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治精英稳妥地把握住了中国对其在调停中美关系、定性中美关系中的独特分量以及中国对其抱有的期待。

文丨FT中文网专栏作家 王英良

“两会”后，中国最具分量的双边经济外交就是与新加坡就自贸协定达成合作。4月1日，在中国总理李强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共同见证下，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新加坡贸工部部长颜金勇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关于宣布实质性完成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升级后续谈判的谅解备忘录》，确认实质性完成两国自贸协定升级后续谈判。双方团队将继续文本法律审核、翻译等后续工作，履行各自国内程序，尽早签署协定。

回顾历史，早在2008年，中国即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18年，双方签署自贸区升级协定，着重提升贸易便利化、原产地规则、经济技术合作、电子商务等领域规则水平。2020年12月，双方对协定再次升级，启动后续谈判，基于“负面清单”模式推动双方服务贸易和投资进一步自由化。经历多轮次对接，这次两国协定的签署是中国在自贸协定实践中首次采用“负面清单”模式做出服务和投资开放的承诺。双方在原升级协定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承诺水平，新增电信章节，并纳入国民待遇、市场准入、透明度、数字经济等高水平经贸规则。双方还共同确认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开放措施不回撤，以协定方式承诺彼此“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该协定是中国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和实际行动，将有力推动中新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作为中国经济外交的新探索，中国选择与新加坡作为签约对象，这是中新关系升级的一个重要信号。

在疫情放开后，中国的外交着力实现在重点领域的突破。新加坡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疫情以及中美博弈使诸多优势要素进一步向新加坡转移。近期，伦敦金融城公司发布对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竞争力的评估报告后表示，伦敦的综合竞争力得分为60分，高于去年的59分，纽约得分提高了2分，与伦敦持平，新加坡以51分排名第三，法兰克福46分，巴黎43分，东京35分。这样的评价结果显示，新加坡在亚洲已经超越老对手香港，成为亚洲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新加坡取代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最直接的后果是新加坡成为资本的新目的地。目前，这一财富的转移规模是空前的。实际看，新加坡政府下大力气鼓励家族办公室发展，放宽对来自中国的资本的进入监管，其雄心不可谓不大。这种政策使香港特区政府感受到了直接的挑战和压力。

在经济外交上，新加坡不仅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还同美国保持全方位互动与对接。近期，英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谈判在经历了两年的配额和关税讨价还价后结束。目前 CPTPP成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墨西哥、新西兰、新加坡、文莱、智利、马来西亚、秘鲁和越南。中国主动申请加入CPTPP面临着巨大挑战，中国所提的RCEP也在积累影响力，而新加坡则同时加入了这两大区域性经贸协定。这些区域经贸协定有助于新加坡拓展全球经贸关系。新加坡的灵活身份可见一斑。

新加坡另一个独特的角色是政治精英善于利用政治语言在中美两国之间协调游走。由于中美之间政治信任偏弱，在诸多领域，连对话机制也被中断，甚至处于空白状态。然而，中美事务繁杂，相互牵连，各领域的冲突均有可能涉及到新加坡本国利益，这就需要新加坡作为中美沟通的特殊桥梁。诚如李显龙在访华期间指出的，“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也更加显著，在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也更显得重要。这个世界禁不起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冲突”。2022年3月，李显龙提醒美国称，“一旦与中国脱钩，美国会承担巨大的经济成本”。实际看，李显龙在诸多场合扮演的角色是大国行为的评价者、大国冲突的协调人，所阐述的大部分“大道理”均为涉事方可接受的观点。李显龙不失时机地指出：“我认为你们（美国和中国）必须一步一步来，稳定关系，然后逐渐建立信任，逐步向前迈进，这需要时间，也并不容易，而且双方都有政治压力。”

李显龙在专访中形容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好”，并针对已落幕的“两会”表示，“两会”是制定和讨论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场合，而中国领导人在讲话、声明和记者会上已经明确表明了前进的方向。李显龙称，“我们期待中国朝着既定方向前进，保持繁荣，并继续与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与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国家发展良好的互惠互利关系。”实际看，新加坡一直力求在中美之间取得平衡，并回避“选边站”。此前的2019年，新加坡新外长王瑞杰表示，新加坡采取“中立”立场，但可能会在中美交锋过程中受到潜在的波及。中国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而美国是新加坡的关键盟友和投资方。王瑞杰强调，新加坡作为一个小的开放经济体，必须准备好应对全球环境的变化。目前看，新加坡这一立场也基本没有明显的变化。

未来看，新加坡将在中美关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有几点：其一，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为主体的独立主权国家，并不会因为其与中国的渊源而有所偏袒，相反，无论在贸易还是投资上，新加坡政府均希望从中国获得市场、资本转移等最大面的利益，这从与香港的竞争和对家族办公室的鼓励就可以看出，新加坡需要中国资本流入。新加坡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会努力在金融上夯实对香港的赶超，在科技领域实现对台湾地区的赶超。

其二，新加坡政治精英稳妥地把握住了中国政府对其在调停中美关系中的独特分量以及中国对其抱有的期待。新加坡完全可以在中美两头周旋，这不仅表现在香格里拉会晤等场合，还表现为李显龙等政治精英经常发表对中美关系看似“中立”的评价，博得中美对其的好感。

其三，新加坡政府在安保方面更加信任美国。由于其特殊的地缘位置和经济影响力，新加坡在响应美国印太战略、“非法、不报告和无管制（IUU）捕捞”等美国力图影响中国地缘安全的事项上，整体看比较配合美国，而中国的安全要素尚未拓展至中南半岛以南，新加坡需要充分利用美国的安全优势力量，维护己方利益。

其四，新加坡有攫取东盟领导权的趋势。基于新加坡的经济体量、国内经济治理模式以及在全球多边外交中的独特分量，新加坡有望成为东盟国家实质性的领袖，这是中美均不能忽视的即将是“现实”的现实。

其五，新加坡对本国发展的独特定位注定了其必须从大国身上获取优质资源，以维持自身地位。如李显龙这次访华时所言，新加坡积极成为中国在东南亚投资的“桥头堡”，对新加坡而言，最重要的是获取中国的资本，扩大新加坡企业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而针对美国，新加坡要思考如何从美国获得不断的安全保障、先进的军工武器，并拓展与美国的关系，以之作为“楔子”，索价与中国的关系，如此多维的获利是新加坡发展的必由之路。新加坡力图走出一条不同于中国与美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即兼备威权主义、法治、西式民主样式的新发展模式。两届美国主导的民主峰会，新加坡均未参与，这也代表了新加坡外交的某种立场。

实际看，地理小国存在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是三个国家，即欧洲的瑞士、宗教国家梵蒂冈以及新加坡。瑞士主要因其在欧陆的争霸战争中长期以“中立”地位自居，以享誉全球的金融中心而闻名；梵蒂冈主要以宗教中心（罗马天主教大本营）闻名；新加坡日益以其金融地位和独特的外交政策而闻名。基于国家利益，新加坡会充分利用己方优势，并将利用与大国的特殊关系、国际规范、冲突等扩大本国的权势，尽最大可能地以安全和法治吸引全球资本的输入，成为新的“离岸金融中心”，并在貌似中立的外交政策下，成为大国竞相拉拢的对象。这就需要新加坡的政治领导人奉行犹如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梅特涅那样的精于平衡路线的外交政策。现实看，新加坡确实玩的很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