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你们（中国人）有的却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要、文人学士的后代。”
“你们（中国人）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
——1978年，李光耀与邓小平的谈话
“墨西哥人”来了
1965年，新加坡刚独立的那段日子里，李光耀感觉“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从”。仿佛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刚出生就被断了奶，随时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在媒体上，煽动种族情绪马来文报刊、电视继续抹黑李光耀为破坏马来西亚国家和民族团结的“元凶”。为了躲避种族狂热者的袭击，李光耀不得不住在远离市区的度假屋，那里离英国空军基地更近、更安全。
而他的三个子女们因为要上学，必须留守在市区的宅子。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宅邸外不仅修了围墙，宅邸的所有窗户还被钢板封了起来，仿佛住进了密不透风的监狱。
不过对李光耀来说，更大的安全威胁，来自军队内部。
新马分家后，属于新加坡的两个营士兵，依旧处于马来西亚将领的控制下，八成以上士兵都是马来人（华人对“兵祸”记忆深刻，不喜欢当兵）。
而此时在马来西亚国会，像赛加法阿巴这样，叫嚣占领新加坡，把李光耀扔进监狱里的巫统高层大有人在。只要马来西亚“国父”东姑一声令下，新加坡被入侵、被兵变颠覆，是轻而易举的事。
为了改变军队中的种族比例，李光耀政府有意压缩马来人入伍人数，不料却引发了训练营里马来人新兵的一场暴乱。
暴乱者用棍棒殴打华族长官、掀翻货车、将玻璃瓶扔向镇暴警察。暴乱现场围观者甚众，种族矛盾再度升温。
这场暴乱，促使李光耀力排众议，颁布了强制服役令——所有新加坡男子在18岁时，必须服役两年半的时间，以改善种族比例。
政府还命令所有中学成立“学生军团”和“学生警察团”，强行扭转华族家长“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传统观念。
为了请外国教官训练新加坡陆军和海军的这群新兵蛋子，李光耀分别给印度尼赫鲁和埃及纳赛尔两人写信，这两人是当时第三世界的声望领袖。
残酷的是，弱国无外交。这两个国家因为不愿意得罪马来西亚，只是“祝愿新加坡人民繁荣与幸福”，而对李光耀的请求不理不睬。英国为了平衡新马利益，也拒绝提供帮助。
寻觅之下，李光耀最后找到了以色列——这个比他们处境更加恶劣的小国。
由于穆斯林与犹太人的矛盾，当时新加坡与以色列没有建交。不过以色列还是友好地派出了几个皮肤黝黑的教官，新加坡政府对外宣称他们是“墨西哥人”。
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把埃及按在地上摩擦，证明了他们的实力，李光耀不由得心中暗自庆幸当初的正确选择。
以色列胜利后，李光耀很快与以色列升级了外交关系，并私下购买了70辆退役的轻型坦克和170辆装甲车，组成了新加坡第一批的装甲部队。
1969年，马来西亚发生“5·13”排华暴乱、政局动荡，吉隆坡的政客们企图再次祸水东引、将矛头指向新加坡。关键时刻，李光耀果断决定让装甲部队在国庆阅兵上亮相。
8月9日新加坡国庆日当天，一个连队的坦克和装甲车走过校阅场。在电视和报纸上观看阅兵的马来西亚人惊呆了，因为当时马来西亚连一辆坦克也没有。
1969年新加坡阅兵式 以色列坦克亮相
出席阅兵的马来西亚国防部长，甚至当场表达了担忧，他希望新加坡的国防部长能到吉隆坡“澄清”，新加坡并没有入侵马来西亚的敌意。
此刻，新加坡已经向世界表明，它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岛国。那些叫嚣占领新加坡的吉隆坡政客们，也老实地闭上了嘴巴。
一场经济“大考”
新加坡的生存问题解决了，可是麻烦并没有结束。
1967年，英国因为经济衰退、外汇不足，爆发了英镑危机，英镑官方汇率贬值14%。
英国议会里，议员们猛烈抨击英国在海外的驻军政策，要求撤除在苏伊士运河以东的驻军，削减军费开支，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医疗、福利政策上来。
李光耀听到这个消息，无异于晴天霹雳。
新加坡建国时，因为失去了马来西亚作为共同市场，转口贸易城市的地位岌岌可危。“健力士”啤酒公司甚至撕毁了和新加坡政府谈好的合同，跑到马来西亚设厂。
新加坡南面，苏加诺与苏哈托两位印尼强人正在争权夺利，印尼新加坡贸易也几乎中断。
此种情况下，新加坡失业率一度高达14%，国家走在崩溃边缘。
由于英国在新加坡的驻军开支，占到了当时新加坡GDP的五分之一，关系着7、8万人的就业问题，如果英国驻军也撤退，新加坡经济可能就真的完蛋了。
所以李光耀赶忙动身前往伦敦，劝说英国工党首相威尔逊，暂缓撤军事宜。
可是“日不落帝国”注定已经凋零，威尔逊为了挽救他的工党政府，面对李光耀百般劝说，虽然对他的难处表示同情，却还是坚持“英国利益至上”原则，将撤军的时间定在1971年。
《海峡时报》关于英国驻军撤离的报道
四年之后，李光耀就会迎来他的经济“大考”，留给新加坡的时间不多了。
为了补偿新加坡的撤军损失，英国政府打算拨给新加坡政府5000万英镑援助资金。
可是仅仅一笔援助资金有什么用呢？
回程的路上，李光耀专门去了一趟地中海小岛马耳他，考察英国撤军带来的损失。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苏伊士运河关闭，英国人同样援助了这里。
可是李光耀发现，在马耳他船坞里工作的工人们，失业了却毫无危机意识，每天拿着裁员补偿，在船坞里打球。
李光耀发誓，绝对不会让新加坡人像许多落后国家一样，养成依赖外来援助的习惯。因此他回到新加坡后，发表了一番严肃的讲话：
“新加坡的一切都不是免费的，连用水也得付钱（新加坡从马来西亚买水）……”
“国际社会没有责任为我们提供生计，我们不能够靠讨饭过活”。
趁着这个民众充满危机感的机会，李光耀领导修改了雇佣法令和劳资关系法令，大幅降低工会的权力，为资方这群“下金蛋的鹅”创造了良好的营业环境。
而新加坡的政府高官们也没闲着，他们四处出击，从欧美到日韩、甚至到非洲，招徕愿意到新加坡投资的企业，来者不拒。这在当时反殖民、贸易保护情绪高涨的第三世界，称得上一股“清流”。
为了让所有落地新加坡的企业，感受到新加坡政府的热情。财政部长吴庆瑞，经常为工厂主持奠基礼和开幕礼，这样就可以使同一家工厂有两次宣传机会，连只招聘几个人的樟脑丸工厂也不例外。
李光耀还聘请香港电影大亨邵氏公司的老板邵仁枚，担任新加坡旅游促进局主席。邵仁枚让人设计了著名的“鱼尾狮”雕像，安置在新加坡河口，李光耀为它主持了开幕礼。
鱼尾狮雕像作者 雕刻家林浪新
在新加坡官员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300多家企业入驻新加坡，1971年英国军队撤出时，所有被解雇的员工都找到新的工作岗位，新加坡安然度过了这次“大考”。
解决了燃眉之急，新加坡政府开始有选择地吸引一些高投资、高技术的工业企业入驻。
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李光耀一边要求民众节省用电，一边会见壳牌、BP等几大石油巨头的高管，并向他们明确保证，新加坡绝对不会像其他国家一样，为了满足本国能源需求、阻止炼油厂的出口。
李光耀拍着胸脯的保证，让石油巨头们动了心。最终大笔投资到来，新加坡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
为了向电子产业巨头们示好，新加坡政府有专员游说、服务美国各大电子公司。
惠普创始人休利特来新加坡考察时，惠普办公楼里的电路还没装好，电梯不能用。为了不让休利特爬楼梯，新加坡政府自掏腰包，从邻座接来了巨型电缆，让电梯运作。
这件事情后来在美国电子行业口口相传。德州仪器、通用电气、国民半导体等巨头们，纷纷来到新加坡，最终撑起了新加坡的实业。
新加坡独立时，人均GDP仅为香港的四分之三。经过55年的奋斗，今天新加坡的人均GDP上涨整整100倍，反超香港20%。
第三世界的国家名单里，再也不见“新加坡”这三个字了。
数典忘祖的二毛子
1955年，在印尼的强烈要求下，新中国取消了沿袭自清朝的“双重国籍”政策，向海外侨胞关闭了国门。
一时间，身居东南亚的华人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他们的子女们无法再就读中国大陆的大学。
为了保住中华文化的“根”，陈嘉庚的族侄、新加坡橡胶富商陈六使首倡，筹办一个华文大学——南洋大学。
陈六使自己率先捐出了500万，其旗下的福建商会，在新加坡这个巴掌大点的地方，又豪捐了500亩土地。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六使的提议，得到了整个南洋华人的热烈反响。
一时间，不仅有马来亚、新加坡、婆罗洲等地的华商慷慨解囊，连华人车夫、理发师、甚至妓女，都把一天中所赚的钱全捐了出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南洋大学就筹集到了2000万建校资金。
1956年3月，南洋大学建校成立，英国总督为南洋大学主持开幕礼。当天，观礼车辆从新加坡市区一路排成长龙，绵延到了西北30公里外的裕廊校园。
南洋大学开幕礼
然而，南洋大学自成立伊始，就被李光耀视为“眼中钉”。
早在律师时期，李光耀就体会过华校学生们的热情。“他们富有朝气、守纪律、具有献身精神”，而受英文教育的学生则“一副冷漠、自私自利、缺乏自信的模样”。
但问题在于，华校极易成为共产主义、种族主义的温床，这是李光耀所痛恨的。其中，南洋大学毫无疑问是整个问题的核心。
因此，李光耀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打压南洋大学——公务员不招收南洋大学毕业生、不承认南洋大学学历等等。“冷藏行动”中，南洋大学的创办者陈六使也被抓了起来、驱逐出境。
新加坡独立后，南洋大学、中华总商会要求，八成新加坡人所讲的华语，应当作为官方语言。
但李光耀却在电视机前毫不含糊地反击华语的拥护者，英语是官方语言、马来语是国语，华语只能被当做“第二外语”。
70年代，新加坡经济对外开放、外资入驻，华语学生渐渐地跟不上跨国企业的用人需求。
李光耀此时更将南洋大学视为只会浪费人力资源、生产劣质毕业生的“落后工厂”，因此多次命令南洋大学改为英语教学。
南大的学生表示抗议，李光耀就把参与示威的非新加坡籍学生驱逐出境，斩断南大的生源；华文大报《南洋商报》发文骂他是“数典忘祖的二毛子”，李光耀便把该报的总经理、总编辑、社论员通通抓起来。
在政治打压与经济逆流中，南洋大学最终走向衰亡。
1978年，南大被强行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全部改为接受英语教育；1980年，最后一届毕业生毕业。建校25年后，南大走进了历史。
一年后，全英语教学的南洋理工学院（今南洋理工大学）在南大原址重建。为了彻底湮灭南大的痕迹，政府连南大校门都没有留下。
后来，李光耀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后悔”，不是后悔关闭南洋大学，而是后悔关得太晚了，让它苟延残喘至70年代末。
然而，就当李光耀夙愿达成，华语教育一蹶不振之时，历史仿佛给他开了一个玩笑。
1978年，邓小平来访新加坡。邓公推行“改革开放”的决心，让李光耀深深折服。
第二年，李光耀决定展开“推广普通话”运动，号召民众放弃老一辈的闽南语、粤语、客家话等南方方言，改学普通话。李光耀自己以身作则，让子女接受华语教育，公开场合用普通话发言。
不过在新加坡，华语的政治地位已经完全沦为和泰米尔语一样，复兴谈何容易。
经过一代人时间的洗礼，当今新加坡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使用华语了，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民主与自由？
为了培养新加坡华人的国家意识，不让他们再想念着自己的文化母国，李光耀用半生的时间，下狠心斩断了华人的“根”。
但如果说长在英国旗帜下、以英语为母语的李光耀，完全吃“西方的那一套”，那就大错特错了。李光耀的下半生，正是用来和所谓的“民主自由”作斗争的。
李光耀向西方价值观开的第一炮，发生在当选总理的1959年。
那一年，背后有英国人操控、新加坡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发文猛烈抨击竞选中的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动党（PAP），目的就是阻止他当选。
李光耀当然不会退缩。他喊话《海峡时报》，如果他当上新加坡总理，“事后必会跟他们算这笔账”。
李光耀的威胁，吓得《海峡时报》的管理人员和编辑们，在大选投票前两个星期，就准备逃到吉隆坡去。
一个叫莱斯利·霍夫曼的资深编辑，倒是摆出了一副愿意为“新闻自由”赴汤蹈火的样子，宣称“准备留在新加坡，即使他们（PAP）利用公安法令对付我”，但结果还是在大选前夕跑掉了。李光耀讽刺他是“候鸟之辈”。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由于马来西亚政府要求国有化《海峡时报》，《海峡时报》管理层不得不向李光耀“求和”，希望能回新加坡。李光耀同意了。
此后，《海峡时报》的立场出现180度大转变，转向支持PAP。而那个一度“嘴硬”的霍夫曼，则移居到了澳大利亚，再也没有回来。
1977年，新加坡政府立法禁止任何人持有报刊超过3%的股权，同时还设置了拥有超级投票权和否决权的“管理股”，并分配给新加坡的四大银行。从此，新加坡本地的媒体，被政府牢牢地掌控在手心里。
然而80年代之后，随着新加坡英语人口的增多，西方媒体对新加坡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为了反击无事造谣的西方媒体，李光耀想出了很多办法。
1986年，《华尔街日报》刊文批评新加坡政府设立二级股市，是为了让人民“接盘”不中用的政府企业，惹恼了新加坡政府。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向《华尔街日报》写信，驳斥这些虚假的指责，却遭到对方忽视。
于是新加坡政府便开始限制《华尔街日报》的发行量，从5000份减少到400份。
两个星期后，《华尔街日报》表示，愿意牺牲收入、免费派发报纸，“协助那些想阅读却不得其门的新加坡人”。
新加坡政府同意，但条件是报纸上不能有广告，以证明《华尔街日报》的动机“纯良”。
《华尔街日报》狡辩称，取消广告会造成额外开支和时间安排问题。新加坡政府则进一步表示，可以承担一半的额外成本，把《华尔街日报》怼得无言以对。
三年后，《华尔街日报》终于服软，老老实实地刊登了道歉信，回到新加坡。
从此，驻扎在新加坡的外媒都知道，要给予新加坡政府完完全全的“答辩权”，否则必会遭到后者的痛击。
而对于一些更过分的无中生有的报道，李光耀甚至要本人当面对质。
1990年，伦敦《泰晤士报》的评论员伯纳德·莱文抨击李光耀“治国不当”，“疯狂地决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国里违抗他”。
李光耀知晓后，邀请他在伦敦来一场电视辩论。结果莱文打了退堂鼓，辩称没有电视台会感兴趣。
为防这一招，李光耀早就和BBC的朋友打好招呼，BBC答应腾出半个小时节目时间，并提供一位辩论主席当裁判。
莱文彻底心虚了，躲在《泰晤士报》的后面不出来。于是李光耀便买下另一家英国报纸《独立报》的半面广告，表达了不能同莱文当面对质的“遗憾”。
在接受BBC采访时，李光耀说：“在我的国家，提出指责的人如果不肯面对他所抨击的对象，就什么都不必说了”。
而莱文从那个时候起，再也没有写过任何关于新加坡的文章。
1992年 李光耀当面批评港督彭定康
上个世纪，律师出身的李光耀，自然在对付这些西方媒体方面游刃有余。
可是在当今的社交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发声和传播，新加坡政府也逐渐变得疲于应付。
为了加强对互联网舆论的管控，新加坡政府已经出台了网络实名制、反假新闻法等规定。但再像纸媒时代那样，逐一写反驳信、提起诉讼、乃至当面对质，已经很难了。
这就给了一些人以生存空间。一度在新加坡默默无闻的反对党，如今也主要以社交媒体为根据地，积蓄自己的力量。
2011年，新加坡最大在野党“工人党”一度拿下6个议会席位。虽然不足以动摇PAP的执政优势，却是新加坡建国以来，反对党在大选中拿下席位最多的一次。
一场时代的变革，或许即将到来……
后继无人
2015年3月21日，曾经会见过5代中国领导人的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与世长辞。
中国国家主席、总理、人大委员长、副总理连发4通唁电，副主席亲临葬礼现场，规格待遇等同于南非前总统曼德拉。
日、韩、澳、印及东盟国家，也均派出最高元首参加，体现出新加坡国家虽小，但李光耀的国际地位却非同小可。
葬礼上，搭载李光耀灵柩的炮车，走过日占时期死难者纪念碑、工会、国会大厦旧址、政府大楼、鱼尾狮和新加坡国立大学。
仿佛李光耀一生的再现。
李光耀去世了，但他的执政理念，则完完全全由他的儿子——李显龙继承了下来。“李家王朝”的故事，仍在继续演绎。
不过对于李显龙来说，失去了父亲的光环庇护，麻烦很快随之而来。
2017年，新加坡“第一家庭”，在处理父亲旧宅的问题上公开决裂，引发世界关注。
李显龙的弟弟妹妹李显扬和李玮玲，公开发文指责李显龙为了获取政治资本，违背父亲遗愿，保留旧宅供人仰慕。
他们还指责李显龙和夫人何晶，一人把持政权、一人把持财权（何晶是新加坡“国资委”淡马锡的CEO），“滥用权力”、“为儿子李鸿毅的政治铺路”。
李显扬、李显龙兄弟决裂
这场公开决裂，不仅仅是家丑外扬的问题，更打碎了新加坡“精英治国”的滤镜。
为了回避公众对李家“家天下”的批评，李显龙赶忙出来澄清自己的儿子没有从政意愿。
而另一个热门的“李家”接班人，李显扬的儿子李绳武，也因为支持自己的父亲对抗李光耀，从继承人的名单中被踢了出去。
自此，李家第三代完全失去了从政的机会，“李家王朝”注定将在李显龙之后戛然而止。
2018年，时年66岁的李显龙公开承诺，要在70岁之前退休。而他的接班人已经选好，是曾担任教育部长、金融管理局局长的政治精英——人民行动党助理秘书长王瑞杰。
2020年7月，李显龙卸任总理前的最后一届大选。选举结果毫无意外，人民行动党继续执政，不过反对党拿下10个议席，战果较上次大选进一步扩大，李显龙遭遇前所未有的执政挑战。
不久之后，李显龙就要传位于王瑞杰，亲手终结延续60年的“李家王朝”。
但更重要的是，李光耀所亲手创造的精英威权体制“新加坡模式”，是否还能在争议中保留？
李光耀自己晚年也没了信心。
“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把国家的稳定、增长和繁荣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以为这一切会自动运转。但我知道从来不是如此。”
李光耀预计他死后，新加坡现有的政治局面最多再维持十到十五年，此后就会进入政治动荡的状态，在“两党制”中沦为一个平庸国家。
遥想上个世纪80年代，李光耀还曾意气风发：“即使你们即将把我下葬，如果我感觉什么事不对，我也会从坟墓里爬起来。”
而如今，被问到新加坡的未来，晚年的李光耀只能无力地感叹：
“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未来的一代，为你们自己的选择负责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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