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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那一段羞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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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南渡”系列(3):

新加坡那一段羞羞的历史

我们在“布衣南渡”系列(1)《歌星从“南洋回”中国,身价就涨十倍》提到中国地方戏曲在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期(1942-1945年)及战后初期处于没落阶段。1950年6月韩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1951年2月胶锡价格涨了四倍,许多商人一夜暴富。韩战带动了新马经济,也刺激了娱乐产业的发达,包括戏曲。

那篇文章中没提到的是,当时同样发达(甚至更加发达)的,是“黄潮”“黄业”。

 

声色犬马  纸醉金迷


50年代的新加坡,还是英国人当家作主的年代,是英国的殖民地。

根据英国法令,当一个城市达到100万人口,就有资格升格为市。到了1950年,新加坡人口超过100万,国民生产总值GDP达1.3亿元,以人均GDP计算,远远超过当时的马来亚(640万人口,GDP总值为4亿元,人均$62,只有新加坡的一半)。

于是,1951年9月22日,从新加坡镇(Town ofSingapore)升格为新加坡市(City of Singapore),吸引了30万人(今天眼光来看,30万人不算多,可当时是人口的三分之一啊,而且当时没地铁没公交提供的便利)到市政厅(现政府大厦City Hall)前的大草场(Padang)和周边街道聚集庆祝,前所未有。

直接从坡镇升格为坡市,越过了“县”一级有没有?

英国国王乔治六世正式颁布法令,将新加坡升格为 “市”

 

现在划重点。重点是,50年代从一开始就有点“疯狂年代”的感觉。

 

詹道玉《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一书提到,黄色小报大为畅销,以艺术为幌子的歌台,卖弄低级趣味,最后沦为大腿舞、脱衣舞,还有外来的“艳团”,色情小说、黄色连环图充斥市面,色情、打斗的美、日、港影片推波助澜,整个社会成了黄色大染缸。

报纸上的演出——《人尽可夫》《裸神复活》《美人与野兽》等等。

 

首都(Capitol)戏院的演出宣传——《春光无限好》《艳舞销魂》。

 

詹道玉也说,良家妇女、青年女学生在街上、在巴士车上,时常遭遇阿飞的调笑,家庭主妇无法管教子女被黄潮毒害,学校教师也感叹学生看色情影片,偷看下流小报。当时不只黄潮,枪杀、谋杀、奸杀、自杀、走私、勒索、绑票、抢劫,层出不穷,而且工潮一年365天不断。

黄潮之所以泛滥,有几个原因。首先,1948年殖民地政府颁发紧急法令,对付所有反殖、反政府的社会活动,同时,马共地下活动包括暗杀、爆炸猖獗,人们感觉十分压抑;其次,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书刊禁止入境,本地华人精神粮食被剥夺。

再次,殖民地政府重点在于对付政治刊物,对黄潮和社会道德,殖民地政府认为不是自己需要治理的。“殖民地主义者和政客利用黄色文化为政治工具,来麻醉青年,迷乱青年本性”(人民行动党武吉班让区Bukit Panjang国会议员李炯才语);“一个殖民地政府,只是对那些攻击或取笑殖民地统治的刊物采取行动,结果就是许多政治上有问题的书本和刊物都被禁止,而腐蚀人民思想道德的刊物却充塞市面。”(内政部长王邦文语)。

 

在森林中搜剿马.共的英军士兵

 

1954年,新加坡本地画家陈世集创作了木刻版画《黄色的危害》。在这幅作品中,裸体女生占据了画作的对角线,将观众的目光吸引过去,女生的头顶盖着黄色小报,身旁有弃置的衣物鞋子和掏空的钱包,颈项被绳索勒住,地上还有又深又黑的脚印。她的衣着时髦,不像一般朴素的中学生,显然带有物质崇拜的意味。画面中的女子似乎在不堪各种色情刊物的重压,最终在“黄祸”下窒息而死。

  

这又关客家山歌什么事?

好了,现在说说客家山歌。

客家山歌是客家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客家山歌种类繁多,每个客家方言地区都有自己的调式和曲牌,梅州、台湾、粤东等地区的客家山歌皆不相同。客家山歌与民谣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即兴,融合客家人生活题材且擅用隐喻与双关,可以一曲多词,反复演唱。

 

说起山歌,是不是就想起了她?

 

在东南亚一带,山歌是随着当时客家移民到各地落地生根时流传开来的。根据现有文献记载,不晚于20世纪30年代,新马一带就有客家山歌的传唱。

时值世界经济大萧条,大批华工失业,许多家庭失去经济来源,难以维持生计,不少人沦为街边卖艺乞丐,以山歌的形式诉说当时生活的艰难:

 

今日谋生在矿场,么食么着苦难当。

天天从早做到暗,三餐净吃苦菜汤。

……

恁多乡亲和叔娘,锡矿关门饿肚肠。

一家老小嗷嗷叫,讨点饭菜充饥肠。

 

根据《联合早报》记者莫美颜报道,早年新加坡的客家人聚居于维多利亚街(Victoria Street)及密驼路(Middle Road)一带,经营藤器家具制作、洋服水货、制鞋等家庭手工业。在附近的美芝路(Beach Road),由于濒海场地开阔,很自然地成了客家男女对唱的好地方。此外,当时客家人聚居的德光岛也流行唱山歌。

 

维多利亚街(Victoria Street)及密驼路(Middle Road)一带,就是现在Bugis Junction周围。

 

程琛《客家山歌的渊源与传承》记载,1941年《南洋商报》歌谣投稿专栏中有一首仿照客家山歌格式而创造的歌词《十劝郎》,作者笔名“云霞”,相信是位过番客。《十劝郎》时值中国大陆抗日战争艰难进行时期,生灵涂炭,这篇《十劝郎》鼓励年轻人放弃过番的念头,而转战中国,加入抗战的队伍,“四万万人齐对外”,保卫中华民族,“消灭倭仔庆成功”。

1942年,新加坡本地客家作曲家叶立天(1921-1943年)发表《新加坡河》和《赤道之歌》两首客家山歌。《新加坡河》歌词通过拟人化的新加坡河,见证了侵略者的暴虐和黎民百姓所遭的苦难,进而发出激荡的怒吼并且挣扎及反抗。《赤道之歌》则唱出物价飞涨,工人每天日晒雨淋,工作辛苦,换来的只有卑微的三四角钱,买馒头也吃不饱,是当时社会底层百姓困苦生活的写照。

爱国情怀,关心民间疾苦,看起来很高大上啊。那么,客家山歌又怎么跟黄潮扯上关系了?

到了50年代,本地的游艺场和歌台中涌现出许多唱客家山歌以及演客语戏剧的表演。那么,那时的客家山歌歌坛的具体内容和形式是什么呢?《南洋商报》的一则报道写得十分生动:参加比赛者计有二男三女,均系一时之上选。其歌为对答式,男歌女唱,或女歌男唱,皆随当时情景及对方挑动,而发抒情愫,故无歌词可预告,但歌唱后可纪录而成为极美丽之文学。比赛者虽在台上互相歌唱调情,但台下观众如对此道有兴趣者,亦可起而与台上男女相对答,以增乐趣,亦可藉此表现其天才。

 

很明显看出,当时的客家山歌的内容是“确尽男女间爱恋极致”,形式为男女对答式,没有既定歌词,随当时情景及对方挑动,互相歌唱调情。唱歌的不限于参赛者,台下观众也可以到台上参与男女相对答,“以增乐趣”。

那个年代参加山歌会的客家人多数是普通劳苦大众或初来乍到的过番客,文化修养一般不高,往往借唱歌占女人的便宜。大家一起对唱情歌,嬉戏调侃的热情也不断升温,而情歌内容的尺度也越来越大,甚至有伤风化。例如:

这引起了社会上的反对。在《南洋商报》报道的客家歌坛开坛之后的一周,客属总会于10月21日发表声明,指出:“近有无聊份子竟敢利诱一般客属无知男妇,居然在公众场所设坛赛唱,不伦不类之所谓‘客家山歌’,令人闻之作呕,不寒而栗,其诱奸诲淫,伤风败俗,实有玷污客属名誉,请本会立即设法制止,而挽颓风。”

客属总会认为“此风一长,则廉耻沦丧,世风日下,影响社会非常重大”,于是决定介入,请求各地娱乐场主及有关方面,共同制止对唱活动的举行。

10月25日,“丽的呼声”复函《南洋商报》,对客属总会的决定表示反对,并力挺“正宗客家山歌”。“丽的呼声”认为,真正的客家山歌源于正宗汉剧歌曲,优美动听,绝非伤风败俗,恳请客属总会出面,请有专业音乐艺术素养的人士来演艺正宗客家山歌,让客属人士有幸“得聆真正乡音”。

随后的一个月内,十余所客属会馆纷纷写信声援客属总会,支持抵制山歌对唱活动。山歌歌坛最终关闭。

不仅如此,客家山歌也被扣上了“伤风败俗”的帽子,为人们所不齿。曾任南洋客属总会总务的张远功以及新加坡客属张氏公会现任会长张振兴表示确有此事。张振兴说:“我母亲嘱咐我们留在家里,也不让父亲出去观看唱山歌的活动。”

就这样,客家山歌自六七十年代销声匿迹,长达30多年。

一直到2000年,在新加坡客属各个会馆的发起与推动下,客家山歌才东山再起。客属会馆之所以致力于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落叶归根”和发扬客家文化。

当然,东山再起的客家山歌不会再有当年的情色。现在情况是什么?我9月1日的讲座上给大家介绍介绍。

现在还是回到本篇的主题,50年代的黄潮,后来怎样了?

 

扫黄运动


1953年10月12日,出大事了。

出事地点在牛车水附近的珍珠山下,距离珍珠山警察局只有500米。一名16岁女学生庄玉珍(Chng Geok Tin)住家送粥给住在珍珠巴刹的姨妈,从姨妈家步行回家换校服途中被杀害。所穿的衫裤被撕成碎片,凶徒用她的衣服将她勒死,所戴的金耳环、金项链和金戒指都被抢走。

10月24日,中正分校主办了反黄座谈会,过后出版《抵制黄色文化特辑》来追悼庄玉珍,劝告同学不要看黄色电影,不要带黄色书报道学校等。

中正总校、华侨中学、南侨女中、中华女中等相继响应,编印反黄歌曲、反黄书签、反黄标语、烧毁黄色书刊、在游艺会上表演反黄短剧等。

当时的华校生与英校生几乎生活在各自的群体,反黄运动以华校生为主导,基本上英校生并没有参与这项学生活动。

 

 工人声援学生反黄运动

 

周维介《闲说禁书60年》(《怡和世纪》总第24期)写道,人民行动党(PAP)上台的1958年,首席部长(相当于总理)林有福于10月9日以主宾身份参加华校教团在快乐世界庆祝教师节的新闻。他当天到场时,入口处高挂着“新加坡华校教师团体庆祝教师节大会”的巨幅横条,与某脱衣舞团在快乐世界登台的大型裸女画紧靠一块。裸画与布条“相互辉映”,十分抢眼,面对斯情斯景,林有福十分不满,认为警方应该干涉或取缔这种危害下一代的低俗文化。

林氏在庆典致辞时脱稿表达:“当我步入会场时,我看到会场外的一幅画,使我产生了一种感觉,大家都是教师,大家和我都有儿女,这种图画中的文化,不能算做中华文化,这不配作为文化的文化,对我们的儿女是有害的。我反对,相信大家也会反对。”

之后,林有福政府援引《不良刊物法令》查禁出版社,吊销小报的出版准证等。

 

PAP扫黄


1959年,刚上任的人民行动党(PAP)政府在新加坡大举扫黄,赋予反黄运动新生命。

人民行动党党徽中的“闪电”令人印象深刻。

 

那时的人民行动党雷厉风行。在6月5日宣誓就职后,四天后推出第一波反黄浪潮,吊销八家中英文黄色刊物和一家艳舞团的执照,浪潮一波接着一波,取消了弹子台与电唱机执照,命令广播电台停止播送摇摆乐,不允许在公开场合唱奏流行娱乐及摇摆乐,重新审核已经通过的色情影片,禁止黄色电影进入新加坡,检查酒吧按摩院等。新加坡各界人士纷纷响应人民行动党政府落力打击黄色文化,改造社会风气的努力,配合政府采取实际行动,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本文部分资料取自《从夜暮到黎明》网站http://navalants.blogspot.com/2015/06/blog-post.html)

 

《小娘惹》(2008年)剧照

 

下篇预告:“布衣南渡”系列(4):峇峇娘惹除了会做菜,竟然还会这个?

 

活动预告

“中国民间文艺与新加坡华族文化塑造”
——文化讲座暨新书发布会

9月1日(周六)2:30pm   

中国文化中心(217 Queen Street, S 188548)

主宾: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

新加坡华人祖辈以劳工和渔民为主,他们所能引起共鸣的民间文艺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中国戏曲、南音、山歌、民间故事不但在新加坡传播,也产生了在地糅合,形成“新加坡流派”,并通过新加坡向东南亚和西方传播,甚至向原乡反刍。

独立50多年来,新加坡的国家认同已经建立起来,但是,国族的文化身份仍须重新构筑,在保存从祖籍地继承而来的原生文化的同时,发扬及推动本地衍生文化,民间文艺恰好可以发生作用。

《布衣南渡——中国民间文艺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变迁》一书,38万字,作者许振义,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

本次讲座以此书内容为讨论主线,由许振义主讲,同时请来蔡碧霞(传统艺术中心创办人)、王碧玉(湘灵音乐社副社长)、张振兴(南洋客属总会文娱副主任、丰顺会馆副会长)分别从戏曲、南音、客家山歌三个角度,探讨中国民间文艺在新加坡的创新和传播,从中窥探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布衣南渡》总导言: 

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量华人下南洋,形成移民潮。在历史上,永嘉之祸导致晋室南迁,名门世族大户以及官宦士绅随即南下,称为“衣冠南渡”。十九世纪末中国人下南洋,主体是劳工、农民、渔民,则可称为“布衣南渡”。

 

 

在新加坡华人祖辈中,风行的是以中国民间文艺为载体的俗文化。对他们来说,更能引起共鸣的是民间文艺,例如地方戏曲、民间歌谣(如:南音、山歌)、民间故事等。这些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在新加坡一直发挥着各种社会作用,直至今日。“新加坡眼”推出“布衣南渡”系列,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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