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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与媒体报人的关系是交集在爱与恨之间？
在“爱与恨”间
上世纪60年代初，他说过，头脑好的人学医，其次学法律，再来就是当新闻记者。当时有报人向他指出他的内阁里就有五六位阁员是新闻记者出身的。李光耀没有回答（自1965年建国至1986年，就有两位 总统是新闻记者出身的）。
李光耀登上总理高位之前与后，对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所发表的公开谈话，显示他在这方面的立场，前后有极端的差别。 而且，他后来对媒体报界应该在建国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期望，也和一般上人们认为媒体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所肩负的督促施政、 反映民意的第四权的任务，大相径庭（当然也有人忘了国情的不 同），各种思想自由交流的构想也成了空谈。
早一代的报人记得，1959年上半年之前，人民行动党尚未成为执政党时，李光耀公开表明“言论自由是不应受限制的”，但是他也强调在行使这项自由时，不应违反法律。1955年4月，李光耀第一次当选立法议员后不久，作为反对党议员，他曾多次主张政府不应该限制言论、出版等自由。当时马共及左翼分子还在滋事，李光耀强力主张废除“紧急法令”，鼓吹自由交流，百花齐放。
1959年，仅仅四年后，人民行动党成为执政党后，李光耀对言论自由所持的观点，就与过去还未上台时的观点有越来越大的距离。 在同年的5月18日，距离大选还有12天，他似乎已经肯定自那天以后他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会赢得政权。于是他说，他的政府“在5月30日之后，任何报馆如果破坏新加坡和马来亚联合邦的关系，包括合并取得独立的政策，或者使两岸关系紧张，将要面对颠覆罪。任何编辑、评论员或记者如果追随这种媒体的路线，在政府维护公安法令条例下，我们将会扣留他和关禁他（We shall put him in and keep him in）” 。
那一天，李光耀在红灯码头举行的行动党中午竞选群众大会作如此之申明后，海峡时报欧亚裔总编辑霍夫曼立即作出激烈反驳。 之后将近一个星期，海峡时报与李光耀口舌之战不停，恐吓、威 胁、互相指责，高潮迭起。西欧方面，英国的每日镜报指斥李光耀意图压制新闻言论自由。霍夫曼更专程飞去柏林参加在那里召开的国际新闻学会（IPI）大会，在会上指出人民行动党在恫吓他主持的报纸，使新加坡新闻自由感受威胁。霍夫曼也说即使1942年日本军占 领新加坡时，新加坡的报业都未尝面对如此严重的威胁。
所有报纸都会是我们的！
在结束竞选运动的两天前，李光耀为自己的言论辩解。 自人民行动党于1954年创党以来，李光耀就发觉海峡时报已开始“仇视”行动党。 我清楚记得，5月大选到来前几天。一天中午，我走过新加坡河的加文纳（Cavenagh Bridge）铁桥，在桥中央，李光耀律师从皇后坊方向迎面走来，他应该是从高等法院步行回马六甲街的律师馆。我和他在狭小的桥中央不期而遇。
这几天来，李光耀正和海峡时报总编辑因“新闻自由”话题争吵到面红耳赤。 我趁此难遇的“一对一”机会问他：“若人民行动党执政， 会不会自己来办一份报纸（现有的《行动报》不在内）？意气风发的李光耀冷笑着说：“哈，哈！到时所有的报纸都会是我们的，我们不会蠢到自己来办报。”以李光耀的性格与霸气，以及当时他与海峡时报总编辑在争执的背景来看，他的话不可能是随便讲讲，或是无意说说。李光耀不是一般不用脑子说话的人。
（注：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李光耀对海峡时报还是耿耿于怀。两次尝试鼓励国人另办英文报。有数家银行股东投下千万元资本。新报纸还是不能达到理想，其中一份办到中途被形容是“足球报”，总编辑也积劳成疾，抱病出国换心脏。直到80年代中，国内四种语文的报刊终于归纳在新加坡报业控股旗下，从此惟我独尊。）
为民族和谐祈福十天
投票的前一周（5月23日）起一连10天，岛上的各民族和宗教团体——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及伊斯兰信徒，各在其教堂、寺庙内为新加坡的福祉、繁荣及民族和谐诵经念佛、祈祷。祈福会是由各宗教团体联合发起，待31日大选结果全部揭晓，新宪法生效的前夕才结束。
岛上为什么有如此重大的宗教动作？说开了是选举之到来，而这一次的选举跟历来选举的性质完全不同。经过此次选举之后，新加坡算是走上自治邦之路，再下来是自殖民地统治者手中取得完整的独立。选举运动已进入白热化。距离投票日还不到两个星期。 各政党人马，不分保守、激进或左或右都磨拳擦掌，各显神通。无党派人士明知他们的前途茫茫，也蠢蠢欲试，希望能在新议会博得一两席。
在新加坡河河口，有所谓的“苹果”树下河畔一带，行人熙熙攘攘。政党领袖就选择在这里，尤其是众多公务员中午饭后休闲之所，向他们宣传，阐述政党党纲，争取选票。第一任首席部长马绍尔的政治魅力，就在这棵“苹果”树下生根。 各政党候选人发表的言论，激烈火爆，煽情和人身攻击语言不断，有如一阵阵接踵而来的波澜，高潮迭起，造成社会民心紊乱，无从分辨是非，人民分裂。选举之后看到的是接二连三的诽谤官司在法庭出现。 激烈的选举运动，使到各政党之间原有的友情、互相容忍的政治风度烟消云散。换回的是怀恨、冷语嘲讽、恶言恐吓，以及批评对方浅薄幼稚、是危险分子、投机分子、共产党分子等激动的语言。马来半岛的“华巫印联盟”内阁大员也跨过新柔海峡来支援同志，助阵打造声势，一时把选举气氛炒到火爆。
几个月来，政党为了争夺自治政府政权，把新加坡带进“战国”选举，袭卷而来的政治气流，给人有“风声鹤唳，暴雨即来的恐惧”感觉。 过去多次发生过岛内因学潮引起的暴动和工潮流血事件，都不曾使人民有如这次惊心。大家相信暴动、工潮顶多三五天后就会平息下来，是局部性的，而这次选举是关系到国家社会命运，感受也就完全不同。 国人担心，选举结果揭晓之后，若是行动党获胜取得政权，会带来什么样的新新加坡？国人会如此想，主要还是对行动党信心不足。
行动党一路来的作风，充满激进的斗争语言，让选民投票之前还无法消除疑虑。 投票即将到来的十天八天前，政党间短兵接触，行动党接二连三使出“连环计”为选举制造声势，制造恐惧，制造敌对，放话败选者即逃亡的心理战术。 所谓“连环计”，是行动党将劳工阵线多年来执政的弊病、贪污无能、行政腐败病症及社会病态等等，累积下来负面现象尽力揭露渲染，先要求成立调查庭调查某案真相，然后在调查庭借力使力打垮执政党的声誉（执政党的声誉原本就已低落），加上报纸每天连续用极大篇幅报道调查庭揭露的“真相”，都轻易引起人民的兴趣和反响。
三个所谓的“连环计”如下：
（1）用国民党做假议题，调查周瑞麒存款案；
（2）市议会总行政官与行动党控制的市议会闹矛盾（以上两项均发生在1957年，行动党则“密封”至本次大选 在即才加以揭发，成立调查庭调查，是行动党高明的政治运作）；
（3）行动党秘书长与海峡时报总编辑笔战、舌战，波及同业。（这是选举运动中的突发案子，但也与上述两案发生在同一选举期，故称“连环计”。投票日在即，这“三步连环计”对社会、选民冲击 甚大，对劳工阵线政府产生不利的“连锁性”反应。）
平时不大爱说话的行动党要员吴庆瑞提醒国人，5月30日 是“黎明到来的新时代”。支持行动党的工人学生兴高采烈说这一天以后，“大家会睡得格外好”。 另一方面，市面也有人因投票日在即，心情不安。我认识几位中西报的编辑、记者、学校校长、教师和平日对行动党态度没有好感的人，以及娱乐性质黄色报刊的媒体人，这一晚都准备好，只要选举官一宣布行动党胜利取得政权，便马上越过新柔长堤，到马来半岛暂避或另谋出路。丹戎巴葛火车站这一晚也有三两位黑道人物乘火车北上。
报纸风云与黑色行动——李光耀总理于1971年6月间亲自到赫尔辛基出席 IPI国际新闻学会，为政府的立场辩护。（泛亚社）
就任总理后第一个生日宴
1959年5月大选，行动党大胜，李光耀登上自治邦总理大位。
四个月后，驻新加坡的“东南亚外国通讯员俱乐部”首次邀请李光耀以总理身份出席特设的晚宴，并请总理发表演说。总理公署回函接受邀请，建议日期延后到9月16日星期三晚上8点钟开席。宴会设在国泰大厦内的国泰酒楼龙宫厅。餐费一 桌10人新币60元，也就是每客6元（当时市价）。
这一天正是新任总理，也是新加坡第一位总理李光耀的36岁生日。由俱乐部义务秘书合众社经理黄金辉（他后来成为新加坡第四任总统）负责办理宴席。我们俱乐部8位理事每人负责订下一桌。龙宫厅只能接待90人，座位一下子就被订满了。 但是，除特别邀请的贵宾，理事订下的8桌宾客的人选，确实是个问题。这一晚，你不能随便拉请无关重要的朋友赴宴。记者能邀请的宾客也不外是外交界的朋友，当时的社交圈狭小，各理事邀请外交界宾客的名单便出现重复。为了使酒席坐满，也只好把当地报社编辑、外国和本国企业金融界巨子请来，或带太太出席。对他们来说，这是难得的一夜。 一切新鲜！这一晚的气氛格外愉快。一是总理第一次到会向外界见面演说，其次是适逢总理36岁华诞，他的夫人也受邀上座，乐也融融。
相隔37年的两次演讲
李总理这一晚的政策演说讲题是“No News Is Good News” （没有新闻就是好事），也是说给赴宴的外交官们听。 他言词滔滔地说“我要把新加坡造成一个‘没有新闻’的地方”。他指责通讯员喜欢混乱与危机，他们任性固执，故意歪曲事实或另有其他原因。
总理说，“我如果能够减少新加坡岛内的一些危机或一些不祥事情，那么驻在本地的外国通讯员就会没事可做了。对我们则是“没有新闻就是好事”（No news is good news）。” 李光耀也对在场的外交使节说，他们都是国家派来的眼睛和耳朵，随时关注这里发生的事，如果这里很多新闻，他们就很忙。 李光耀当晚先回顾周围的环境和激荡的区域形势，以此为背景，讲越南危机、台湾海峡紧张情势和还未结束的一部分军人及政客在苏门答腊巴东联合发动（1958年）推翻苏卡诺总统的叛乱，这些“都是你们（记者）乐道的事”。
李光耀说，可是在新加坡，连游客都觉得这是个沉闷枯燥的国家。 从那时起的三十多年，李光耀治理下的新加坡，常被游客说是个乏味、没有观光景点、缺乏生气的地方。国外来的新闻记者也认为新加坡是一口新闻枯井，没有新闻泉源。
1990年，李光耀卸下总理职务。1996年6月，他以资政身份再次应东南亚外国通讯员俱乐部（联合新加坡报业俱乐部）的邀请，参加晚宴和发表演说，这与他第一次应邀在该俱乐部演说已相隔37年。
1959年参与晚宴的宾客多已不在。当年的外国通讯员如今仍在的也仅剩三人，即黄金辉、浦德华和笔者。年迈的黄金辉自总统任满退位后，就在家养病，没有到会。
1996年的晚会是在莱佛士酒店举行。我去参加了，席上年轻同业见满头白发的我，纷纷笑问客从何处来。 令我感叹的是俱乐部应届主席诺登在当晚的开场白。他说：“新加坡最近有很多新闻，而且涉及的范围很广。有国会辩论，有李光耀施心脏手术，有大学生问题等等……” 风云变幻，人事沧桑，主席的话即使是讽谏，实也无可奈何，它是事实。李光耀在位时已经成功完成了他半个世纪前的理想。他退休之后，“no news is good news”的日子已一去不复回。世上没有永久的事物，就如时光不能倒流，你要留恋或伤痛往事，就悉从尊便好了！
此文节选自陈加昌著作《我所知道的李光耀》第九章，原章节标题《李光耀与媒体》。本书是《亚洲周刊》2015年度十大好书，也是2016年新加坡文学奖非小说组大奖得主。
封面绘图⊙涂敏忠 初版一刷⊙2015年9月
陈加昌
陈加昌，传奇报人，新加坡第一位战地记者，在李光耀踏入政坛前便认识李光耀，是最早 近距离接触、采访和报道李光耀的记者之一。
陈加昌从事新闻工作半世纪，奔走于区域政坛风云间，除了以记者的身份经历新加坡动荡岁月外，也历经区域重大事件，包括深入越南采访战地新闻，采访过万隆会议、新马分家、新加坡独立、学潮暴动、福利巴士工潮暴乱、种族暴乱以及重大区域外交事件等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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