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劲教授[1]
陈宏亚、于艾琳
新加坡在教育领域里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半个多世纪前新马分家之际，新加坡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岛，人口只有200多万，1/3是文盲。如今，新加坡在教育的各个方面看都是世界强国。
PISA是一项由OECD发起的对基础教育进行跨国比较的项目，内容是对15岁学生的阅读、数学、科学素养和运用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进行评价。自2009年新加坡首次参加测试以来，排名一直位居前列：2009年位列第四，2012和2018年位列第二，2015年位列第一。2012年和2018年排名第一的是我国，只有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四个地区的学生参与了测试，这四个地区处于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前列，其结果并不能代表我国整体水平。如果将我国这几个地区的成绩排除在外，新加坡实际上已经连续3届排名第一。IB-DP考试是由国际文凭组织IBO为高中学生设立的大学预科课程。2019年新加坡有2250名学生参加了考试，及格率达96.7%，远远高出世界平均水平(70%)，其中，约32%的考生取得超过40分的好成绩，全球范围内该比例只有7.3%。新加坡高等教育同样出色。新加坡共有6所大学，有2所进入QS全球大学排名前15，分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位列第11)和南洋理工(位列第13)。在该榜单前15名大学里，美国占6所，英国占4所，新加坡和瑞士各2所，我国的清华和北大分别位居第15和第23位。
新加坡取得这样的成绩并不是因为投入大，而是因为效率高。如果把政府和个人对教育的投资加总起来看，新加坡对教育的投入占GDP比重约4.8%，略高于日本(4.3%)，远低于英国(7.3%)、以色列(7.2%)、美国(6.98%)、德国(5.48%)。
这种高效率是在新加坡的超级理性主义的指导下实现的。在人才培养的问题上，新加坡政府非常敏锐地坚持了四个理念：第一，新加坡是个小国，人口才500多万，因此自身的人才培养无法满足社会的高级人才的整体需求，移民政策是重要补充；第二，人的成才需要天资和环境，环境可以改善但天资无法改变，所以要对不同天资禀赋的孩子分流，把资源用到有潜力的孩子身上；第三，新加坡的国家战略是全球化，而英语是唯一全球化的语言，因此要让英语教学成为重中之重；第四，基础教育是民生、刚需，所以由政府来提供，但高端教育是奢侈品，因此由市场来决定供需关系。这些理念的实施给新加坡的教育带来了极高的效率，但其实在很多国家，由于受到平均主义、理想主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等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些看似普通的理念不仅很难实现，有时连讨论都不可以。
吸引人才的移民政策比教育还重要
作为一个科技驱动的知识型社会，新加坡高学历人口的比例非常高。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2015年各国25岁及以上人口中拥有本科及以上的学历的人口占比，新加坡达到28%，远高于美国(20.5%)、英国(17.3%)、日本(17.1%)，德国(13.7%)。但如果我们把这些数据和各国的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入学率来比较 ——新加坡10%，美国17.8%，德国20%，，英国16%，日本15.7%—— 我们就不难发现大约三分之二的新加坡本科及以上的知识工作者都是移民，远远大于其他发达国家。因此我们在看新加坡教育的同时，一定注意它的移民政策。把新加坡建成一个对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人才有巨大吸引力的国家实际是新加坡人才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和其它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一样，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和自然人口增长下降。新加坡本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从1960年的3%下降至1980年的1.2%，目前只有0.3%。为了吸引外来人才，新加坡逐渐放开移民政策，尤其在80年代大幅放宽。1980年至今，新加坡总人口增长327万，本国自然增长仅106万，净移民增加221万，总人口增长量中约近70%来自移民。
李光耀非常重视海外人才吸引，“如果拥有达两亿八千万人口的美国需要吸收外国人才，只有300万人口的新加坡更必须这么做”。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确立了将新加坡打造成“人才之家”的国家战略，依次制定了《外来人才政策》、《人力21 世纪：一个人才都市的远景》等吸引全球人才的移民政策。为了吸引外来人才来新加坡定居，新加坡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为外来人才提供高薪和住房，外来人才的子女可以选择就读各式各样的国际学校，新加坡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为0％～22％，为全球较低水平。
根据新加坡2010年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移民至新加坡的人口中，70%只接受过初级教育，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只要3%；在1960年至1980年移民至新加坡的人口中，只接受过初级教育的下降至37%，拥有大学学历的上升至13%；1980年以后移民至新加坡的人口中，36%拥有大学学历。
新加坡针对不同类型的工作移民发放三种工作签证：EP签证主要面向高级管理人才或专业技术人才，月薪在至少 3600新币；SP签证主要面向中级技术人才，月薪在2200新元以上；WP是国际劳工就业准证，属于最低级别准证，申请者没有最低薪水要求，也没有学历等要求，持有EP和SP工作签证的移民，相对容易成为永久居民，而WP持有者通常没有权利申请永久居留权。
因材施教，用分流来提高教育效率
新加坡教育部于1979年发布了重要报告《吴庆瑞报告书》，该报告是新加坡教育史上的分水岭，它不仅确立了以英文为第一语文的双语政策，还提出教育分流的建议，报告认为以单一体系教育能力参差不一的学生是教育制度的缺陷，还会造成大量教育资源损耗，教育应根据学生学习能力因材施教，采取分流制度。李光耀回忆录到“进入80年代，为了不再浪费教育资源，我们认清了一个事实：儿童的智力是不同的，分上中下三等。儿童智力虽然不同，却都有学习能力，我们必须改良教学方法，尽量适应每个人的长短处，挖掘每个人的潜能。我们随即在小学和中学实行分流制度用不同课程来让不同能力的学生学习”。
新加坡教育的第一次分流发生在小学，这一分流制度争议最大并历经多次改革。1981年开始，所有新加坡小学生都要在三年级末举行第一次分流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和前三年综合表现将学生分为三类——普通双语课程、延长双语课程以及单语课程，学生比例大致为82%、13%和5%。第一类学生学习两种语文，再读3年即可小学毕业，即小学学制是6年；第二类学生也学习两种语文，但要再读5年才能小学毕业，相当于小学学制是8年；第三类学生只要求通晓英文，再读5年完成小学学业，小学学制也是8年。
1991年新加坡对小学第一次分流机制进行了调整，小学学制统一为6年，分流点从三年级末延后至四年级末，仍然划分为从高到低三个层次，EM1、EM2、和 EM3，三个层级的学生比例分别为18%、73%和9%。EM1学生英文和母语均为第一语文，EM2学生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EM3学生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熟练口语。2004年，新加坡将EM1和EM2学生合并，保留EM3，这样EM2的学生也可以像EM1的学生一样学习高级母语。
2008年，小学第一次分流制再次迎来重大改革，原先是将学生分流到不同班级进行学习，改革后则根据科目进行分班，英语、母语、数学、科学每个学科都设置标准和基础两种水平，母语多设置一个高级水平，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上不同课程，例如一个学生可以上英语、数学标准课以及母语、科学基础课。这种科目分班制给学生提供了更多选择，可以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潜能强项，在优势科目上延伸学习，避免一刀切的方式。
第二次分流发生于小学毕业后，制度变化不大。所有小六学生在毕业前都要参加PSLE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分别进入快捷班、普通学术班和普通工艺班。快捷班毕业后参加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水准考试(简称GCE’O’ Level)，普通学术班和普通工艺班毕业后先参加GCE ‘N’ Level考试，成绩好的才有资格参加GCE ‘O’ Level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则进入工艺教育学院为就业做准备。
所有完成中学教育的学生根据GCE ‘O’ Level分别进入初级学院、理工学院或工艺教育学院继续学习。初级学院和理工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均可参加GCE ‘A’ Level考试，通过后方可进入大学。此外，新加坡教育部会从快捷班中挑选出前1%的最优秀人才进入直通车计划，这1%的顶尖学生在完成6年学习后就可参加GCE ‘A’ Level考试，通过后即可进入大学，无需进行初级中学的学习。
全球化定位使英文教育成为国策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以英语为第一语文，每个国民须通力掌握，各民族母语为第二语文，由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掌握从基本到高级不同层次的水平。从全球范围看，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官方语言的国家并不罕见，例如瑞士有四种官方语言，卢森堡有三种官方语言，瑞士、卢森堡的多语环境是政府基于尊重的原则，将不同种族的语言确立为官方语言，现实中每个地区都以本区语言为第一语言，除政府文件、公共标志以多语呈现外，居民日常沟通交流基本由所在语区语言完成。
新加坡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地并没有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这种双语政策，是李光耀先生为寻求经济发展和平衡民族矛盾的决定。李光耀很早就意识到，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国家，无论使用华语、马来语或泰米尔语都很难生存，很难使新加坡从该区域脱颖而出。而英语是唯一的一个全球化的语言。同样重要的是，选择英语作为第一语言，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具备优势，大家起点一致，更为公平，在情感上也更加中立。各族群以自身母语作为第二语文也是必要的，因为掌握母语可以帮助寻找文化归属感，建立文化自信。
在语言政策的推行上，李光耀显得非常有耐心，他深知语文问题就是政治问题，非常敏感，不能强推，只有等到绝大多数家长都选择将英文作为第一语文方能水到渠成。在此之前，李光耀选择让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共存，具体做法是一方面为英校引进华文、马来文和泰米尔文三大母语教育，另一方面为华语，马来语、泰米尔语的学校引入英语教育。到上世纪80年代，李光耀发现，由于英文的实用价值，越来越多的家长将孩子送进英校学习。以华校为例，1959年，小学入华校的比例占47%，1978降到10%，1983年只有0.7%。于是，新加坡于1983年宣布全国小学将在1987年统一语文源流，不再区分英校、华校、马来学校和印度校，全国学校都以英语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
从提出构想到从法律上予以确认，新加坡双语政策历时22年，此后虽仍有调整，但核心理念不变。双语政策不仅化解了新加坡潜在的民族冲突，打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还让新加坡从经济上获得了巨大收益。在经济起步时期，新加坡通过英语建立了与欧美国家的经济联系，中国市场的开放让新加坡再次凭借语言优势与中国建立紧密联系，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基础教育是刚需，由政府提供；高端教育是奢侈品，有市场提供
新加坡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6年小学教育(primary)，4至5年中学教育(econdary)，相当于我国初中，2年初级学院教育(Junior college)，相当于我国高中，以及中等后教育，包括工艺学院(ITE)、理工学院(polytechnics)和大学。
新加坡人口约568万，其中新加坡公民约352万，永久居民52万，此外还有164万非常住人口。在中小学阶段，由政府和市场分别为这三种不同身份的居民提供教育服务。
公立中小学主要面向新加坡公民，学费几乎免费：小学学费全免，中学每年学费60新元，初级学院每年学费72新元。新加坡公民享有优先入学权，永久居民和国际学生想要入读公立中小学，必须通过AEIS考试方有可能，而且收费比新加坡公民高出很多，永久居民若要就读公立小学，学费每年约2460新元，国际学生(非常住人口)则需要6000~9000新元。
新加坡设有众多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私立学校与公立中小学同步，采用新加坡教育部规定的教材，学费比公立中小学贵很多，永久居民入读私立中小学的学费每年在1万新元左右，国际学生则要2万左右。显然，这些学校的建立是为了满足对公立教育不满意的家长和学生。国际学校通常开设IB、AP等国际课程，入学门槛比私立学校更高，申请者必须通过入学考试和面试，才有机会被录取，相应的学费也更贵。新加坡公民、永久居民和国际学生都可以选择就读私立或国际学校。
如果说中小学教育是民生基础，新加坡显然认为中等后教育应该更为市场化。即便是新加坡公民，中等后教育的学费也明显提高，公立工艺教育学院的学费每年约6000新元，公立理工学院约8700新元，公立大学约1.1至1.6万元。这种市场化的倾向使该阶段新加坡公民和非公民之间的学费差距明显缩小，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为例，新加坡公民每年的学费约1.1万，永久居民约1.7万，国际学生约3万。而且，无论是新加坡公民还是非公民，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都可以得到政府约70%的学费资助，区别在于，新加坡公民可以自动获得，无需申请；非公民则需要申请，同时必须签署协议，承诺毕业至少在新加坡工作3年。
小结
新加坡的超级理性主义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政府有清醒的意识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处理任何事情都是在有限资源下的收益最大化过程。这正是现代经济学的最简单定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加坡可能是全球范围内经济思维最发达的国家。
[1] 刘劲是长江商学院教授、副院长，陈宏亚和于艾琳是长江商学院投资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是系列研究“新加坡模式”的第七篇。“新加坡模式”是在长江商学院—新加坡管理大学东盟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完成的对新加坡政府、经济、商业中独特管理模式的系统性研究，旨在总结经验，为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开放提供借鉴。本系列研究由刘劲教授主导，其中观点和内容仅代表个人意见，与资助机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