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中的不同角落，如果稍加留意，会看到不少向知名地标致意的用心之作。
正是这些致意之作，带着人们一步步走近这座新旧交融、东西荟萃的都会城市。
20世纪初乌节路火车桥一景，约摄于1913年。（国家档案馆图片）
致意，是一种姿态，常见于今天电影作品、建筑设计的叙事语言里，其实也寄寓在一个城市为自己打造的记忆图谱之中。每一个致意姿态里，含着对前人作品的赞叹憧憬，也有后人自己的创意诠释，既别出心裁又其来有自，每每透出一层妙不可言、熟悉可亲的暖意。
城中不少设计灵感，受启于历史叙述中的遥远意象，让人看到“新”向“旧”的致意姿态。不过，源自历史的设计理念往往内藏不露，无论人们是否留意，它径自静静地装点着市容。不过若是哪天你愿意停下来多看 一眼，它便会告诉你一段很长的故事。
乌节路火车桥：百年后的致意
（1903年至1930年代初）
新加坡自然学会和新加坡传统文化学会于2015年共同编印的《绿色铁道走廊》小册子（Green Rail Corridor）里，有一节专谈本地铁路小史：1903年1月1日“新加坡—克兰芝铁路”通车，火车从位于登路（Tank Road）的“新加坡站”开出，途经欧思礼路，横跨乌节路，从翡翠山后面驶向纽顿圈，然后跨过武吉知马水道，经武吉班让，最后抵达兀兰车站。
对今天的新加坡人而言，火车“横跨乌节路”有点不可思议，几近无法想象。国家档案馆收藏的这张图片，便是20世纪初火车驶过乌节路火车桥的壮观一刻，拍摄年份约在1913年。
有趣的是，就在百余年后的2014年，乌节路上大型商场乌节门大厦（Orchard Gateway）落成，一道横跨乌节路的玻璃天桥（Tube），连接起位于乌节路两边的同一商场。那么火车桥横跨乌节路的那一段，究竟是在今天乌节路哪个位置？
21世纪初乌节门大厦外的玻璃天桥。
本地知名文史博主林坚源（Jerome Lim）对此做过一番考证：他以今天翡翠山路（Emerald Hill Rd）路口为坐标，发现当年火车桥与今日玻璃天桥的位置非常靠近，一左一右“守在”翡翠山路口，前者在昔日乌节路冷藏公司旁边（即今日先得坊的位置），而后者则傍着今日“新加坡游客中心”。
两座横跨乌节路的天桥，建在几乎同一个位置，中间隔着一个世纪。
失败的豆蔻年代：没有“农耕命”的乌节路
（1830－1850年代）
说到乌节路的演变，人们总会提到豆蔻。2009年乌节路同时出现两个以豆蔻为主题的艺术雕塑，细看之下却发现，这并非一段如人们想象赚得盆满钵满的风光史，而是一个始于“无比乐观”、却以失败告终的投资故事。
意大利雕塑家米歇尔·里盖蒂（Michele Righetti）作品“Nutmeg Grove”（肉豆蔻丛），置放在乌节中央城外行人走道旁。
在“Netmeg, and a Tough of Spice”（豆蔻：情迷香料园）一书中， 莎朗·斯蒂克博士（Dr Sharon Siddique）勾勒出1830－40年代的新加坡图景：那是一个乐观积极、充满期盼的年代，当时的殖民政府相信这个小岛可发展成一个获利丰厚的香料、棕油和椰油出口地，于是划出数百英亩的土地供雄心勃勃的欧洲人开拓种植园，而乌节东陵一带土地因靠近市区而特别值钱。
本地雕塑家库玛丽·纳哈潘（Kumari Nahappan）作品“Nutmeg and Mace”（肉豆蔻与肉豆蔻衣），在爱雍·乌节购物中心广场展出。
遗憾的是，乌节路也许没有“农耕命”。自1850年代中期，原本长得好好的豆蔻树突然开始生病，接着成片枯死，预期中“豆蔻丰收”并没实现，不少种植园主不得不出售土地，告老还乡。直到40年后的1897年，植物学家才找出原因，原来当年豆蔻的克星是一种甲虫类害虫。
不过也因为当年豆蔻种植的失利，乌节路自此走上另一条路，开始了从种植园到富裕住宅区，再到时尚商业区的演变。
武吉士人季节：早年航海贸易中的武吉士快速帆船
紧挨着中央购物区乌节路，是勿拉士峇沙－武吉士区（Bras Basah-Bugis District）。早上走在尚未完全睡醒的市区街道上，一抬头看到晨早的第一道阳光打在白沙浮商业城（Bugis Junction）大门塔顶上，一艘金色小船在晨光映照下熠熠发光，海风强劲地吹着，鼓满了张起的三片风帆……
白沙浮商业城以武吉士人的快速帆船为商场标识。
白沙浮商业城以武吉士人的快速帆船为商场标识。
说到武吉士人和白沙浮区，话题似总离不开“海盗”与“黑街”，可眼前这艘在阳光下金光闪闪的帆船标识，似乎在告诉我们，武吉士人并非如此简单。
实际上，武吉士人是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Sulawaisi）马来民族的一个分支，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善于航海与经商。英籍历史学家玛丽·坦布尔（Mary Turnbull）曾告诉我们，当年本地航海贸易有“两个季节”，一是“华人商船季节”（the Junk season），即每年1至3月乘东北季候风抵达新加坡的华人商船队；另一是“武吉士人季节”（the Bugis season），每年6至12月东南季候风期间从马来群岛来到这里。那时每到下半年，大批武吉士人的快速帆船（Peraha）停泊在新加坡海岸线，加冷盆地的武吉士人聚居地也格外热闹。
武吉士人早年用于航海贸易的快速帆船（Perahu）。（图片摄于马来文化馆2017年特展）
新加坡第二任执行官约翰·克劳福也记录了武吉士商人到新加坡做生意的细节：开埠首10年间，每年都有超过百艘武吉士商船造访新加坡，来时满载当地土产货物，回去时把英国鸦片和羊毛织品、中国瓷器，还有暹罗铁制烹调用具带到马来群岛沿途各地……
这段航海贸易的历史虽已走远，人们并未忘记武吉士商人的贸易角色，晨光中商业城塔楼上的那艘金色帆船，自始至终保持着致意的姿势。
“基石”变“碑石”：一个未能完成的致意之作
在新加坡富丽敦酒店外靠近安德逊桥的一个安静角落，立着一个极少为人提起的“先驱纪念碑基石”（Foundation Stone of the Monument of the Early Founders of Singapore）。
“先驱纪念碑基石”四面的四语碑文，2011年尚清晰可读。
一块方形花岗岩基石（约75x75x45cm），架在用红砖灰泥砌成的四脚基座上，石头的四面分别刻着以华巫印英四语呈现的碑文。华文碑文这样写着：“此碑乃纪念新加坡初期开埠者之功绩，其奠基典礼于一九七零年一月十八日敦请新加坡总统英仄尤素夫（今称尤索夫）·敏伊萨莅临主持。”
拟建的纪念碑于1970年1月18日由新加坡第一任总统尤索夫主持奠基仪式。（国家档案馆图片）
在碑文中提到的奠基典礼上，尤索夫总统在致辞中说：“这个碑石并不纪念任何伟人，也不纪念任何个人，而是纪念所有的人，不只是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欧亚人或任何族群；纪念所有以各种方式协助建设一个现代化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和多种语文新加坡的人。”
说到这个建碑计划的缘起，其实与1969年新加坡纪念开埠150周年有关。那年新加坡国际校友会决定筹款约20万新币，为各族无名移民先驱者建立纪念碑，最早的设想是在伊丽沙白女皇道兴建一座类似日治蒙难人民纪念碑的公园。可惜事与愿违，建碑计划后因经费筹集不足而宣布搁置，基石也因种种原因而数度搬迁，直到2011年新加坡富丽敦酒店重修开业后才归返滨海区。
1969年建碑计划后因经费筹集不足而搁置。2011年新加坡富丽敦酒店重修开业后，将“先驱纪念碑基石”重新安置在酒店外一角。
事过境迁，“基石”（foundation stone）本身成了“碑石”（memorial stone）。上周末我们回到新加坡河畔，去看望这个未能完成的致意之作，惟见日晒雨淋下四语碑文字迹不清，尤其是华文碑文几近无法辨认，看来又到该整修的时候了。
10年间日晒雨淋令字迹脱色，尤其是华文碑文几近无法辨认。
受启于历史意象的设计灵感，实为可遇不可求；纵是幸运遇上了，也未必能一眼看懂。为了能看懂，有时不得不走深一点、绕一些路，却也往往因此遇上了更多有趣的故事。前人说的好，比起找到最终的答案，路上的风景更有魅力。
图/文：章星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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