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潜意识印象中，新加坡人处在一个出生有免费育婴服务、读书有免费教育提供、生病有免费医疗、结婚有免费公屋的高福利社会，但实际上刚刚独立之时的新加坡政府是极为反对西方式的高福利国家模式的，他们甚至取消了二战后流行于整个英联邦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政策，但即使如此为何新加坡的国民幸福感却还那么高呢？
这得从独立之后，新加坡政府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发点说起，新加坡政府认为应该让自强自立的国民能凭借自身的技能和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而不是由政府提供所需的一切。
为此，新加坡政府将自身定位为一个基础保障提供者，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责在于为国民提供体面的住房、良好的教育和充足的工作机会。
新加坡政府设立了世界著名的中央公积金政策，这是一种由政府出台的强制储蓄政策，它要求国民将自己的钱按一定比例存入中央公积金以进行资产扩展，与国内的住房公积金不同，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不仅可以用于购买住房，还可以用于支付医疗费用和养老金。
但说到底这些都是由国民自己的储蓄组成的，应该由政府出资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金却被束之高阁，即使是对整个社会具有极大危害性的肺结核等疾病也不在免费医疗之列。
这种旨在推动人们自行改变自己命运，依靠家庭责任感的政策，不仅让新加坡政府不再同情那些身体残疾、体弱和天赋不够的人群，甚至也推动政府鼓励那些已经年迈的老人继续参与一些临时性工作，以保证自己的养老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1965年后，新加坡政府的公共抚恤金的支出持续下降，不到十年的时间，其领取抚恤金的人数从1966年的2万多人，下降到1976年的不足一万人，而那些领取抚恤金的人员的家庭财政状况几乎接近赤贫。
在公共卫生和医疗方面，独立之前的新加坡长期实行的是免费医疗政策，而从1965年开始，新加坡的公立医疗机构开始逐渐收取少量的医疗费用，但极为特别的是，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医疗卫生服务却依旧坚持免费开放。
但新加坡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部分缺位却被社会福利机构及时补位，而避免了让新加坡国民陷入高昂的医疗支出中。这些社会福利机构大多来自家庭和志愿性质的慈善机构，到1970年代的时候，新加坡的各类慈善机构已经多达百余家，他们一方面从政府取得一些财政补助，而更多的则是依赖于社会的捐助。
独立之初的那十多年几乎是新加坡最具活力的一段时期，新加坡政府虽然没有像西欧国家一样提供高福利的社会保障，但却在住房、教育方面履行了一个政府最基本的保障职能，并在医疗方面切实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就医权力，尽最大努力激发了新加坡国民依靠自身努力，改善自身生活的动力，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没有高福利的国家，国民幸福感为何如此之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