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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当新加坡政府提出“智慧国”计划的概念时，它是全球首个举全国之力，并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智慧城市的宏伟计划。在智慧国的规划和实施方面，新加坡的很多想法和做法都曾让人眼前一亮。

但是在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讲上，李显龙总理却坦承，虽然新加坡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条件，智慧国计划的许多领域都落后于其他国家。李总理在演讲中特别关注学前教育、糖尿病和智慧国这三大长远议题，其中又以智慧国为重。

为什么本应引领世界潮流的智慧国计划，却并没有如预期的成功？这个看似悖论的结论，恰恰说明了新加坡未来需要在智慧国方面予以高度重视的关键问题，即智慧国建设需要逆向思维。

智慧国计划旨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去便利和改善人们的工作、生活和休闲，它是所有尖端信息技术应用的集大成。同第一代的办公自动化、第二代的电子政务相比，以社交媒体、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智慧城市，看似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延续，却使这个领域的“游戏规则”发生了深刻转型。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在2000年代初，许多西方国家的观察家信誓旦旦地认为，中国不可能发展电子商务，因为中国没有普及信用卡，也缺少必要的信息基础设施。但是，现在中国发展迅猛的电子商务却说明，它完全有可能绕过信用卡并成功实现大逆转。

在电子支付领域，中国正在发生悄悄的革命，连卖水果的地摊大妈都普遍使用二维码，让许多过去领先的西方国家情何以堪？

数字治理领域的巨变意味着过去的先发优势，正在逐渐转为后发优势。许多国家前期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巨额基础设施投资，正在转变为危险的沉没成本，就像鸡肋一样丢之可惜，食之无味。

这些巨额投入及其所产生的思想认识，都使决策者倾向于基于既有投资去设计和实施项目，并可能因此而贻误发展契机。这使这些国家的冒险精神远不如后来者，因为后来者面临绝地逢生的机会窗，并没有任何思想包袱。

按照电子政务的线性发展规律，会先后经历信息公开、在线服务、互动交流、一体化整合等阶段。但是，后发国家完全可以实现跃迁式发展，而不必按部就班地因循守旧。以中国大数据技术应用领先的城市为例，偏安西南的贵阳是让人难以想象的例子。贵阳同沿海发达城市相比，既没有财力也缺少人力，但是却独树一帜地引领中国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前沿。

新加坡的规模较小，居住又非常集中，且民众使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比率位居世界前列。按理说，新加坡应该最有优势发展电子支付，在公共安全和电子商务领域也会有很大潜力。但是发达的物流和便利的购物环境，让电子商务一直难以发展。支付渠道各种各样，但却难以统一，不仅让商家头疼不已，也让消费者叫苦不迭。

在过去，政府统一的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停车系统、政府网站SingPass等都可以畅行无阻，为什么在智慧国计划方面却不得要领？究其原因，智慧国的“玩法”彻底变了，政府不再是唱戏的主角，企业才是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关键力量。

以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为例，他们抓住“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发展契机，为各地政府提供琳琅满目的移动城市服务解决方案，不仅弥补了地方政府的短板，也为其数字服务的标准化提供了渗透机会。在市场竞争与寡头垄断之间、标准化与本地化之间需要微妙的权衡，以便为电子支付和其他领域的智慧国计划提供强力支持。

这种论断并不是说政府不再是智慧国计划的主力军，而是说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比如，新加坡的各个政府部门和其他组织都在收集大量数据，但是这些海量数据却并没有很好的整合、利用和再开发。

以新加坡开放数据平台所公开的大量数据为例，对于期望开放利用的企业和个人来说，可能并不那么友好和深具吸引力，因为各个部门所提供的数据无法对接和互联。大数据技术的要义在于数据是互联的，而跨部门协同在其中居于关键地位。

在这方面，跨部门整合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恰如过去“一条蛇”和“一块草皮”的故事，可能十几个部门参与其中，相互之间却没有很好的沟通、信息共享和联动，致使本可以轻松解决的问题却面临无解的尴尬。就此而言，整体政府的理念仍然有必要真正贯彻落实，以便为智慧国计划的加速推行奠定制度基础。

（作者：马亮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文章以标题“智慧国计划需要逆向思维”首发于《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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