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度过一个不确定的时期之后
“后新冠时代”终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进步
插图/王对对
后新冠预言
新冠病毒大流行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即使有关疾病本身的基本问题，全世界的科学家也无人能够准确回答。
尽管如此，疫情已经对我们带来了可以感知的影响，从政治到经济、从思想到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新冠病毒不仅制造了无数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场景，而且几乎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一切。
就在这段文字在电脑屏幕上延续的时候，数字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超过249万，死亡达到17万多人。在经过连续三个月的疫情报道之后，我们邀请13位不同领域的思考者，试图回答“什么将被病毒彻底改变”这一问题。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所有的参与者都相信，危机时刻也给我们带来机遇，通过更健康、更包容的生活态度；更先进、更人性的现代技术；更有效、更良善的治理方式，在共同度过一个不确定的时期之后，“后新冠时代”终将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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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天任’
在高风险社会，社区治理将更加重要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城市规划与政策，比较政治经济学等。著有《碎化与整合——中国社区发展与基层治理》）
危机管理研究中有所谓“六月法则”，即如果危机事件发生后的六个月内没有进行深入反思并总结有价值的经验，那么则可能浪费了危机事件所可能带来的政策机会窗口。从社区治理角度来看，本次新冠疫情所反映出的问题，究竟有哪些值得反思，又有哪些经验值得总结？疫情之后的社区治理创新之路又在何方？
从问题的角度来看，有三方面是较为重要的。第一，如果缺乏社会力量和对不同的声音包容，就搞不好社区建设；第二，国家如果无法承担“元治理”职能，同样也搞不好社区建设；第三，社区层面的危机管理和公共安全规划也暴露出了不足。具体到社区安全层面，基本演练、基础设施、场地空间、应急物资、风险意识、防控宣传等均需有所反思。
从经验的角度看，结合中外社区治理，同样提出三点探讨。第一，新冠疫情期间，我国大多数居民整体上表现出较强的公民意识，大多数居民积极主动配合政府进行自我居家隔离，这从根本上保障了疫情防控的顺利开展。与欧美国家比较，东亚国家的社区民众在危机时刻展示出更多的包容和理解。我想强调的是，在危机时刻戴不戴口罩、是否主动配合体温检测、居家隔离，是公民的基本伦理道德，谈不上意识形态或文化习惯。
第二，国家基础性权力与社区自治的重要性均需得到认可，二者的良好互动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我们看到，志愿者们在社区、方舱医院、隔离酒店、火车站、机场等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体现了社会的力量。然而，疫情在欧美地区的快速蔓延，也让我们看清，若没有国家发挥“元治理”功能，公民社会不能独自应对如此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比如，美国应急管理体系被公认是样板之一，但在新冠疫情面前，决策系统出现问题，社区不能独善其身甚至还面临更大风险。而韩国、新加坡等国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有效的隔离和检测措施，也是因为具备了欧美国家所欠缺的“基础设施性权力”。
第三，新兴技术及其新兴业态在社区防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网络技术、数字经济、移动支付、快递外卖、社区商业、电子监控等，对保障疫情期间中国社区居民的基本需求，对社区防控的有效开展，贡献巨大。
尽管数据安全立法还有待完善，数字政府和智慧社区建设也还有长路要走，但安全重于自由的理念会得到更多认同。当然，这种安全观应该以对公民隐私权的最大限度之尊重和保护为前提。
面对未来，所有的反思和经验都会成为推动变革的动力，但疫情之后世界并不会立刻变得截然不同。只有多年以后回首往事的时候，人们或许才会认识到新冠疫情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了高风险社会阶段。由于发展不均衡、代际变化以及技术化社会的来临，中国的社会风险实际上要更加复杂——风险治理的难度也更大。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曾指出，进入风险社会后，风险具有“飞去来器效应”——任何人、任何国家如果自以为得益于风险，也必将被风险所“回报”，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强所有人的风险意识和参与风险治理的能力。在高风险社会，社区治理无疑更加重要。
或许，新冠疫情最大的影响，是年轻人（80、90后）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在此意义上，疫情后的中国社区治理变革无疑将是巨大的。
代际变化和技术革新作为基础性的两大动力源，将推动所有反思和经验，以形成一种新的社区治理模式乃至社会治理模式。
疫情后的社区治理将是在法治基础上寻求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力量平衡的过程。如果说传统社区依靠情感、抑或单位来实现社区之治，那么今后的社区治理则必然更加需要依靠契约、法治，依靠国家维持基础社会秩序和提供基本社会保护，并在这一基本前提的基础上，尽最大可能激活社会活力和市场活力。
新的一代是互联网的一代，是更加自信和独立的一代。智慧社区这一图卷正在徐徐铺陈，缓缓打开，新一代的社区也将超越其边界，并在新的层面上重新凝结为共同体。
我们走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端，面对这个日益技术化的高风险社会，我们将没有前例可循，只能独立面对未来，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公民社会的教科书或者韧性社区的技术手册可以告诉我们前进的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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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铭’
大城市将会更强大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著有《大国大城》 《空间的力量：地理、政治与城市发展》）
一场新冠疫情重创城市经济，尤其是疫情首先发生在武汉，让人们产生疑问：大城市是否过于脆弱？大城市将向何处去？
纵观人类历史，城市就是在“战疫”过程中成长的。今天的公共卫生体系，就是在150年前伦敦发生霍乱疫情之后建立起来的。从那时起，尽管世界范围内不时有传染病发生，但大城市并没有因此而停下发展的脚步，反而出现了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普遍现象。
这次新冠疫情，让我们看到了大城市人口密度较高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大城市理应在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方面加大投入，使得大城市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加强。从数据上看，中国大城市的发热门诊数量远远低于新加坡，医院的传染科也不受重视。这些问题在接下来都有望改变，在这个意义上，疫情正是“化危为机”的时候。补上短板之后，大城市将变得更加强大。
这次疫情让人们意识到，在大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趋势下，我们的准备并不充分。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比较偏重于投资基础设施以及发展经济，但是对于公共服务比较忽视。尤其是在户籍制度仍然与公共服务挂钩的背景下，大城市已经积累了大量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他们并没有被充分纳入城市公共服务的提供和规划中。
最为突出的问题还不在医疗卫生，而在教育领域。在一些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子女在本地上公办学校门槛仍然较高。高中教育（除职业教育外）更是管制严格，基本上不对外来人口子女开放。但是从发展趋势来看，未来高中阶段教育迟早被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如果看到这一趋势，目前的高中教育仅向本地人口开放将是大城市的一个短板。
一段时间以来，户籍制度改革有所加快。未来将推动超大和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主要以社保缴纳年限和实际居住年限作为积分标准，这样的户籍政策改革将进一步松开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增长的紧箍咒。最近的生产要素市场改革意见指出，要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
所有动向都提醒我们，目前仍然存在的少数超大城市政策上的例外，或许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政策，而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的缓冲。
在整个国家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进程中，大城市不断规模壮大，将发展成为都市圈。这背后有两个推动力：一是在消费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服务的数量、质量和多样性需求越来越高；二是在生产方面，以创新、知识、科技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将在消费和生产两个方面都具有更强大的竞争力，这是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普遍规律。
除此之外，中国的国情也要求城市大型化，以及大城市都市圈化。通过较高密度的城市发展和大城市发展，可以有效节省国土资源，提高农村人均土地面积，提升农业的规模经营和竞争力。人口向少数地区集中，也有利于保护脆弱地区的生态。
决定大城市发展的将是规划和政策。但是在传统体制下，中国是以地级市或直辖市为管辖范围，单独制定各自的城市规划，这远不能适应未来核心大城市向都市圈发展的方向。应该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来推进都市圈建设。
这场新冠疫情的确使很多人对城市发展的路径产生了疑惑。所幸的是，最高决策层仍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在生产要素市场方面，改革的步伐有所加快。疫情过后，在地方实践上大城市发展是采取往回退的策略，还是顺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大胆往前推进？答案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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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江’
公共开敞空间将成为城市核心竞争力
（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主持过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成渝城镇群规划、重庆两江新区规划等）
新冠病毒在我国乃至世界大规模暴发，彻底打乱了城市发展的节奏，小区封闭，经济停摆，亿万民众只能居家“抗疫”。城市表面的光鲜亮丽与疫情下的狼狈不堪显得格格不入。面对疫情和灾害，反思城市发展与治理本身的既有问题，是规划师的责任。
现代城市规划制度产生的最直接动力，就是城市应对公共卫生和疫病的需求。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彻底改变了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长。1933年，城市规划的经典文献《雅典宪章》把游憩定义为与居住、工作和交通同等重要的城市四大功能之一，公共开敞空间则是承担游憩功能不可或缺的空间要素。
随着城市空间进一步拓展，功能不断复杂，公共开敞空间的定义与其承担的功能也在不断地丰富多样。公共开敞空间是城市现代性的体现。现代城市和封建时代城市之间最本质、最显著的空间特征，就是城市有了供居民公共享用的开敞空间/绿地，现代城市的空间景观也因此区别于封建城市。
近年来，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公共绿地的发展，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上海世纪公园，北京奥森公园、朝阳公园，广东的绿道、古驿道、碧道、云道建设，成都的“198绿地”……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许多特大、超大城市中心地区甚至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来建设公共开敞空间/绿地。
对公共开敞空间巨大需求的背后，是中国社会走向富裕的中产化进程。今天城市所应对的社会现实，就是一个成长中的中等收入社会，以及社会主要群体价值观的多元化和基本需求、生活方式从量到质的变化。
同时，这个中产社会又是成长中的、脆弱的，社会群体因无法摆脱“免于贫困的自由”这一中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而显得敏感、焦虑。一方面，受过良好教育和现代科学文化浸润的中产阶层乐于接受文明健康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成长中的中产阶层更害怕艰辛努力所获得的切身利益的丧失，或有限的机会被分享，倾向于更加保守、排斥的社会态度，以及更加稳妥，甚至“乖巧”的行为模式。
很多大城市在疫情期间采取了关闭公园的措施。实际上，即使在疫情期间，公共开敞空间仍然是大城市最优质、最干净的场所。发达国家在疫情中对开敞空间的管理，是禁止聚集而非禁止使用。而近日一些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又现人满为患情景，恰恰说明了供给的严重不足。
随着中产阶层的成长和广大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价值观变化，加之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减少等因素，中国城市发展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低价要素吸引企业，企业吸引人并创造繁荣的“产-人-城”关系，转向了工业化、城镇化“下半场”的优质生活吸引人，人吸引企业的“城-人-产”关系。
因此，城市的生活品质和性价比不吸引人，就不可能取得经济发展成功。相应地，城市各类空间的价值也发生了转换，闲置的工业用地大量“晒太阳”、公共开敞空间广受追捧的现象，应该让城市政府重新思考空间/土地资源的配置逻辑。
应对中产社会的复杂性、多元化，需要更加智慧的资源配置策略，这也是先进、成功城市的共同经验。成都正在建设“公园城市”，这种城市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建设方式，恰恰是新发展逻辑下回应人居环境需求、塑造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模式。
不幸的是，许多城市政府和一些居民发展理念和审美观念仍然停留在“上半场”，继续把高楼林立、立交桥、高架路、宽马路当作现代化标志。笔者常说这些审美观和价值观是中国贫困时代的遗产，是现代化进程留下的“伤痕”！要以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配置政府资源，制定公共政策，才会少一些武汉式的悲剧，多一些居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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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大流行促使我们切实改变社交媒体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著有《网络为王》 《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等）
冠状病毒大流行是社交媒体时代发生的首个全球疫病大流行。
这是政治上两极化、经济上不平等时代的流行病。公共卫生危机在关键轴上的不同影响（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以及公民与移民之间）可能会加剧已有的社会政治鸿沟，使基本社会政治凝聚力骤然紧张。
新冠肺炎疫情为全球首次大规模信息恐慌，它将新冠疫情的暴发与以前的疫情暴发区分开来。
随着整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封锁，用于传播信息和开展交往的社交媒体基础设施正在达到前所未有的新规模。
此前任何一场大流行都没有经过这样的传播阵势：死亡人数和细节通过24/7的滚动报告时时通达全球，30亿手机用户源源不断访问新闻，数以亿计的社交媒体来源构建了永不止歇的对话场。
然而，大流行期间的社交媒体面临的既有福，也有祸。
尽管社交媒体一直在传播虚假信息，但它也一直是经过验证的信息的重要来源。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依赖社交媒体来获取疾病情况的最新进展，而不断流传的有关事实真相的个人轶事和报告，也迫使政府发布有关这场危机的更准确的信息。
除了寻求认知，社交媒体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成为集体宣泄的空间。除了充当被隔离者和无法接受治疗的患者的发声和发泄情绪的通道，社交平台还充满了人们从事捐赠、志愿服务和以意想不到的慷慨方式互相帮助的故事。
然而，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令错误信息与虚假信息以空前的速度传播和繁育，创造了不确定性加剧的环境，激发了个人和群体在线上线下的焦虑和种族主义。在数字时代，分析、评估和传达信息所需的时间无法与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即时传播错误信息相抗衡，互联打败了深思。同时，社交媒体还促进了一种有偏见的集体组织形式，类似于众包，可以迅速招募和集结许多人，然而如此采取的行动非常可能基于可疑的主张和信念。
可是，不论是好是坏，社交媒体已然构成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疫情固然令人难以忍受，但假如没有互联网，我们目前正在忍受的一切都会变得更糟。社交媒体正变得愈加重要，令被迫居家的人们摆脱孤立，寻求帮助，协调捐赠，相互娱乐和交往。它变成了人类社会跳动的脉搏，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如何思考和应对危机；人类共同体的成员，面对一场前所未有的威胁，需要喃喃自语和互相通气。
互联网模因现象与疾病流行共享一种形容——病毒式传播——也许并非巧合。新的冠状病毒的暴发与反应，伴随着一场大规模的“信息流行病”（infodemic）——它指的是一些事实，加上恐惧、猜测和谣言，被现代信息技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放大和传递，以与根本现实完全不相称的方式影响了国家和国际的经济、政治甚至安全。
在任何情况下，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都会造成恶劣后果，但与公共卫生危机相关的不良信息尤其具有危险性。也正因如此，确保准确信息被听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所以，一方面社交媒体改变了疾病传播，另一方面，大流行也促使我们切实改变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平台需要找到一种显示更准确的相关健康信息的方法，但这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在说“这很复杂，我们还不知道答案”的一方与说“我们知道事情就是这样的”的另一方之间的任何竞赛中，后者总是会得到更多的关注——即使我们知道他们是不对的，因为后者简单而且吸引人，很容易据其说法采取行动。
使用三种方法可以增加与虚假信息对抗的有效性：（1） 受众初次暴露于虚假信息时，要及时警告；（2）不断重复对虚假信息的驳斥，因为虚假信息是依靠重复而假扮为真理的；（3）提供具备替代意义的更正，帮助填补理解上的空白，以消除错误的所谓“事实”。
社会以信息和联系为基础，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通过多种设备立即访问信息和建立联系，只需要一次轻轻点击而已。然而，遏制新型冠状病毒的过程将取决于将正确的信息提供给需要它们的人。
社交媒体无疑增加了我们的焦虑，但身处一场公共健康危机之中，感到紧张未必全然是坏事。所以，经历这场危机，我们一方面要推动社交媒体平台的改善；另一方面，作为用户，也需要成为更负责任的社交媒体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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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盛’
从对科学家的一味推崇，变为带有一些质疑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创系主任，中国科技史学会科技史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著有《什么是科学》 《希腊空间概念》 《技术哲学讲演录》等）
气溶胶传播、群体免疫、有创通气、抗体滴度……此次疫情期间，很多公共卫生、医学等领域的专业名词频繁出现在媒体报道中。与以往科学报道只拥有小众读者群不同，这些充斥着大量陌生艰涩术语的文章，因实际关切到每个人的健康，而在大众读者中颇具市场。因此，有人乐观地认为，疫情这种特殊历史时机，可能会戏剧性地提高大众对科学的认知甚至是崇尚，从而培养和建立起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
可是，我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每一次自然灾难的出现，必然会有占据当时社会主导地位的解释话语出现。我们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科学话语的出现是必然的，但是，这些科学话语并不一定能带动大众科学思维水平的提高。
一方面，关于病毒的科学知识毕竟是比较艰深的，普罗大众未必能够马上掌握和理解；另一方面，新冠病毒的出现与流行事发突然，科学界也是边研究、边发布新发现，就新冠病毒传播这件事情本身来说，自始至终并没有统一的意见，公众实际上更是稀里糊涂。我感觉，这次瘟疫的暴发，并没有提高大众对科学知识的认知、接纳和崇尚，更不要说建立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
在近代中国，科学的力量一直被重视，这次也不例外，但社会危机并不必然提供科学理性启蒙的机会。科学素养的提高，需要平时日积月累，危机时期并不一定是好契机。这次社会上谣言盛行，看不出科学理性在起作用。
整体而言，中国社会还是尊重科学的，认可社会治理中的科学决策。关键问题是，在现实层面并非总是如此，这次疫情最初的管控失当，当然是没有尊重专家意见所致的。如果能够吸取教训，今后有可能提高科学在社会治理决策中的地位；如果不能，便会一再犯错。
此次新冠疫情还暴露了许多问题。除了科学决策意识、法律意识不够外，部分民众的素质也有待提高，在如此重大的灾难面前，许多人竟然幸灾乐祸，“恨人有，笑人无”，让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影响。这些问题似乎也不是通过高等教育就能够解决的。
实际上，中国社会本来就比较尊重科学家，像钱学森、袁隆平在公众心目中就享有很高的威望。此次疫情中大众对钟南山的态度也是如此。当然，还有跨越学术圈、意外走红的感染科医生张文宏。
如果说科学家的形象经此一疫会有什么变化的话，应该是从对科学家的一味推崇，变为带有一些质疑。比如此次疫情中，有些科学界人士不适当的表现，就引起民众的质疑，有些人被认为卷入了某种利益纠葛之中——出现这样的质疑也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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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肖锋’
社交距离反而拉近了社会关系
（本刊学术召集人，趋势观察家。著有《少数派》 《在大时代，过小日子》）
新冠病毒彻底改变了人们惯常的行为范式。哈佛大学的研究表明，美国需“保持社交距离”到2022年。
其实，社交距离2月份在中国就实施了，只不过叫“安全距离”。疫情时大家排队都保持两米安全距离。其实，社交距离在西方原本就是社会规则，只是这次新规将所有群体活动都禁了，这有点让热爱户外的西方人受不了。
传统上，西方人注重个人隐私，东方人注重集体观念。现在好了，无论东方人西方人都遵守社交距离法则。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将全球行为范式统一。
相对社交距离，我更愿意用社会距离来代表人际亲疏关系。在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自杀论》中就提出，不是北欧阴沉的天气而是社会整合度导致了北欧自杀率高于南欧。社会整合度就是社会距离，人与人的亲疏关系。
《世界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最近提出“松散社会”与“紧密社会”的概念，“松散社会”如西方国家，重视自由民主，不轻易封城；“紧密社会”如东方国家，注重纪律性，说封就封。
其实，早在一百年前，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就提出礼俗社会（相当于“紧密社会”）与法理社会（相当于“松散社会”）。礼俗社会是成员之间彼此熟识、团结且同质化的小型社区。在这里，家庭是行动的单位，亲缘是所有经验的核心，大家有事团结在核心周围一起出力。而法理社会则相反：人们彼此独立、陌生和相互竞争，推崇创新、教育、科学和知识，金钱和资本被看作无限和万能的，一切社会事务靠法律和经济手段来解决。
紧密社会与松散社会哪个更能抗风险？应该说各有优劣。只能说，在中国这样的礼俗社会中，家庭（家族）为政府解决了大部分社会问题。
进入4月，疫情缓和，感情告急。据多地大数据表明，最近离婚率大幅上升。原因是两人在家腻歪久了，鸡毛蒜皮小事无限放大，加之社交媒体各种暧昧，导致夫妻感情告急，一解禁先跑民政局。
但也有许多夫妻因为这次疫情彼此更加珍惜了。不但夫妻关系，邻里关系也亲密了。因为大家共度时艰，病毒无情人有情。疫情期间武汉社区互助买菜，大家靠微信群或App上的互助才挺了过来。平常不怎么来往的邻里一时间亲密起来。
疫情下，人们保持社交距离，同时也在增进着关系。越是危难时越要抱团取暖，东西方其实都一样。新闻报道称最近巴黎市民举行阳台知识问答，两栋楼分成两队PK；还有浪漫的意大利人，用竹竿挑着酒杯互相干杯。
社交距离反而拉近了社会关系，大家回归邻里，回归家庭，全社会空前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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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祥’
新冠疫情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性的结构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如果以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作为一个标志性的起点，新冠疫情目前已经持续了近3个月，这种持续的时间之长以及带来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完全可以比肩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大灾难，比如中世纪的黑死病、1918年的大流感、甚至是两次世界大战。实际上，在一些媒体的文章里，已经早就将这次疫情比喻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更遑论各国政府在抗疫过程中娴熟使用的战争策略和战争话语。对于这次疫情带来的后果，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都发表了种种看法。但是，瘟疫与一般的灾难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的传染性具有强烈的形而上的意义，这一点因为我们过于重视物质事实而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视。新冠疫情所具有的长期潜伏性和强烈传染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人性的结构，这并非危言耸听。
这是一种肉眼看不到的危机和威胁，而且据目前的消息，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无法研制出来合格的疫苗，这也就意味着新冠病毒会和人类共生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它从“外部敌人”变成了我们社会机体的一部分，并且是极其内在化的一部分。这对我们未来的人性将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人性会倾向于哪一方面？是更加自私，还是更加互助？是无动于衷，还是因为恐惧而将自我的权利交付给他者？这一他者是谁？也许我们可以基于目前的事实，表达一种小心翼翼的人文社会学的预判。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自利主义会进一步加强吗？从16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进入一个自利主义胜利的历史过程，它的前提是社会与个人并不对立，社会通过资源的分配有机地调节个人与他者之间的矛盾。整体上持续的经济发展强化了这种想象，即我们活在一个充沛而积极的社会里，这是一个没有威胁的社会，是一个人可以掌控一切的“人类中心时代”。新冠疫情打破了这种想象的秩序，在疫情暴发的最初，囤积——无论是医疗物资的囤积还是食品的囤积——都显示了“自利”在秩序失范后的野蛮性。借助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协调，这种自利当然会被控制并予以引导，但是疫情的长期存在会让自利主义变成一种更加内在化的意识形态，囤积也许不再体现为一种具体的类似于抢劫的行为，而是会以占据更多的社会资源和行政权力为诉求。也许会有极少的一部分人会因为疫情创伤性的经验而放弃对世俗生活的强烈占有欲，但是只有智识极高的人才有可能做出这种选择。普遍的情况可能是，人会变得更加贪婪，更加自私自利——完全个体的自利而非社会化的自利。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恐惧我们会交付出更多的自然权利吗？疫情引起的恐惧是巨大的。首先是现实的死亡恐惧，在一个将活着视为生命第一要素的泛世俗主义时代，对肉体死亡的恐惧高于一切。与正常死亡不同的是，疫情的传染性让每个具体的死亡背后都隐藏着一种可能的死亡——死亡与每一个人都联系起来了，因为并不确定谁是下一个感染者。根据福柯的观点，现代人对死亡的恐惧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死亡的不在场，也就是死亡被神秘化了，这一观点适用于正常的死亡，却不适用于这种疫情的例外情况。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恰恰是因为死亡时时刻刻都在场，社交媒体的发达使得包括死亡在内的各种信息传播和分享的速度、范围几乎是全覆盖式的，即使不在第一现场，每个人也都可以以一种“在线”的方式见证甚至参与现场，其后果就是，恐惧被加倍放大，并成为一种应急性心理机制。
正如巴迪欧所批评的：“所谓的‘社交媒体’再次证明了它们除了在充实亿万富翁的钱包当中扮演的角色之外，首先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充斥着精神瘫痪的大言不惭者的宣传，不受控制的谣言，对老掉牙的新奇事物的发现，甚至是法西斯式的蒙昧主义的所在。”当然我对社交媒体并没有如此悲观，我依然认为社交媒体在疫情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这并不会抵消恐惧的心理学现实。而这一现实导致的后果之一，或许就是理性地接受管理和控制。这是霍布斯意义上的一种权利让渡，正如萨林斯所指出的：“在理性的指引和恐惧的驱动下，人们最终同意让出他们使用暴力的个人权利，以支持一个君主……从而能够实现集体安宁和防卫的利益。”只不过这里的君主已经不是古典学意义上的统治者，而是后现代主义的“数字化”，更进一步，“数字化”所营造的纯技术的幻觉让我们放松了对被控制的警惕，没有人再愿意接受一个古典意义上的君主的控制，但是却愿意接受大数据的筛选、定位、引导以及全景式的监视。
我们可以预见，即使疫情在很短时间内结束，这种数字化的管理和控制模式也不会得到削弱，而只会得到加强。根本之处，在于他者已经成为了一种传染性的恐惧，而数字化似乎是唯一可以抵抗这一“敌人”入侵自我的有效方式。在这种大趋势下，数字化生存已经是“众望所归”，在个人、政府和资本多重利益的叠加中，数字化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式，也会是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新的政治文明。
那么，针对前面的几个疑问，我们也许会产生一个新的疑问，难道只有这些看起来有点“负面”的可能吗？我需要特别强调一点是，自利、恐惧和数字化本身并没有“负面”或者“正面”的价值预设，对于其“负面”的感受，也许是人文学对于政治学天然的不信任。既然如此，我们当然可以用一种看起来更积极的词汇来描述这种可能，比如，自利主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一种自爱主义，而适度的恐惧会让我们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贪婪——既然欲望和贪婪在所有的人类学中都没有办法泯除。数字监控也可以借助一定的律法予以限制，在最大可能上保持人的自然权利，并通过数字化将互助型的社会推向一个更完善的层面。这一切听起来是不是相当不错，而且显然会让我们好受很多。但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这种转化会发生？正如布莱希特那句世纪之问：“是的，一个新世界。但什么时候？”即使睿智如柏拉图，也只能求助于好运气：也许正好碰上了一位贤良的君主呢。而我的方案是，先作最坏的打算，但也不拒绝人类一直拥有的那么一点点好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