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翡翠山普遍被认为是土生华人所开发的住宅区，然而早期这里曾经是欧洲人的庄园，他们盖房子辟果园。
到了20世纪初，富裕的海峡华人陆续到来，又给翡翠山增添了不少传奇。翻开翡翠山的前世今生，读懂新加坡的半部开埠史。
乌节路一转角就曲径通幽，算是闹市中的一处桃花源。
车水马龙的乌节路两侧高楼林立，从摩登商场到豪华酒店个个比天高，时尚和现代的气息扑面而来。然而就在这条繁花似锦的商业街近东侧，只须向北转个弯，便可曲径通幽，有如闯入时间静止的世外桃源。深巷两侧成排的旧店屋鳞次栉比，红顶青瓦，绿树成荫的庭院楼阁宛如一幅色彩斑斓的水彩画，别有一番大隐于市的情调。
这里便是翡翠山（Emerald Hill），几乎保留了她诞生时的原貌，在岁月中静好，为今人留下一片慢步的净土。
中式房檐搭配欧式柱雕也是南洋房屋的外观特点之一。
翡翠山普遍被认为是土生华人所开发的住宅区，这或许与市区重建局于1985年将翡翠山整修翻新后命名为土生坊有关。然而，据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学院前讲师、建筑师李急麟考证，1930年代这里曾开发落成112处房产，其中54栋由当时发达的潮州籍商人兴建，仅有5栋为土生华人所建，不过入住的土生华人家族则近四成。
彼时正值世界格局风起云涌之际，大量新移民涌入市井商海沉浮，首批留洋的海峡华人精英则奔于社会改革。这当中不少英豪就选择在翡翠山置产安家，包括甘蜜大王、义安公司创办人佘有进的家族；社会活动家林文庆医生；潮籍布商王邦杰；银行家萧保龄；大律师林坤德；还有中国著名画家司徒乔等。可以说，翻开翡翠山的前世今生，便读懂了新加坡的半部开埠史。
故事还要从一片荒山之上的豆蔻庄园说起。
或得名于爱尔兰岛
新加坡自开埠以来，便有不少欧洲人在今乌节路一带发展种植庄园。除“Orchard”意为果园外，由今伊丽莎白医院附近的路名如Nutmeg Rd（纳麦路，意为豆蔻）Jln Lada Puteh（惹兰拉达布爹，意为白胡椒）也可一窥当时的风光。
1837年，邮政局文员威廉·卡佩芝（William Cuppage）租得一片占地13.2公顷的荒地，成为此处第一个法定拥有者，并大量种植当时在欧洲走俏的豆蔻。家族发源于爱尔兰岛的卡佩芝将此处命名为翡翠山，一是纪念别称“翡翠岛”（Emerald Isle）的故乡，也为有别于当时在乌节路一带颇具势力的苏格兰人社群。
卡佩芝在1840年代初擢升为邮政局长，随后他在翡翠山建了Erin Lodge和Fern Cottage两处住宅。虽然他的豆蔻生意在1860年代因一场植物流行病蒙受巨额亏损，土地和房屋还是得以由三个女儿继承。
1875年，卡佩芝的二女婿、荷兰裔大律师埃德温·谷（Edwin R. Koek）把豆蔻园改造成果园，又盖了一栋叫Claregrove的屋子，企图使庄园事业东山再起。不过他很快就破产了，翡翠山的房地产在1892年卖给英国医生罗威（Dr. Thomas I. Rowell），又在1900年转售给佘有进之孙佘应杰和Seah Boon Kang（据李急麟考证，两人或无血缘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谷氏曾是本地首届律师公会的成员，如今乌节商业中心（Orchard Plaza）所在的谷路（Koek Rd）便通向他的私宅Claregrove。罗威曾在1876年至1890年任殖民政府的首席民政医务官，现于小印度附近的罗威路（Rowell Rd）便是以他命名。
1901年，佘应杰把翡翠山划为38块地皮分开出售，购地者大多是手头宽裕的海峡华人，其中就包括首位华人英女王奖学金得主、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林文庆和佘应杰的叔叔、佘有进四子佘柏城等。
市区重建局规定翡翠山的房屋必须作为私人住宅且不可擅自改变外观。图中这一排屋子曾属于潮商刘坤意。
巨贾云集的高尚住宅区
至1925年，庄园的遗迹已经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紧紧相连具有南洋风格的排屋建筑。这些百年老屋至今仍气派非凡，色彩热烈并相辉映。墙壁上的贴砖多属新艺术风的花卉设计，保留着土生华人的原汁原味；每户多有两扇护栏式矮木门（Pintu Pagar），这也是南洋屋的特征之一，在大门敞开时，依然保有隐私。
如今站在乌节路面向翡翠山，左边（西侧）为单数屋，右边（东侧）则是双数。随着脚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历史人物揭开时代的面纱，向我们走来。
翡翠山的传奇人物
首先是靠近乌节路的较低地带和西侧一片土地，其地主正是大名鼎鼎的林文庆。当时林家的住址为翡翠山2号，也就是谷氏的故居Claregrove。在这栋房屋里也诞生了另一位传奇人物，林文庆之孙林国安。
林国安18岁时追随祖父的足迹获得英女王奖学金，后成为医生，他专长细菌学并曾出任加坡大学的医学系主任。此外，他还被称为“亚洲国际象棋之父”，一生致力于在新加坡及亚洲普及推广国际象棋，曾在瑞士担任国际棋联秘书长六年。
1926年，新加坡女子学校（时称新嘉坡中国女学堂）从美芝路（Beach Rd）迁址至翡翠山时，林文庆作为学校创办人之一，把这片土地捐出作为校园，包括自家住宅。有趣的是，当时翡翠山街坊里的几名男生，也曾是新加坡女子学校的校友。
如今最靠近乌节路的翡翠山2号是包含酒吧、珠宝店等商铺的“土生坊”（Peranakan Place），对面则是新加坡旅游局的访客中心。
曾居翡翠山37号的富商孔天相一生极富传奇性，既是绅商、革命志士，也是传教士。他是孔子第72代后人，1876年生于马六甲，曾在新加坡英华学校接受教育。
1910年，中国反清浪潮汹涌，孔天相只身前往上海投身革命，在陈其美麾下担任骑兵官。武昌起义成功后，孙中山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于缺欠经费，孔天相获委南洋募饷队队长一职南来筹款。
然而在新加坡，他与会计意见相左，从此对政治意兴阑珊，决意发展自己的事业。因其眼光独到且长袖善舞，通过投资房地产、开发矿业，很快就成为事业有成的商人。孔天相后来投身影业，在丹戎巴葛开设金华戏院。晚年的他热衷于基督教，金华戏院后改为现今的花菲卫理教堂。
值得一提的是，其弟孔天增曾任袁世凯的秘书及总统图书馆馆长。同时期在北洋政府领导防疫工作的伍连德1922年从中国归来，途经新加坡时发表关于满洲鼠疫的医学演讲，就住在翡翠山37号，也就是其襟兄林文庆的旧寓所。孔天相1921年将这处房产买下，并在1925年转让给新加坡女子学校作为校址。
两扇护栏式矮木门可在大门敞开时保有隐私。
潮商在翡翠山
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今中华总商会的前称）和新加坡布行商务局的发起人之一，王邦杰生于中国潮州。因自幼家贫没读过几年书，16岁只身南来打拼，通过自身的奋斗打出一份家业。除了经营怡兴布店，创办瑞兴洋杂店，他也参与发起新加坡亚洲保险有限公司。
此外，他热心社会公益和教育等事业。参与组织振武善社，推动华侨戒鸦片，也致力办学，是端蒙学校的发起人。翡翠山38至52号是他的房地产，本人住在翡翠山44号直至终老。
翡翠山44号曾是潮籍布商王邦杰的故居。
另有潮籍商人刘坤意于1924年自建翡翠山53至85号的房产。刘坤意曾是新加坡中华商务总会董事成员，与其兄刘长意共同继承父亲刘阿日的贸易生意，在全岛经营多处商号。刘坤意之子刘炳先之后涉足橡胶种植、银行业和戏院，也曾任潮州八邑会馆早期的董事、财政。刘炳先娶佘柏城之女为妻，1938年病逝于翡翠山73号。
艺术家在翡翠山
剧作家官星波1983年以翡翠山为背景创作了英语戏剧《娘惹艾美丽》（Emily of Emerald Hill，又名《翡翠山的艾美丽》），讲述一名性格倔强，命运坎坷的娘惹如何在传统土生华人家庭中立足。此剧被公认是东南亚戏剧史上重演次数和登台国家最多的单人剧。这部剧的灵感源于官星波的童年记忆。
官星波娘家姓林，是林国安的女儿，林文庆的曾孙女。她1944年出生于英国爱丁堡，虽然当时父亲的故宅翡翠山2号已经成为校区，她的童年是在外婆家、也就是不远处的117号度过。记忆中外婆的形象正是艾美丽这个角色的生活原型。然而与剧中那个小娘惹的悲惨出身不同的是，官星波的外婆陈宝丽是家境显赫的富家千金，其曾祖父是著名侨领陈金钟，也就是大慈善家陈笃生的长子。外祖父则是华侨银行的前身之一、和丰银行的主要创办人萧保龄。从父亲的出生地到外婆的老宅，官星波和翡翠山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甚至贯穿了整条山路。
然而就在我们接近翡翠山的尾端时，又突然想起一名落荒的画家也曾在此隐遁过：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画家司徒乔辗转流离至南洋。正是在这里，他创作了与徐悲鸿名作同名的《放下你的鞭子》。
司徒乔太太冯伊湄曾撰回忆录《司徒乔：未完成的画》，其中一段说到1940－41年画家在狮城的寓所兼画室：“（这）房子的确好，廊外几棵‘非洲火焰’正怒放着火红的花簇，满月的银光泻了一地。”然而她却没有透露画室所在的地址。
好在前媒体工作者章星虹通过其他线索找到当时的街道译名“庵峇禧律”，并通过广府音韵推论出司徒乔落脚之处正是翡翠山。果不其然，随后她在当年的英文报纸上找到画家本人刊登的一则英文小广告：“华裔肖像画家及壁画家司徒乔……在翡翠山129号开设美术班，学额有限。”得以佐证。
如今巷尾的角头屋是127号，129号已不见踪影，提醒着我们物换星移的现实；回头望向乌节路林立的高楼，不禁有几分恍如隔世之感。
文：张鹤杨图：蔡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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