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这期内容我想和大家重提一下两位我们的老熟人：王懿和王伟恒。

之所以要重提他们，是因为我最近在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上看到了一篇让我觉得不太舒服的文章。在这篇题为《“润”学代表王懿和王伟恒》的评论文章中，《联合早报》的编辑系统性地整理了一番二王的生平，并在整理过程中多次提及我们中国网友对他们的看法，以及目前他们这类润人还有他们所象征的“润学”目前在中国舆论场的名声风评。

如果单看标题和前面90%的篇幅的话，我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篇对中国的主流舆论生态观察得足够细致、将当代中国网友的心声反映得相对客观的评论文章。虽然它基本上是对我们网友留言的照本宣科，但能以如此实在的笔触来刻画我们中国网友对于二王的看法，对于一家外国媒体来说，这已经算是相当难能可贵了。

但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说这是一篇看完之后让我觉得不太舒服的文章了。《联合早报》这家新媒一贯报道风格，只要是熟悉的同志和朋友应该都知道，但凡是在涉华议题上，他们要是不夹带点私货那是不可能的。

这次这篇《“润”学代表王懿和王伟恒》其实也一样，只不过《联合早报》这回学聪明了，虽然还是会夹带私货，但夹得没有明目张胆了，而且还把私货小心翼翼地夹到了文章的最后几段里头。如果没有耐心看到最后的话，一般的中文读者基本上是发现不了的。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对《联合早报》这篇半阴不阳的所谓评论文章的反感，我在这里将它夹带的私货节选了出来，大家可以自行感受一下：

“去年，在中国防疫政策下，和英文单词‘run’一样拼写的汉字‘润’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有了跑路、开溜、移民海外的意思。另据伦敦投资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中国今年预计有1.35万身价超过百万美元的高资产人士移居海外，较去年增加25%。知乎上也出现了一些给普通人的移民教程，例如《一篇送给穷人们的润学移民教程》。”

“王伟恒和王懿的故事恰好都在过去两周‘火’了，这引发中国网民对于‘润学’的议论。一些舆论也认为，两人的经历是最好的劝退，给心心念念希望‘润’出国的人浇了一盆冷水。在中国经济复苏乏力、青年失业率攀升的环境下，王伟恒和王懿的遭遇成了不少网民的安慰剂。不过，一轮调侃和冷嘲热讽后，很多现实不会改变，生活也还要继续。”

大家读出来《联合早报》这篇文章的恶毒之处了吗？没读出来的话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说白了其实就三点。

1、阴阳怪气我们的防疫政策，通过对它的解构来为润人润走他乡的行为赋予某种行为的合理性。

2、强调润人在中国不是少数，不光是二王这样的穷人，很多富人其实也想着润。

3、二王的事迹之所以会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引起热议，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中国的大环境变差了，中国网民心里头都有怨气，需要找一个发泄的对象。润走他乡却又混得穷困潦倒的二王，正好就为中国网民提供了一个宣泄情绪的绝佳出口。尽管这一通发泄完后其实并不会对中国大环境的改善起到丝毫帮助。

不要以为《联合早报》在评论二王润走他乡这件事情上和我们有什么共情心理，从本质上讲，他们非但不会对这种行为加以批判，甚至还是相当支持的。因为新加坡说到底不也一个是由中国润人组建的、靠着中国润人发家的移民国家吗？他们怎么可能会否定二王润人行为的根本合理性呢？这不就相当于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了吗？

但你要说他们有多同情二王吧，这倒也没有。我们看不起王懿和王伟恒，《联合早报》其实也看不起，但我们的看不起是因为反感他们的颠倒黑白和是非不分；而《联合早报》的看不起没有那么复杂，说穿了就是鄙视他们的穷困潦倒和皮包骨头而已。

设想一下，如果二王是身怀百万美元的所谓高资产人士，而且他们润走他乡的目的地又不是美日，而是新加坡的话，《联合早报》还会花那么多篇幅来详细描述他们在异国的不堪吗？我觉得不会，我觉得《联合早报》会非常识相地把这些关键信息避开不谈，否则要是吓到了那些正准备卷铺盖润到新加坡去的中国富人，那损失可就大了。

作为一家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对二王的心情复杂我能看得出来。他们欢迎中国的润人，但他们只欢迎有钱的中国润人。他们的文章得往这种角度去引导，一方面要阻挠没钱的中国润人跑出来，尤其不要跑到他们这儿来；而另一方面又得让那些有钱的中国人感受到他们的宾至如归。这种操作其实是很有难度的，这种文章写不好你不光做不到去芜存菁，而且还有可能会把两边都给得罪了。

这篇文章大家现在看不到了，因为《联合早报》已经把它给删了

我不知道润人们对于《联合早报》这篇文章是怎么看的，但很显然，它成功地招致了我这个中国网民的反感。你说你们要对润人搞分类筛选也就罢了，这事我们不拦着，可你们有事没事干嘛非得膈应一下我们广大中国网民呢？我们对二王事迹的热议到底是碍着你们《联合早报》哪只眼睛了？以至于你们要这么恶毒地把我们对二王的嬉笑怒骂和冷嘲热讽跟中国的大环境联系起来？扯得上吗？

要我说，扯不上。因为不管中国现在的大环境，尤其是经济大环境，相比疫情之前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这都不会妨碍我们对这帮润人的嗤之以鼻。也不管他们贫穷还是富有，在瞧不起这帮润人的这道基本命题上，我们中国网民都是一视同仁的。

但是我们瞧不起他们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对他们心怀恶意，就算我们对他们心存反感，这种反感的烈度也远远不及他们对我们的莫名憎恨。恰恰相反，我觉得很多对二王横眉冷对的中国网民对他们非但不憎恨，反而还心怀同情，尽管他们曾经说过那么多伤害我们的话。

《联合早报》理解不了，又或者干脆就是不愿意理解我们对二王的热议背后的深层含义。他们自以为是地将其解构为“调侃”，但我觉得那绝非只是简单的调侃，我觉得那是一种表现形式比较另类的温良。一种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心领神会的、哪怕是长得像中国人的人也理解不了的高贵品质。

从8月23日，也就是润去日本的前大象公会成员王懿（Akid）的忌日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差不多3个星期了，算下来3个头七都过完了。国内社交媒体上关于王懿之死的讨论热度也逐渐降了下来，好多国内网友在将王懿生前在网络上留下的暴论小心翼翼地制成电子标本的同时，也不忘把自己赛博吃瓜的热情转移到其他一些个被戏称为“电子宠物”的润人殖子的身上，比如我本人也时常在抖音直播中拿来调侃的、因为“甜甜圈”事件而意外走红国内社交媒体的美国走线润人、被大家尊称为“王哥”的王伟恒。

相比因为吃不上饭最后活活饿死在日本的王懿，目前正在美国的大街上体验“街溜子”生活的王伟恒的处境还是要好一些的。虽然他也是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而且还因为购车和看病等支出欠了一屁股债，但就目前来看，王伟恒应该还不至于会被饿死。如果他要是也沦落到了那个份上的话，我估计只要大头鹰的粉丝们在直播间里吼一嗓子，他也会向王伟恒伸出援手的。

助王伟恒就此脱离苦海不至于，但请他吃上一顿甜甜圈应该还是没什么问题的。退一步来说，如果到时候王伟恒要是联系不上大头鹰他们的话，那来我的推特（现在叫X）或者油管账号下面留个言@我一声也行，我要是看到了也会管王伟恒一顿饱饭的。甜甜圈不一定有，但只要“王哥”开口了，我的饭馆那肯定是蛋散和粉肠管够。

其实不光是王伟恒，哪怕是王懿这种人，她生前要是打从我的饭店门前路过，即便是在知道了她的为人、她说过的那些恶毒的话，还有她干过的那些腌臜的事的情况下，我估计我大概率还是会管她一顿饱饭的。草莓不一定有，但冬瓜排骨汤随便喝，如果烧味档那儿还有剩下的烧鹅没来得及卖出去的话，我还会斩个后庄过来给她送饭。

我没想挣她的钱，也不奢望她因为一顿便饭就改变自己多年来扭曲的意识形态从而变成一个正常人了，我只是单纯看不下去有人饿死在我眼巴前而已。

民以食为天，吃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头，那是有着超越一切宏大叙事的至高地位的。也正因此，很多开饭馆的中国人往往是抱着一种多少有些类似于悬壶济世的医者心态在经营自己这摊人间烟火的。医生不管病人是谁，只要受伤了就会帮他/她治疗；开饭馆的也不管眼前的饿死鬼是谁，只要他/她真是饥肠辘辘了，怎么着都会管他/她一顿饭吃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这么做不是为了要渡他们，而恰恰是在渡我们自己。我们在关键时候向这帮人伸出的援手是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为什么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成为这样的人？

我们和他们不一样，我们知道温良恭俭让为何物，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和我们身为中国人的教养不会让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饿死在我们眼前。就算他们真的大限将至了，我们肯定也会想方设法让他们当个饱死鬼的。

西方人的墓地可不兴烧香摆饭这一说，要是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和欧洲当了游魂野鬼，那估计到时候连供品都没得偷吃。生前就时时忍饥，总要因为害怕被警察和移民局的人抓进去捡肥皂而提心吊胆；死后还常常挨饿，还得担心因为牛头马面和黑白无常的突然袭击而胆战心惊。

这可就太惨了，不光是我，我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在看到之后都很难无动于衷。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会想办法给他们投喂一口吃的，不管他们以后的宿命如何，至少别让这帮人饿死在我们面前吧。

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行为并不只是出于对弱者的怜悯，为这种行为提供了更多动力的，我想其实还是我们身为中国人的那颗温良心，无论是穷是达。

《觉醒年代》中的辜鸿铭曾经和他的学生们解释过“温良”这个概念，他说这是一种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深刻体会的概念，是一种只存在于我们中国人的身上的，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的、难以言喻的东西。它不是温顺，更不是懦弱，它是一种力量。

如果没有这种力量的驱动，而单纯只是出于吃瓜看乐子的话，我不觉得二王的生前身后事能在我们的社会上引发如此舆论涟漪。思想比他们反动、处境比他们更落魄、下场比他们更悲惨的坏人恶人蠢人妄人多了去了，为什么最后只有他们的话题能在中国网民中间引起如此之高的关注度呢？

因为他们是真的吃不上饭了。对于就连逢人见面都得用“吃了吗？”来打招呼的中国人来说，这几乎是一种无法视而不见的惨状，因为这种惨状直接撩拨了我们这个民族记忆深处那根最不忍再触碰的心弦。中国人有一个谁也不会经常说，但实则谁都默认的政治正确：那就是无论一个人再怎么罪大恶极，他/她在行将就木之前也是有权利吃上一顿好饭的。除了他/她自己的心魔之外，但凡是在散发着我们中国人的烟火气的地方，这个世间都不会有任何罪孽能阻挡他/她去讨一顿饱饭吃。

这就是我们身为中国人的温良。你们生前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情，我们会鄙视你们憎恶你们；你们到死也不肯承认你们做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情，我们也会批判你们嘲讽你们。但如果你们在临死之前还饿着肚子，而这种境况又被我们给注意到了，那我们还是会喂你们一顿饱饭的。投喂过程中我们可能依然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好感，甚至嘴上还会继续批判你们的不是，但是我们会把饭端到你们的眼前，喂进你们的嘴里，看着你们把饭吃进肚子里。

我们对你们没有任何好感，你们的执迷不悟和自轻自贱只会换来我们的横眉冷对。但是我们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死在我们的面前，更别说是饿死这种对我们而言极具羞辱意味的死法了。我们只管你们吃饱，吃饱之后你们要是还想不开，那你们可以上别的地方接着死去。只要别死在我们眼前，只要不是以饿死这种死法，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你们愿意在哪儿糟践自己那是你们的事，我们不会同情你们，更不会拦着你们。

温良不是对已经过世的王懿恶毒诅咒中国的歇斯底里的仇将恩报，那是温顺；温良也不是对仍然健在的王伟恒无耻跪舔美国的曲意逢迎的以德报怨，那是懦弱。温良仅仅只是当饥肠辘辘、皮包骨头的他们快要饿死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喂给他们的一顿饱饭，好让他们可以不死在我们的眼前，仅此而已。

不管他们是生前还是死后，如果他们无法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无法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应有的惩罚，那么无论我们的舆论要对他们如何冷嘲热讽，那都是他们，还有那些同情他们、共情他们的人所必须承受的代价。

我认同《觉醒年代》剧中辜鸿铭对“温良”一词的定义，尤其是那句“温良是一种力量”。既然是力量，那就应该体现出起码的力量感来。按照我的理解，这种力量感的来源之一，正是我们中国人为人处世的一大行为准则：以德报德，以直报怨。

所以，无论我们是骂二王也好，还是喂他们也罢，我认为二者从根本上来说其实并不矛盾，因为这两种行为说到底其实也不过是“以直报怨”这一行为准则的一体两面而已。它们只是在表面上看似对立，底层逻辑实则是统一的。

这是一种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心领神会的思辨哲学。事实证明，除了我们中国人之外，这种道理拎出去跟谁说都不好使，无论是日本人、美国人，还是长得很像中国人的新加坡人。

《联合早报》为我们感慨，他们觉得我们要是没了王懿和王伟恒这俩“电子宠物”的话，当代中国人在网络上甚至连个可以发泄胸中郁闷的出口都没有。

我替《联合早报》悲哀，因为他们甚至都无法直视和承认自己对中国的反感。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联合早报》这帮境外的中文媒体甚至还不如王懿和王伟恒，至少他们对我们的消极情绪是直接而清晰的，他们不会也不稀罕藏着掖着。而且他们的身上还有着一股倔劲，知道自己不爱在中国待着了就真的切断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了，这是明明早就把屁股坐到了美国那边，却还把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新加坡所不具备的，甚至连想都不敢想一下的品质。

这期内容的标题我本来是想拟成《新加坡媒体要有点数，我们如何评价二王，轮得到你报中王懿置喙吗？》的，但是文案码到最后我改观了，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不配。不是王懿不配，而是《联合早报》不配。

还是叫报中龙应台吧，我觉得贴合度更高一点。龙应台的身家肯定比王懿和王伟恒加起来的都高多了，《联合早报》相比也会更喜欢这根高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