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宁温
编辑|SHI
在新加坡，催你结婚生孩子的可能不只是你妈，还有总理李光耀。
2011年新加坡的一场对话会上，李光耀对着台下的年轻记者发出了灵魂拷问：“你几岁了？”“你结婚了吗？”“你有男朋友吗？”
在听到记者27岁还在读博士没有男朋友时，李光耀颇为幽默的留下一句：“孩子比你的博士文凭更有满足感。”这话立刻引发众人哄笑。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治理新加坡时向来以强硬著称，要求公务员一律剪短发、禁止吃口香糖、禁止学校卖油炸食品……
可对于新加坡生育率不断降低，老龄化加重的问题，李光耀却是束手无策，他无法强硬的去要求国民结婚生子，甚至他的女儿李玮玲都选择了不婚不育。
对此，李光耀最终也只能绝望的表示：“这个问题我无从解决，也早已放弃。”
那新加坡的人口问题到底有多严重？为什么会让国父李光耀感到这么绝望？
新加坡的人口问题
李光耀曾经在自传中提到，如果让他说哪个问题对新加坡的生存威胁最大，他的回答是：人口问题。
作为一个东南亚的城市岛国，也是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新加坡和我国的渊源颇深，在人口发展过程中，新加坡和我国都曾采取过抑制生育的政策，两国的老龄化速度都比较快。
从1959年自治到1965年独立，新加坡的人口出生率基本还是保持在24%-30%之间，人口总数在188万左右。
而新加坡的国土面积只有733.1平方公里，我国随便一个省的面积都比它大。
在地少人多且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新加坡的这种人口猛增就直接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房荒、市政建设缓慢、交通拥挤、生存空间压缩等等。
为了解决人口爆炸的问题，新加坡决定要控制人口增长，确定了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目标。
此后，新加坡推出了“一个家庭两个孩子”计划、颁布堕胎法、自愿绝育法、提倡晚育，惩罚多生家庭等等。
在这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下，到80年代，新加坡的人口控制就取得了显著成绩，高出生率变为低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人口密度从每平方公里29700人减少到每平方公里17700人。
但在新加坡生育率持续下降的同时，新加坡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也在加快，65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不断上升。
此时的李光耀很快就意识到生育率降低在未来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危机，于是到80年代末期，新加坡转变政策，开始鼓励有负担能力的家庭可以生育3个或者更多的孩子。
为此，新加坡取消过去的两孩政策，推出儿童保育补贴、对生育3孩和4孩的家庭进行退税奖励、住房分配和入学优先等等。
但在新加坡不断推出优惠政策，鼓励生育的情况下，新加坡的人口出生率并没有提高，总和生育率依旧在世代更替的水平之下，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也在逐年提高。
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新加坡就进入了超低生育时代，2011年，新加坡只有3万多的婴儿诞生，平均生育率从80年代末的2.0下降到了1.15。
反之，新加坡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却增长到了新加坡总人口的9%。
至2023年2月24日，新加坡政府在国会上透露，在2022年，新加坡的居民整体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05，创造了历史新低。
这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选择不结婚或者是晚婚，或者是不生育、少生育。
有预测表示，大概在2030年，新加坡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80万以上，基本上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老年人。
在人口不断萎缩的情况下，新加坡未来怎么才能繁荣兴盛，李光耀生前对此甚至还曾忧心忡忡的表示：“我们将变成日本那样逐渐老化和萎缩的国家。”
那我们可以再来了解一下出生率降低、老龄化加剧对一个国家有什么影响？
新加坡面临的危机
新生儿少，老年人口增加就代表着社会的劳动力会逐渐减少，进而对国家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同时人口老龄化加剧也意味着未来大家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会更多，国家要在社会医疗保障、养老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是一笔很大的经济负担。
这样下来，国家很可能将国民的退休和再就业年龄不断延长。
就比如日本，作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一个国家，有研究表明日本到2040年可能会有超1100万的青壮年劳动力短缺。
而没有年轻人补上这些劳动力短缺，老年人就不得不继续工作，根据日本官方发布的数据，在2021年，日本依旧有900多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工作，到2022年，老年人的这种就业率已经达到了50.3%。
今后随着法定退休年龄的一再上调，日本人可能终生不会退休。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到目前为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经将提高日本新生儿出生率当作了日本政府的首要任务。
同时他还警告日本人民，如果新生儿数量持续下降，不仅会阻碍日本的经济增长，还可能会让处于重压的日本养老体系面临崩溃。
这其实也是很多人口老龄化国家都会面对的问题。
按照新加坡不养懒人，不要求年轻人养老年人，而是老年人自己养活自己的政策，现在新加坡也有很多过了退休年龄的老人依旧在外工作挣钱。
那新加坡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大家为什么不愿意生孩子？
对此，有些人认为是新加坡政府之前推行的“两个就够了”节育运动造成了新加坡如今的困境。
李光耀对这种说法的评价是荒谬至极，他曾将新加坡生育率降低的原因归咎于妇女受到了高等教育。
表示一旦妇女受到教育，有了和男性平等的就业机会，她们就不会再把生儿育女照顾家庭视为首要任务，因为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她们也不需要依靠丈夫和家庭。
李光耀的这番言论曾引发了一些妇女团体的抗议，他最后只能自嘲：“看来我的说服力非常有限。”
不过李光耀依旧坚持他的看法，后来在接受杨澜采访期间，他被问到是否还是认为新加坡出生率降低是因为妇女接受了高等教育时，李光耀明确表示了肯定。
并且他还提到如果让妇女继续生孩子，那除非不再让妇女受教育，但这么做毫无意义。
李光耀的这番话可能有点不好听，但其实想想确实也有点道理，思想落后的妇女远比思想进步的妇女更愿意生孩子。
总之，或许是因为新加坡此前长时期鼓励少生少育，优生优育的政策，又或许是因为工资低，买房难、社会福利少、教育成本高等等因素，新加坡国民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法逆转。
李光耀也很清醒的认识到了这一点。
如何解决人口问题
在李光耀看来，只要生孩子就给奖钱这种奖励并不会刺激生育率，这大概只能证明生育率低和政府援助没关系。
最主要的是大家的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已经不一样了，奖励已经无法鼓励国人生育了，他只能想想其他方案来避免新加坡在短短几代人间就逐渐消失。
当时李光耀还曾想过其他国家提高生育率的做法，有些国家会接受非婚同居文化，或者是承认非婚生子女，这样可能确实会改善生育率问题，也会让未婚妈妈不再那么受歧视。
但同时李光耀也认为这种做法会在无意间鼓励不婚现象，尤其是新加坡作为一个传统的亚洲社会，非婚生子女的个例还是在少数。
而且如果放开了非婚生子女，社会规范就会发生改变，也会带来一些其他的社会问题。
所以新加坡的法律是不支持婚外生子的，未婚妈妈生的小孩出生证明上父亲一栏只能是空白，小孩也只能随着母亲报身份，如果母亲不是新加坡公民，孩子也就不是新加坡公民。
在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情况下，无计可施的新加坡政府最后只能开放移民政策，引进外来的年轻人口来维持国内的经济发展，缓解人口压力。
按李光耀的想法，本地生育率不能达到人口替代水平，如果再不引进外来人民，国家就撑不下去了。
新加坡每年要引进6万多的移民和外籍客工，这样才能确保劳动团队保持年轻，维持经济活力。
但新加坡本土人民又对引进外来人口有着强烈的反感，对在自己国家时刻能见到长相、口音、肤色等等不一样的人感到不自在。
而且如果引进的外来人口过多，很大程度上就会影响到新加坡当地的文化和精神，也很可能和新加坡的土著发生摩擦，
像日本就格外排斥移民，老龄化再严重他们也不可能将移民作为解决生育率的方法，再比如法国从非洲引进移民，结果现在法国的黑人是越来越多。
李光耀显然不愿意新加坡变成这样，为了照顾新加坡本土人民，不引起他们的反感，也不让自己国家被移民侵蚀，政府只能将移民人数控制到人民和国家都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而新移民确实能替代上新加坡所缺的年轻人缺口，可这些移民大多也和新加坡人一样不愿意多生孩子，他们的下一代最后同样替补不上上一代的人数，新加坡的生育率并不会显著提高。
从人口问题上来说，新加坡引进移民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始终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未来只能无休止的从外面引进新移民。
要想真正的解决新加坡的人口问题，除非让新加坡人改变观念，愿意多生儿育女，但新加坡人又不愿意，这就成为了一个完全无解的难题。
这难怪李光耀会对新加坡的人口问题感到绝望，最后只能表示：“我把这个工作移交给下一代领袖，希望他们或未来的接班人能找到出路。”
而新加坡现任总理，同时也是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对新加坡的人口问题也十分忧愁，苦笑道：“我在这方面比他（李光耀）更逊色。”
目前为止，新加坡面临的人口形势依旧很严峻，近期李显龙在发表讲话时还称：“尽管下降是长期趋势，但我们不能放弃。”
显然，解决新加坡的人口问题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结语
人口生育问题并不是新加坡独有的，这其实是很多国家都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
拿新加坡来说，只要你愿意生孩子，政府就给你发钱补贴，生一个奖1.1万新加坡元（56521.3人民币），生的越多奖励越多。
政府还会给孩子的教育和医疗津贴，最高7000新加坡元，另外还有宝爸陪产假、无薪育儿假、买房津贴等等，可就是这样，新加坡的生育率还是没有提高。
所以就像李光耀说的，经济问题、房子这些都是次要原因，主要的是大家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改变了。
李显龙同样认为：“房子和票子都可以解决，新加坡现在最难的是没有新生婴儿。”这不是短期内就能彻底解决的问题，还需要政府更长时间的去摸索。
参考文献：
日本少子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人民网.
【杨澜访谈录】小舞台大人物 专访李光耀.
新加坡人口逐渐老化【J】.东南亚南亚信息,1994,(16).
张莹莹.新加坡人口变动及其成因分析【J】.人口与经济,2013,No.198(03):35-42.
王峥.新加坡人口老龄化问题浅析【J】.文化学刊,2015,No.58(08):236-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