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篇开始讨论文化红利的各种展开表现，从最明显的品牌效应开始。
说到品牌效应，最容易想到的是各种名牌产品。名牌产品实际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以先进技术或精深工艺快人一步，高人一等而制胜的名牌，可称为能力类名牌。比如日本汽车以低油耗取胜，德国汽车以质量取胜，苹果手机以系统好取胜，俄国潜艇以噪音低取胜；如此等等。他们的产品在某些方面就是比别人做得好，别人虽想赶超，却总是追不上，因此让他们成为名牌。另一种类型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信誉制胜的名牌。这些产品其实谈不上多么先进的技术，也谈不上什么高人一等的加工能力，只是一般人对于普通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难以一一比较鉴别，但相信某些品牌的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更有保证，于是让这些品牌成为名牌，比如美国的可口可乐、肯德基、耐克、星巴克，德国的阿迪达斯，法国的LV，意大利的家俱，瑞士的手表，如此等等。这类品牌可称信誉类名牌。我们这里关注的主要就是这后一类名牌。
名牌产品比之普通产品，会有明显的品牌溢价，尤其是信誉类名牌。能力类的名牌产品，比如名牌电脑，名牌汽车，相同的配置其实并不会比普通品牌贵多少，但是信誉类名牌却相反，它虽然没有真正的人所不及之处，却偏偏能够收获高溢价。名牌家俱、名牌女包，要比普通家俱、普通女包贵不少，价格甚至可能非常悬殊。就比如运动鞋，同样是中国工厂生产，质量都不错，杂牌只能卖两百，国内名牌可以卖到三四百，贴上耐克的标签，就要卖八九百。温州产的包包，说是国内产品只能卖三四百，打上LV的标志，可以卖上万。再比如以前有一个关于家俱的案例，几个入籍了新加坡的华人，跑到意大利注册了一个家俱品牌，回到国内大肆宣传，说这是著名意大利家俱品牌，然后在东莞找了一家代工厂生产，生产完了从深圳出港，一日游后从上海进港，就成了百分之百意大利原产进口的名牌家俱，本来只能卖两三千的，现在成了意大利名牌家俱，于是可以卖到两三万。
当然，你可以指责消费者不理性，盲目崇尚名牌。但走正道的名牌经营者确实也会在质量保障、售后服务等方面下一番功夫，从而让消费者放心其质量，放心其服务。毕竟，消费者真正识货的并不多，或者说精力有限，要他们在万千产品中花费大量时间去做理性的考量，确实有些难为他们，因此即使明知多付了钱，但只要能保证质量，他们还是愿意付出，至少省了他们比较产品审查质量的功夫。而这就成为品牌溢价。
有些信誉类名牌可能溢价不多，甚至没有溢价，但仍然会比普通品牌占据明显的市场优势，那就是通过大量销售获取总量更大的利润。比如饮料市场上，一瓶可口可乐，比之一瓶中国本土饮料，可能并没有明显的溢价，但因为其品牌效应，却能获得更大的销量，而且还能卖到全世界，不象中国饮料局限于国内，这些国际名牌从而能够以极大的销量，仍然获得总量上的高利润。可口可乐为了维护它的名牌信誉，可能会在质量管理、服务保证等方面增加一点成本，但是这点成本平摊到极大数量的产品上，就根本不值一提，相反，那些销量少的产品，单位成本实际会更高。
总体上讲，那些虚构名牌的欺世盗名之辈只是个别，绝大部份名牌产品的质量确实要比普通产品好一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名牌产品的高溢价，完全足以支撑他们提高质量保证售后的行为且绰绰有余。
但是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中国的商家们为什么就不把自己的普通品牌建设成为重视质量重视服务的高溢价名牌呢？难道他们看不上这当中的高溢价吗？
首先我们可以明确，这里不是一个产品生产的能力问题。就比如耐克的鞋子，其实根本就不在美国生产，而是在人工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生产。以前在中国，现在因为中国的人工成本上升，又转到了孟加拉国、越南等南亚东南亚国家。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制鞋厂，绝不是质量控制能力有限，非得让耐克管理人员做指引，才能保证质量。至少，以当今中国制造业的水平，可以相信中国人有能力控制一双鞋子的生产质量。
既然如此，那问题又出在哪里呢？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为什么不自己生产与耐克同等水平的运动鞋出来，自己去卖一个和耐克一样的好价钱呢？为什么就非得给耐克打工呢？难道他们都是帮人打工挣点微薄的加工费就能感到满足的傻子？
就算发展中国家的人们只是一帮愚拙的工人，就是不懂如何挣钱，那象日本这样的已经赶超西方国家的原东方国家，你总不能说他们也是一帮不懂品牌效应的工人了吧？要知道，他们可是有不少能力类名牌称雄世界。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似乎更容易做到的信誉类名牌方面，日本人反而毫无建树，依然是一片空白。难道日本人也傻了吗？
日本人没傻，中国人也不傻。仔细揣摩可以发现，信誉类名牌建树的关键，其实不在质量和服务，而在如何取信于人。这些信誉类名牌其实没有什么技术方面和加工方面的真正的难度，其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水平，别人并非达不到，只是别的人花费了更多的成本提高质量和服务后，却很难取信于消费者，销售达不到预期，成本收不回来，最后被迫走回老路。
假设中国A厂曾经帮耐克鞋代工，是不是只要A厂把自己耐克代工厂的身份透露出去，然后自己申请一个品牌，和以前一样认真生产鞋子，就马上能够让人相信，这一品牌是与耐克齐名的品牌呢？显然，消费者并不会简单卖帐，他们即使相信了A厂的说辞，但仍然不会出与耐克相同的钱去卖A厂的自主品牌产品。如果A厂的鞋价与其它中国地摊货的售价一样，在听了A厂的宣传后，可能会有一些消费者愿意卖来试试看，但仍然会报以怀疑的眼光。其中或许又有一部份消费者经过认真评比，看出A厂产品的质量确实与众不同，因此愿意比普通国产品牌多付一点点钱，但这一点点钱却覆盖不了A厂高质量生产和大规模宣传所增加的成本，因此A厂最后只能无奈放弃，仍然回到原来低质量生产或帮人代工的老路上去。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从普通品牌走向名牌，非西方的普通国家的人们，首先会遭遇一道迈不过去的坎，那就是品牌的原始信心问题。中国人也可以生产出和耐克鞋同等水平的鞋子，只是你生产出来以后进行宣传时，消费者却很难得会有如同当初接受耐克鞋子时的一样的热情。同样一双鞋子，中国品牌和外国品牌，听起来感觉似乎就是不一样。就比如那几个虚构意大利名牌家俱的华人，他们就是深知冠以洋名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才兜兜转转跑到意大利去注册一个品牌，然后跑回国内来唬人，偏偏又确实能唬住中国人。这几个“聪明”的华人，利用的就是中国人对国外品牌的原始信心。
但是这种原始信心又从何而来？
深究下去，你就会明白，中国人对于外国品牌之所以会有一种原始信心，最终源于西方文化在近现代以迄于当代的当时得令。西方文化是当今世界的主导文化，西方文化也确实给当今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无形之中也就让西方人的原始形象比之中国人更为高大，人们更愿意相信西方的东西，相信这些人既然做为优秀文化的主导者或维护者，说话做事必然差不到哪里去。这就是中国人对于西方品牌的原始信心的源泉。
即使不是信誉类名牌，由于这样的原始信心的存在，西方人的产品也更容易打开市场销路，从而让西方人更容易取得商业上的成功。
就比如戴比尔斯的钻石营销，通过与爱情挂钩，给高价钻石营造了稳定的收入渠道。“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真是深入人心。但是，如果进行如此这般营销的是几个中国人，你认为还能轻易被市场接受吗？或许，人们感觉到的只是一群无耻的中国骗子。想一想这当中的人心感受，可以断定，类似这样的营销成就，根本不可能由中国人或日本人来实现。
这就是西方文化红利的体现。
在被问及“足食、足兵、民信”三者孰更重要时，孔子坚定地认为“民信”最重要，有“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的说法。对于一个国家是这样，对于商品也是这样。民众的信任会带来购买的信心，“信”不是没有价值，而是“无价”。
日本人虽说脱亚入欧，但又怎能真的进得了欧洲？当一群西方政客为加拿大毒贩站台时，跟着凑热闹的日本人只能尴尬地站在旁边，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有如日本人在七国集团会议中的尴尬。世界其它的人们也不可能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日本人和欧美人，因此日本人虽然在相当的程度上取得了西方似的成功，但在品牌问题上，也只能依靠过人的能力建树一些能力类品牌，却无缘更容易实现的信誉类品牌。这只是因为，日本人的形象，终究不同于欧美人的形象，日本终究无缘于西方文化红利。
而一旦中国文化取代西方文化成为时代的主导文化，则人们对于商品的原始信心也将归属于中国，则中国人的市场局面就将大为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