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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住房制度,我们学得了吗?

  如李光耀所言,“人人拥有住房,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捍卫国家是自己的责任。”

  近期,我国重点城市的主政者,都在为如何控制房价烦恼。因为,即便全款购房,也挡不住置业热情,不得不祭出政策空间逼仄的“摇号”。日前,笔者参加一个研讨会,与会者再次谈起“学习新加坡”。事实上,向新加坡这个中华文化色彩浓厚的国家取经,并不是新现象。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四小龙太震撼,驱使国内考察团一拨接一拨,对新加坡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

  目前,新加坡90%的人拥有住房、人均住房面积超过30平米,年轻人进入社会2-3年内就可以买套房。每个社区都很漂亮,附近的学校质量都是一样的,每个社区400米内都要建一个公园。很难想像,70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人口密度(7697人/平方公里)全球第一,每年都向全球引进人才(我国一些文艺界名人也是新加坡公民),居然有如此骄人的住房成就。

  谈起新加坡的公共管理政策,就不能不提“组屋”,这被认为是新加坡伟大住房成就的基石。目前,新加坡有600万居民,80%的人住在组屋中。组屋是政府提供的低价商品房,也是保障房。借助低价征地、低息贷款、中央公积金,大多数居民的住房诉求都能满足。即便是对于20%的最低收入人群,政府可提供房价70%-75%的补贴,其余的可申请30年期的低息贷款。

  为何新加坡采取近乎完全保障的模式?这要从新加坡建国说起。二战以后“去殖民化”运动中,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本来要加入马来西亚成为一个邦,但是,新加坡很独特,它是英国长期开拓的一个横贯东西方的国际港口,75%的人口是下南洋的华人,经济发达,李光耀要求平等,这与周边穆斯林国家的特色、治理模式、认同等完全不同,新加坡走上独立之路。

  向来,华人社会不怎么认同离乡背井、定居海外。二战后,新中国汲取现代知识,向海外华侨寻求协助。身份认同的驱使下,很多爱国华人华侨回到祖国,这对于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是一个挑战。另外,二战后民族主义自豪感崛起,荒草丛生,连淡水都没有的新加坡,别说华人,就连占14%的马来人、9%的印度人、2%的其他人,也有可能用脚投票而一走了之。

  形势严峻,李光耀政府首先要做的是,把人民留住,这是立国之本。用李光耀在1965年新加坡建国时的讲话来说,“我们最珍贵的资产,就是获得人民的信任。”在一个完全是移民组成的多元宗教、文化、语言的国家,要把人民留住,认同这个国家,就必须实现全面融合,将多种族社会打造成多元文化国家。因为,经济混乱可以重回正常,但社会混乱可能就一去不复返了。

  获得身份认同,实现全面融合,每个人都要有一方土地。就如李光耀所言,“人人拥有住房,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捍卫国家是自己的责任。”从1960年新加坡自治时就提出“居者有其屋”。认同和多元融合,也驱使全国700多所学校、公园等公共服务,都要平等分配。为此,威权把土地低价收归国有,银行贷款要低息,任何单位都要强制建立公积金。

  这种独特的体制下,在相当长的发展过程中,房价不允许上涨,也不可能有多大上涨空间。笔者认为,新加坡是个独特的国家,全球难找第二个,新加坡的住房制度也是独特的,其形成有着严格的、多维的历史先决条件,甚至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其城市规划和管理,也意在增加人民的国家主义自豪感。因此,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只能领会其魂,而非学习其形。让人民留下来,这是最该学习的地方,也是当前国内各地功利性人口政策值得反思的地方。

  (李宇嘉 作者系资深地产研究人士)

责任编辑:孙文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