国来说，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出让了一个乡镇的土地而已。
李光耀一直认为，新中两国都是以华人为主的国家，新加坡能够办到的，中国也一定能够办到，而且会办的比新加坡更好。因为新加坡华人大部分是从中国下南洋的贫民，中国大陆人才济济，而新加坡却处于中国古代的“蛮荒之地”，是罪犯发配之地，也是灾民的逃荒之地，这里的华人多数都是被逼无奈才流浪到南洋的。如明末清初、太平天国运动等等时期，战争、饥荒、瘟疫疾病等等原因，有些人甚至被称之为“猪仔”。所以李光耀对在中国复制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信心满满。
李光耀开始认为：我们有办法把苏州发展成为一个美丽的城市，并且在毗邻地点开发一个工商业区。他不仅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从新加坡华人的长远利益来考虑问题的。因为新加坡地处历史上反华、排华的地区中心，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发生过印度尼西亚对华人的大屠杀事件，当时有不少华人逃到新加坡来避难。上世纪七十年代，越战刚刚结束不久，越南又发生反华事件，大量的华人被赶出越南，漂泊在太平洋上，，，新加坡华人眼看那么多同胞受难而爱莫能助。狡兔三窟，因此李光耀未雨绸缪，他一直在担心，害怕万一有一天，反华的这把火烧到了新加坡，新加坡的华人能够逃到哪里去呢？因此他有一个小算盘：想为新加坡的华人找一个“避难所”，发生反华事件时有个藏身之处。
李光耀原来设想的“软件转移”是一个“大概念”， 可能类似过去租界的性质，如租界的警察有执法权等等。苏州工业园区只有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中国只不过是一个乡镇大小，如果能够租给新加坡，他就可以在这块土地上，完全按照新加坡的模式来操作了，不要50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在中国打造一个“新加坡”了。 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只花二三十年，就把原来一个贫困的地方打造成了亚洲四小龙。
笔者认为，中国的土地如果租给新加坡的华人，不能说是“卖国”，因为新加坡的华人他们的祖祖辈辈都在中国，他们把中国看作他们的“祖国”。过去，不少华人家的小孩读书、清明祭祖，都是回到中国去做的。新加坡的一位邻居就对我说，我的老家是福建的，前两年，我回老家祭祖，老家的人都把我当作“外宾”来接待，这样是“太见外了”，真是大水淹到龙王庙，一家人认不得一家人了。
苏州工业园区如果实现李光耀原来的设想 ，起码有3个好处：
一是中国学习新加坡，就不必远涉重洋千里迢迢跑到新加坡来学习了，只要在中国的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就可以学到新加坡的经验了。
二是经济上双赢，投资既帮助中国经济发展，又使新加坡获得投资收益。
三是万一哪一天，新加坡的华人遇难了，有一个避难藏身之地。可见，李光耀为新加坡的华人安危操碎了心。
当然，李光耀想“借”中国的一小块地方，打造一个“新加坡”，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高层肯定是拒绝的，就是在中国的基层也行不通。所以，苏州工业园区只是“部分”实现了李光耀的目标，所以他只打70分。
李光耀与中国领导人有深厚的友谊，他是唯一见过五位国家领导人的外国领袖。
图为1990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他的老家扬州宴请李光耀。
2015年，李光耀逝世时，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七个常委，全部发来唁电。2018年12月18日，已经逝世后的李光耀，仍然当之无愧地获得了“中国改革友谊奖章”，他也是极少数获奖的外国友人之一。
李光耀不但与中国五位领导人有深厚的友谊， 他与中国其他许多高层领导都感情深厚，如李鹏、杨尚昆、李瑞环、乔石、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汪洋、李岚清、吴仪等等。李岚清在回忆与李光耀的友谊时说：“我与李资政愉快合作了十几年， 每次见面都讨论经济和贸易，特别是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课题。现在我们看到许多花朵开了，我们两个老人都很欣慰。当然，他是我的老大哥，新中友谊发展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我们要珍惜李光耀开创的中新友谊事业。”
图为 2004年，在庆祝园区成立10周年时，李岚清为园区题词：中新合作的范例--工业园区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2022年，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515.61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2.3%；进出口总额7151.25亿元，占苏州市总额的27.8%。其中，出口总额3479.75亿元，进口总额3671.51亿元。
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总额约5012亿元，占进出口总额比重约70%；实际利用外资20.89亿美元。累计实际利用外资额超380亿美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8807元，同比增长3.4%，收入约为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倍 。目前， 苏州成功跻身为全国第八个特大城市，苏州取得的这些成就，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的贡献功不可没。
多年来，新加坡一直是中国的外来投资的第一位。2023年国庆节期间，新加坡政府热烈祝贺中国国庆，同时高度评价新中高层交往、互利合作及人文交流成果。除了苏州工业园外，两国政府之间合作的天津生态城、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等项目，也不断焕发新机、引领新发展模式，使新中关系不断迈上新高。
目前， 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成为中外合作建工业园区的一面旗帜， 它承担把经验推广到其他省市的任务。它不仅是中新两国合作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典范。
2023年9月25日，中国苏州市召开2023年第二次中新会议。会议指出：2024年，苏州工业园区将迎来开发建设三十周年，希望以三十周年为新起点，谋划双方面向未来的更加全面、深入、务实的合作。
在下一个十年，要以中新合作为引领，推动苏州工业园区进一步提升国际化水平和创新能级，实现从“中国领先的工业园区”到“世界一流的创新园区”的转变。 文章作者：田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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